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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4月17日 星期六

fr CNN -- Stranded in NY, Norway PM leader runs country by iPad

the most interesting material i come across this morning:


(CNN) -- Stranded leader runs country by iPad
April 16, 2010 -- Updated 1539 GMT (2339 HKT)

excerpt:

Norwegian prime minister Jens Stoltenberg used iPad to run country remotely
Stoltenberg was stranded in U.S. as volcanic ash cloud grounded flights
Apple's new device is "excellent" Stoltenberg says

A photograph of Stoltenberg using the device was posted on the Internet by Norwegian officials under the title "The prime minister is working at the airport.

"I have close contacts with my office all the times, and there are a lot of activities in Norway where we try to reduce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volcano in Norway," Stoltenberg told CNN.

2010年4月15日 星期四

轉載:温家宝:再回兴义忆耀邦(人民网2010年04月15日)

昨天寫了點東西,但未及上載。今晨一聯網,看到香港電台的短訊說,溫家寶撰文紀念胡耀邦,於是第一時間轉到人民網,果然看到此文。我未及細看,但一眼望去,很像內地常見帶有政治性的緬懷文章,長達3912字,登在報紙上,足足要占半版。
結合此文與溫家寶月前在兩會會後見記者的一些話,這應該是他表白心跡。
但此文應當是經政治局常委批准見報的,那到底是政改的訊號還是溫家寶離開的訊號?

再回兴义忆耀邦

温家宝


2010年04月15日06:37 来源:人民网

  前些天,我到贵州黔西南察看旱情。走在这片土地上,望着这里的山山水水,我情不自禁地想起24年前随耀邦同志在这里考察调研的情形,尤其是他在兴义派我夜访农户的往事。每念及此,眼前便不断浮现出耀邦同志诚挚坦荡、平易近人的音容笑貌,胸中那积蓄多年的怀念之情如潮水般起伏涌动,久久难以平复。

  1986年年初,耀邦同志决定利用春节前后半个月时间,率领由中央机关27个部门的30名干部组成的考察访问组,前往贵州、云南、广西的一些贫困地区调研,看望慰问各族干部群众。耀邦同志想以此举做表率,推动中央机关干部深入基层,加强调查研究,密切联系群众。

  当时,我刚调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不久,耀邦同志让我具体负责组织这次考察访问工作。2月4日上午,耀邦同志带领考察访问组全体成员从北京出发,前往贵州安顺。由于安顺大雾,飞机临时改降贵阳。当天下午,耀邦同志又换乘面包车奔波4个多小时赶到安顺。晚饭后,耀邦同志召开会议,把考察访问组人员分成三路,分头前往云南文山、广西河池和贵州毕节地区。

  第二天清晨,耀邦同志带着我和中央办公厅几位同事从安顺出发,乘坐面包车,沿着曲折的山路在黔、滇、桂交界处的崇山峻岭中穿行。耀邦同志尽管已年过七旬,但每天都争分夺秒地工作。他边走边调研,甚至把吃饭的时间都用上,每天很晚休息。离开安顺后的几天里,耀邦同志先后听取贵州镇宁、关岭、晴隆、普安、盘县和云南富源、师宗、罗平县的汇报,沿途不断与各族群众交流,了解他们的生产生活情况。他还在罗平县长底乡与苗族、布依族、彝族、汉族群众跳起《民族大团结》舞。2月7日傍晚,耀邦同志风尘仆仆赶到黔西南州首府兴义市,入住在州府低矮破旧的招待所。

  时已立春,兴义早晚的天气仍然阴冷潮湿。由于没有暖气,房间里冷冰冰的。我们临时找来3个小暖风机放在耀邦同志的房间,室温也只有摄氏12度左右。经过几天马不停蹄地奔波调研,耀邦同志显得有些疲惫。我劝他晚上好好休息一下,但他仍坚持当晚和黔西南州各族干部群众代表见面。

  晚饭前,耀邦同志把我叫去:“家宝,给你一个任务,等一会带上几个同志到城外的村子里走走,做些调查研究。记住,不要和地方打招呼。”

  到中央办公厅工作之前,我就听说耀邦同志下乡时,经常临时改变行程,与群众直接交流,了解基层真实情况。用他常说的话就是,“看看你们没有准备的地方”。所以,当耀邦同志给我布置这个任务时,我心里明白:他是想尽可能地多了解基层的真实情况。

