晨早閱報，看完頭條後，想起日前翻過的一本大陸電子書孫歌著《從那霸到上海-在臨界狀態中生活》，對港人或有參考的作用。
以下轉載作者的〈代序〉。近7,000字，本欲摘錄，方便一眼看完。但如今強調原創，決一字不易，包括標點。原文簡體，以下用MS Word轉爲繁體。事後未逐字審閱，不排除有個別詞語轉得不恰當。）
我看到的電子版未註明原出版者。Google後得知，紙書今年5月由北京聯合出版公司出版，作者是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特聘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作者自稱“思想史研究者”。看其取材和接觸面，應專長東亞三國。
〈代序-臨界的意義〉（2016年8月北京）
本書是我近幾年寫作的部分評論文章的結集。
由於研究物件的原因，我幾乎每年都要在日本和韓國出入。在2011年3月11日東日本大地震和其後福島核電站核洩漏事故之後，我也得以在日本生活一段時期，近距離地感受了日本社會在災難之後最初的反應。
災難是人類唯恐避之不及的可怕事件。但是，在災難中付出昂貴代價的人類，同時也獲得了一個殘酷的機會，得以省查自己所生存的環境。那些平時被有意或者無意地遮蔽起來的真實狀況，只有在災難突然降臨時，才會突然展示它的樣態。沒有人喜歡災難，思想史研究者也是一樣。然而當災難發生的時候，思想史研究者有一份責任，就是觀察和分析“正常社會”在突然降臨的災難中不得已撕去外包裝時的真實機制。
2011年，我不期然地受到了這樣的訓練。借助於福島核洩漏事故的後續效應，我觀察到了日本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也觀察到了日本國家體制的真實操作機制。當然，最直接的收穫是借助於雨後春筍般佔領了各個大小書店的核問題出版物專架， 我找到了一些很有說服力的專業書籍，初步瞭解了核電站與核事故對人們日常生活的影響，並且瞭解到一個基本事實：對於核電開發的投資和對於核廢料處理的投資的嚴重不均衡， 使得核電站即使在正常運轉的時候也是一個沒有修建廁所的高級公寓；所以，對核廢料的處理，一直是以“稀釋”的方式悄悄地把放射性物質重新送回到我們賴以生存的環境之中。在核事故爆發之後，善後處理的龐大開支不能為電力公司帶來盈利，更何況對於核污染的後續調查與研究還會損害公司利益，所以其並無動力對核污染進行規制。即使是在污染最為嚴重的2011年，日本人能夠得到的關於食物和水源污染的資料，也僅僅涵蓋了輻射物中的幾種而已。
在資訊嚴重失衡的狀態下，我在那段日子裡把注意力集中到人們的社會心理層面。本書第一部分的寫作，基本是這一觀察的記錄。人們多麼渴望回歸正常的生活， 哪怕是避重就輕， 甚至是自我欺騙，也是支撐人們活下去的動力。我和日本人一樣，在網上查閱農林水產省每天發佈的污染資訊，購買看上去安全些的食品。在那段日子裡，我真實地體會到了魯迅在《我要騙人》裡描繪的那種沉重的無奈——除了這樣做，還有其他的選擇嗎？
時過境遷，一晃兒五年過去了。五年，對於半衰期要幾百上千年的核輻射物質而言，幾乎不具有任何意義；然而，日本社會卻已經度過了那段危機時刻，如今恢復了平靜。2016年夏天訪問東京， 回國在機場排隊辦理登機手續時， 我很小心地詢問身後一位在日本定居了幾十年的中國人： 現在污染的情況怎麼樣？她幾乎是嗔怒地瞪著我說：“東京有什麼污染，東京很安全！”