  天黑后,我带着中央办公厅的几位同志悄悄离开招待所向郊外走去。那时,兴义城区只有一条叫盘江路的大路。路旁的房子比较低矮,路灯昏暗,街道冷清。我们沿着盘江路向东走了10多分钟就到了郊外。这里到处是农田,四周一片漆黑,分不清东南西北。看见不远处,影影绰绰有几处灯光,我们便深一脚浅一脚摸了过去。到近处一看,果然是个小村子。进村后,我们访问了几户农家。黑灯瞎火的夜晚,纯朴的村民们见到几个外地人感到有些意外,但当知道我们来意后,很热情地招呼我们。

  晚上十点多,我们赶回招待所。我走进耀邦同志的房间,只见他坐在一把竹椅上正在等我。我向他一五一十地汇报了走访农户时了解到的有关情况。耀邦同志认真地听着,还不时问上几句。他对我说,领导干部一定要亲自下基层调查研究,体察群众疾苦,倾听群众呼声,掌握第一手材料。对担负领导工作的人来说,最大的危险就是脱离实际。多年来,耀邦同志这几句语重心长的话经常在我耳旁回响。

  2月8日是农历大年三十。耀邦同志一大早来到黔西南民族师范专科学校,向各族教师拜年并和他们座谈。接着,他又兴致勃勃地赶到布依族山寨乌拉村看望农民,并到布依族农民黄维刚家做客。黄维刚按照布依族接待贵客的习俗,把一个炖熟的鸡头夹放在耀邦同志的碗里。就这样,耀邦同志和黄维刚全家有说有笑地吃了顿团圆年饭。

  随后,耀邦同志又乘汽车沿山路行驶一百多公里,赶到黔桂交界处的天生桥水电站工地,向春节期间坚持施工的建设者们致以节日的问候。当晚,耀邦同志在武警水电建设部队招待所一间简陋的平房中住下。不久,他开始发烧,体温升到38.7度。事实上,从午后开始,耀邦同志就感到身体不适。不过,他依旧情绪饱满地参加各项活动。

  除夕之夜,辞旧迎新的鞭炮在四周响个不停,但大家没有心思过年。我和耀邦同志身边的工作人员一直守候着他。2月9日,初一早晨,耀邦同志的体温达到39度。这里远离昆明、贵阳、南宁等大城市,附近又没有医院,大家都很着急。好在经过随行医生的治疗,耀邦同志到晚上开始退烧,大家的心才放了下来。

  2月10日上午,身体稍稍恢复的耀邦同志不顾大家的劝阻,坚持前往广西百色。经过320多公里的山路颠簸,耀邦同志于晚上6点多到了百色。在百色期间,耀邦同志带着我们参观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旧址,并与百色地区8个县的县委书记座谈。2月11日晚,我们赶到南宁。随后两天,耀邦同志在南宁进行短暂的休整。我根据耀邦同志的要求,又带着几个同志到南宁市郊区就农业生产、水牛养殖、农产品市场等问题进行调研。每次回到住地,他总是等着听我的汇报。14日和15日,耀邦同志经钦州前往北海市,先后考察了北海港和防城港的港口建设。2月16日,耀邦同志又折回南宁,与三路考察访问组人员会合。接着,他用两天半的时间听取了考察访问组和云南、广西、贵州的汇报。

  2月19日下午,耀邦同志根据自己13天沿途调查的思考并结合有关汇报,在干部大会上作了即席讲话。他特别强调,中央和省级领导干部要经常到群众中去,到基层去,进行调查研究,考察访问,密切上级与下级、领导机关同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这样,不仅可以形成一种好的风气,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更重要的是有助于实现正确的领导,减少领导工作的失误,提高干部的素质,促进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健康成长。

  1986年2月20日下午,耀邦同志率领考察访问组回到北京,结束了历时半个多月的西南贫困地区之行……

  时光飞逝。耀邦同志当年带领我们在西南考察时的情形历历在目,仿佛就在昨天。今年4月3日,当我再次来到兴义市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原先低矮落后的小城已发展成为一个高楼林立的现代化城市,兴义城区现在的面积比1986年拓展了4倍多,城区人口增长近3倍。

  睹物思人,触景生情。耀邦同志派我夜访的情景又在眼前,一股旧地重寻的念头十分强烈。当天晚饭后,我悄悄带了几个随行的同志离开驻地,想去寻找那个多年前夜访过的村庄。灯火辉煌的盘江路上,商铺林立,十分热闹。原先那个村庄早已不在,取而代之的是一幢幢拔地而起的高楼。我坚持要再夜访一个村庄,仍然只带随行的几个工作人员来到郊外。在远处几片灯光引领下,我们走进永兴村,敲开农户雷朝志的家门,和他及他的邻居们聊了起来……