我知道自己犯了忌諱。按照2011年檢測的結果，當時東京的污染不是可以忽略的程度，而五年之後即使被稀釋，也不可能消失， 只不過現在已經不再有媒體報導污染狀況，可能也不再有科學家有條件進行監測， 所以， 似乎這個問題不存在了。儘管福島核電站廢墟中的燃料棒如何取出的問題還在被探討中，儘管時不時還有因為管理不善導致放射性污水流入海裡的報導，但社會關注的熱點卻早就轉移了。我不該如此唐突地對一個平靜生活的人提這種冒犯性的問題，這種問題有點像當年魯迅描寫的那個故事：一家人生了孩子，滿月時收穫了前來祝賀者的吉祥話；雖然這些吉祥話不一定實現，但是祝賀者們都得到了感謝；只有一個人，說的是實話：這孩子將來是要死的——於是他被眾人趕走了。
作為生活在霧霾重災區的人，我當然理解那位同胞的心情。人不能曠日持久地生活在非常狀態裡，這需要超人的意志力。其實我與那位同胞沒有什麼兩樣，我雖然寫過討論“常態偏執”的評論， 但自己在現實中也常常偏執於常態。
不過，在平靜的常態之下，日本人並沒有忘記核電的危機。東京以及各地持續進行著的反對核電站恢復運作的群眾示威活動，終於有效拖住了日本各地核電站的運營，使其處於停滯狀態。廢除核電站的呼聲一直存在，與希望推動核電的產業界形成對峙。這可以說是日本戰後屈指可數的民眾意志牽制資本力量的範例。至於福島核電站廢墟的後續效應，目前已經找不到可靠的資訊來源，間或可以從媒體的輕描淡寫中得知，污水還是會時不時地溢出，排放到海裡。科學家們說，低濃度排汙不妨礙人們的生活，很難說他們在撒謊：人們只有在體內積累了一定數量的輻射物之後，生命才會受到威脅——按照科學的邏輯，只要污染程度沒有跨過臨界線，就可以說人是安全的。
在東亞，對於臨界狀態最敏感的，莫過於沖繩人。他們面對著比核污染更嚴峻的威脅，這就是美軍基地對沖繩社會的種種欺淩。 從沖繩女性被性侵、被殺害，到美國軍人在各種刑事犯罪後的逍遙法外；從基地經濟對本地漁業和海產養殖業的破壞，到基地本身對環境造成的污染；沖繩人面對的處境，可以說是日本乃至東北亞最嚴酷的。更有甚者，日本政府對美國的順應態度，使得內閣在沖繩問題上基本採取敷衍了事的態度，沖繩社會一直承受著日本對美妥協的後果，孤獨地堅持。在福島核電事故之後，以此為契機，日本海軍陸戰隊與美軍進一步集結，開始向沖繩轉移； 沖繩社會曠日持久地對抗美軍基地、對抗日本親美政策的鬥爭，也日益常態化。反對普天間基地遷移到邊野古，抗議不斷發生的美軍士兵的性暴力案件，現實生活似乎永遠不肯讓沖繩人安寧，靜坐、示威遊行成為沖繩民眾的日課……
對於沖繩人而言，他們並非希望這樣生活，卻幾乎不得不經常性地生活在臨界線上：一邊是不斷積聚著危機要素的日常，另一邊則是危機爆發時的災難。在臨界線上生活，意味著在常態中保持緊張，在習慣中確認陌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沖繩人錘煉著他們特有的世界感覺與生活理念。
沖繩在東北亞地區應該算是最為“邊緣”的區域。無論在何種意義上，它都無法產生中心意識。然而奇怪的是，我在這個島嶼群裡很難感受到在其他所謂邊緣地區很容易就能察覺到的悲情與不平；同時，一直孤獨地堅持著的沖繩人，並沒有因為與強大的日、 美國家勢力對陣而放棄鬥爭，他們以熱烈而冷靜的態度保衛著自己的家園，以執著的精神克服著不斷產生的內部分歧，並且以極其富於想像力的方式，為人類貢獻著寶貴的思想資源。我曾經專門撰文討論新崎盛暉、川滿信一、岡本惠德等思想家的論述，在他們的視野裡，沖繩是東北亞國際政治的結節點，是人類社會的一個縮影， 它凝縮了歷史時間中最為濃厚的部分， 並重新定義著人類社會的空間感覺。
記得幾年前， 在短期造訪沖繩的時候， 我利用空餘時間去參觀已經成為旅遊景點的沖繩戰時日軍的防守工事、 姬百合慰靈塔等戰爭遺跡。
在旅遊大巴上，我跟當地導遊聊起了沖繩的現狀，我問這位年近半百的女士，沖繩人是否希望獨立？她回答說：這個時機已經錯過了。在美軍剛剛佔領沖繩的時候，有過這樣的時機，但是過去了。現在，討論這種毫無現實性的問題沒有意義。
這位顯然並沒有讀過很多書，也不一定是社會活動家的普通沖繩女性，讓我從心底升起一絲敬意。沖繩社會在半個多世紀的複雜抗爭中，既要面對不公正地對待沖繩的日本政府，面對蹂躪踐踏沖繩民眾人權的美國駐軍，又要面對貪婪地掠奪沖繩資源的日本本土資本勢力，面對沖繩社會內部在物質誘惑中不斷發生的分化和矛盾，然而，沖繩人卻並未把他們的屈辱和憤怒轉化為暴力；在沖繩人的抗爭中，幾乎沒有發生過暴力性事件。所有的抗議集會都以和平的方式進行， 並且越來越成為抗議者之間建立共識和情感的契機。或許，這位中年導遊提供了理解沖繩人行動模式的線索之一， 那就是在日常性臨界感覺中錘煉出的民眾政治意識。
近幾年，沖繩的社會活動家越來越主動地與沖繩以外的地區建立交流關係，我常常聽聞他們到東京等地參加各種學術活動和集會的消息，並且聽說在2015年夏天，東京國會議事堂前反對安倍晉三修憲的抗議人群，同時發出了支援沖繩驅除美軍基地的呼聲。沖繩人與日本本土的有識之士，正在形成更為緊密的連帶關係。
旅日韓國詩人李靜和，在2006年到2008年間主持了一個由沖繩和日本內地的藝術家為主的項目，名為“走向‘亞洲·政治·藝術’的未來”。在這個為時三年的項目裡，沖繩與日本內地的八位前衛美術家、表演藝術家、音樂家等，貢獻了他們的作品，並拍攝為DVD；十二位元文學、藝術評論家對這些作品進行了討論和詮釋。 這個精心設計的集體創作成果，在2009年由岩波書店結集出版， 書名為《殘傷之音》。全書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是評論家們的文字討論，第二部分是附在書後的DVD，收藏了藝術家們的表演實況和作品錄影。
這部書很特別，特別之處在於它具有極強的內在張力。藝術家們的表演、攝影、繪畫和音樂，採用的都是全新的形式，但它們都遠遠超出了“前衛藝術”的範疇。這是生與死的對話，是極限狀態下持續堅持的生命體驗，是超越了形式的藝術表達。沖繩半個多世紀的苦難史，被藝術家們哀而不傷、怨而不怒的表達方式體現得淋漓盡致；而沖繩凝聚的亞洲歷史，也由此開放了它自身。
李靜和為此書撰寫了精彩的獻辭，並與作曲家高橋悠治進行了一次十分耐讀的對談。這個對談名為《不讓死本身死亡》 ，而這個沉重的題目所依賴的媒介就是“音聲”。李靜和開場就對高橋悠治提出了這樣的提議：“今天跟悠治見面，我想跟你一起思考關於音聲的問題。”高橋希望確認她的意思，於是她進一步解釋說：“換另一個詞彙的話，就是‘製造’的問題。製造這一行為，關聯到在這裡並不存在、但是卻覺得似乎無處不在的，死的領域。我說這裡並不存在，但是它不可能不存在，這就是死。死的問題。與它相關，還有‘創造’這一行為所具有的，生，或者說是生活，或者說是呼吸……我總是在這個領域裡蕩來蕩去。在這種時候，不知道為什麼，我總是能聽到音聲。”
李靜和所說的“音聲”，並不是話語的語音，而是一種韻律、 一種節奏、一種長短節拍，它們拒絕了語言的內容，直接承載了身體的疼痛。
李靜和借助於一位參與專案的造型藝術家的作品中出現的“針”，表現了這種痛感。那是一種不確定的游走於周身的針，它與女性的身體合為一體。李靜和說，當針尖銳地刺入人體的瞬間， 那個刺入之點就將鳴響，
那是音聲的起源。
出生于韓國濟州島的李靜和，與沖繩人一樣，也經歷過難以言說的苦難。很少談論自己身世的她，把所有的創傷記憶融入進了對藝術與政治關係的追問。這位極有藝術天賦的詩人，巧妙地顛倒了人們的日常性感覺，把音聲轉化為空間。對她而言，擺脫了語言之聲的音聲也擺脫了意義， 它只是在意義消失的瞬間，在人的世界隱去的瞬間，才會降臨。
在這個時刻，音聲的領域不同於記憶之場，那是“客死”之場。
客死是李靜和對極限生活的終極性理解。她說，亞洲人很少能死在自己的場所裡，大家多數在不知什麼地方死去。在過去，人們忌憚客死在外的死者，用各種祭奠阻止他們的靈魂回家。高橋對此加了個詮釋，說這就意味著某時某地所發生的事件， 並不能被閉鎖在當地的文化或者傳統中，它會擴散開來。這個詮釋很有興味，因為它深化了李靜和關於客死的主題， 也深化了沖繩的苦難所具有的超越它自身的意義。借助于李靜和的視角，或許我們可以說，我們早已失去了自己的“場所”，走向客死的道路，也正是“客生”的途徑——我們不也是活在不能閉鎖的環境中嗎？
李靜和執著於對客死的描述，透露著她對生的理解。她說，客死，就是拒絕死亡的固定化，是不讓“死”本身死亡。客死在不斷地擴散，於是它超越了個體，不再是張三李四的具體死亡，成為了所有文化融合彙聚的載體。正因為如此，生，就是等待著“獻體”的過程。
“不讓死本身死亡的形式，應該如何持續呢？在思考這個問題的瞬間，最低限度地關涉到人，最低限度，卻又最大。必須活著， 必須活下去。在說到這一點的時候，假如我們說這是以倫理的名義在命名的話，那麼在最低限度地卻又最大地關涉到人的時候，我感覺到需要一種應答，它或許是創造而成的，或許是一種儀式，我感覺到需要它。我也許會稱呼它為亞洲吧。”
李靜和關於客死的討論固然費解，然而如果配合全書的內容， 特別是配合書後所附DVD的影像來理解，她的說法就絕非故弄玄虛了。這本書記錄了從沖繩在二戰時的慘烈犧牲到當下沖繩社會仍然不得不忍受的摧殘，它的主題即是“被忘卻的死亡”。但是，在藝術家和評論家們的眼裡，死亡並不僅僅是不得已的災難，它同時成為一種對於人類世界的祭禮；這也正是李靜和區別于西方浪漫主義詩人的地方——她提出了一個不屬於上帝而屬於人類的問題。《殘傷之音》從不同的角度，把我們帶進了一個鮮活的世界，它以沖繩為基點，連接到了濟州島，連接到了光州，連接到了人類的暴力和災難。李靜和拒絕把音聲轉化為記憶之場，拒絕把記憶僅僅視為對過去事件的回憶，是因為書中所表現的所有意象都活在當下，而人的身體，就是這些意象的載體。李靜和拒絕以記憶之名，從苦難和罪惡中抽身出來，她呼籲人們，以不讓死本身死亡的方式，使“客死”的問題得以持續。
這正是生活於臨界狀態的寫照。當人們可以從記憶中抽身，以觀照的態度面對記憶的時候，臨界就被固化為一個範疇，一個命題。與此相應，歷史也變成了與己無關的檢索物件。今天的沖繩社會，雖然不再如同當年沖繩在二戰時那樣直面大規模殺戮，但當年被日軍強迫集體自殺那刻骨銘心的血腥卻悄然轉換了形態，當年美軍傾瀉大量炸彈轟炸首裡城那慘絕人寰的暴力也依然潛藏于現實生活。生活於臨界狀態，對於沖繩的思考者和藝術家們而言，對於關注沖繩的人們而言，意味著不斷揭穿自我欺瞞和直觀的假像，意味著不斷創造新的思想與表現形式，不斷打破感覺的惰性，保持對狀況的敏銳觀察力。
沖繩詩人川滿信一提醒人們，不僅需要關注那些顯在的壓迫與支配， 更需要警惕“自由名義之下的自發性隸從”。在沖繩社會抗議日本內閣一次次出賣沖繩、 抗議美軍在沖繩的各種罪行時，川滿卻在同時追問沖繩社會內部的“天皇制結構”。在川滿看來，對自由的最大威脅並非來自外部的政治壓力，而是來自人的內心。他的傑作《琉球共和社會憲法C私（試）案》 1（以下簡稱川滿《憲法》） ，討論的是如何在人心的自由這一基礎上建立真正自由的社會。這位著名的沖繩詩人，並不是在一般意義上抽象地談論自由與平等，也不是在沖繩社會要求獨立自治的時候站在這些訴求的對立面——他只是執拗地提醒人們： 當弱者以強權者的方式為自己爭得權利的時候，實際上是在充當強權者的同謀。因此，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沖繩獨立這個並不具有現實感的政治訴求，作為理念也難以為沖繩社會建立真正的主體性。在川滿《憲法》裡，開篇就討論人類的倨傲如何帶來文明的毀滅，如何構成戰爭的基礎，而一向被視為受害者的沖繩，在倨傲的問題上也受到川滿嚴厲的追問：
以浦添為傲者滅於浦添，以首裡為傲者亡於首裡。以金字塔為傲者毀於金字塔， 以長城為傲者衰敗于長城。以軍備為傲者死於軍備，以法為傲者潰敗於法。仰仗神者滅於神，倚憑人者毀於人， 依賴愛者毀於愛。
無論是強者還是弱者，選擇“自由”都是艱難的。自由並不意味著擺脫現存的支配結構，而是意味著不依靠任何固定化的價值。 當李靜和強調客死問題的持續性的時候，當川滿信一追問倨傲與戰爭關係的時候，他們都穿透了事物表面的價值判斷，翻轉了被固化的常態。這是他們對於自由的理解，它基於思想上臨界狀態的持續。川滿《憲法》針對“自發性隸從”的現代社會形態提出了理想的社會結構方式。它有機地構成了對於人類生存方式而不是國家存在方式的追問。
本書的內容並非全部討論沖繩的思想實踐與現實處境，但是， 我希望可以用“沖繩”來為本書命名。或許，在東亞乃至世界上， 到處都存在著如何確立主體性、如何確立自由意志、如何理解歷史的問題，然而像沖繩思想家這樣，在臨界狀態中審視被固化的價值觀念，從而不斷破除思想惰性的努力，卻是鮮見的。在李靜和與沖繩藝術家的合作中，我們可以體會到他們對於語言和觀念的背叛性格的警惕：當李靜和強調不依靠語詞的意義而依靠音聲的韻律時， 當她強調最低限度地關涉人的時候，她希望表達的是如何避開語詞定義帶來的固定化，以及流俗人道主義的干擾；這也是她反復強調音聲不同於人的聲音的意義所在。然而，恰恰是這種“最低限度”的關涉，卻可能呈現最大限度的人類關懷，它直接指向了人類生死的根本狀態。川滿信一也同樣不信任語言，他在川滿《憲法》的基本理念中闡述道：“慈悲的戒律是不立文字的，須自己來裁斷自身是否打破了戒律。法庭設在每一位人民的心中。”突破固定化的實體想像，川滿為琉球共和社會規定的涵蓋面，超出了現實中的實體邊界意識：“贊同這部憲法的基本理念並願意遵守憲法的人，無論其人種、民族、性別、國籍，他的資格均可在其所在地獲得承認。”
沖繩因此成為以臨界狀態為特徵的開放性場域，在這個場域裡，任何人都可以主體性地思考人類最基本的問題。這也正是我希望用沖繩來為本書命名的理由。在與川滿信一、李靜和等朋友的交往中，我不斷地學習著如何保持臨界感覺，並把它用於思想史研究。
今天， 有越來越多的中國人關注和同情沖繩人的遭遇，也有東北亞不同地區的知識份子試圖以沖繩為媒介，討論東亞的歷史。沖繩思想家們的臨界感覺，確實使得這個在東北亞看似處於最弱勢地位的社會，不斷地產生出最具創造能量的思想。現實中尖銳的矛盾衝突，使得那些在其他相對緩衝的地區被遮蔽的政治、 經濟結構關係，在沖繩顯示出它真實的樣態，這為我們思考自身的處境提供了有效的媒介。在臨界狀態中生活，或許並不僅僅是不得已之舉，而是一種拒絕自我欺騙、勇於直面人生的態度。
2016年8月於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