  耀邦同志离开我们21年了。如今,可以告慰耀邦同志的是,他一直牵挂的我国西南贫困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竭尽毕生精力为之奋斗的国家正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阔步前行。

  1985年10月,我调到中央办公厅工作后,曾在耀邦同志身边工作近两年。我亲身感受着耀邦同志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的优良作风和大公无私、光明磊落的高尚品德,亲眼目睹他为了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夜以继日地全身心投入工作中的忘我情景。当年他的谆谆教诲我铭记在心,他的言传身教使我不敢稍有懈怠。他的行事风格对我后来的工作、学习和生活都带来很大的影响。1987年1月,耀邦同志不再担任中央主要领导职务后,我经常到他家中去看望。1989年4月8日上午,耀邦同志发病抢救时,我一直守护在他身边。4月15日,他猝然去世后,我第一时间赶到医院。1990年12月5日,我送他的骨灰盒到江西共青城安葬。耀邦同志去世后,我每年春节都到他家中看望,总是深情地望着他家客厅悬挂的耀邦同志画像。他远望的目光,坚毅的神情总是给我力量,给我激励,使我更加勤奋工作,为人民服务。

  再回兴义,抚今追昔,追忆耀邦。我写下这篇文章,以寄托我对他深深的怀念。

2009年6月4日 星期四

fyi黎智英:孩子,你要勇敢

原載香港《蘋果日報》2009年6月3日

作者是蘋果日報母公司壹傳媒的創辦人兼主席

  二十年了,已記不起當時的細節,只記得坦克車衝向天安門廣場,學生奔跑逃命,三輪車載受傷的學生撤離廣場,坦克車壓扁染滿血跡的單車……和那個獨立路上擋坦克隊前行的少年王維林……和我在哭。

  二十年了,許多畫面業已模糊。那時的憤怒、慘痛都已淡然,那恥辱可依舊沉重地壓在心頭。
我們有個野蠻的統治者:中國人民政府為了統治的權宜方便,暴力鎮壓人民、屠殺自己的孩子。被宰殺的不是戰場上的士兵,而是手無寸鐵的學生;他們不是反政府的暴徒,而是懷赤子之心向政府進言的孩子。孩子倒下了,人民倒下了,高漲的是鎮壓人民的暴力。
  
  中國有個這樣的政府,作為中國人,我為此而蒙羞。這個恥辱令我抬不起頭來。

  是的,二十年了。我那時只有十一歲的孩子,現今已是四個孩子的父親。我記得,二十年前六月五號的早上,他走進我的房間,見到電視在開而我在哭,他驚慌地問我:「爸爸發生了什麼事?為什麼你哭?」我給他看錄影下來的一些片段,告訴他:「別忘記這些畫面。這是中共殺害人民的紀錄。到你長大了,到你懂事了,你要記中國人是活在這恥辱中。」

  那個時候,孩子是因為看到爸爸在哭泣而驚慌,他不明白為什麼天安門的小孩子會令我痛哭。現在他知道了。孩子,這些事情你要告訴你自己的孩子,讓他們也為這恥辱活下去。

  「歷史洪流匆匆,中國已經強大了起來,我們應該以更大的胸襟擁抱將來,創造將來;以更大的寬容對待歷史,隨歷史的潮流前進。順勢而行,我們才可以創造更偉大的將來。為什麼要牢牢抓歷史上出現的一時偏差不放?不放下過去,讓出空間,那麼又何來更大的發展機會?寬恕過去,才會有更寬宏的將來。二十年了,為什麼不讓時間沖洗掉那夢魘,那道痛傷,然後安然上路?」

  孩子,不要聽信這樣的說話。他說的過去並沒有過去,也不可能過去,因為那個過去便是我們的良知、我們的尊嚴和是非黑白之心。放下了良心、尊嚴,我們還是什麼?凡人皆有良知、尊嚴和是非之心,你不能因為生而為中國人便放棄做人的本質以致做不成人。你一定要為良知、尊嚴和是非之心而活下去,要為人民政府殺害自己的孩子這恥辱活下去。

  你不能只為了中國的繁榮而活,你更要為中國人的良知而活。你不僅要為將來而活,你更要為歷史而活。歷史體現的良知是人民血淚的呼喊,是祖先喚醒我們的良知靈魂的回響。我們要是對天安門孩子的慘號充耳不聞,我們又還何來道德良知?

  天安門孩子的悲鳴也是文明的呼喚,叫我們對歷史作反思。沒有錯,有些事情我們是絕不能忘記的,忘記了,我們便滅絕歷史的回響、文明的光輝。不,這一切我們都不能忘記。我們一定要讓歷史把我們教訓為更文明的中國人。
是的,我們要懂得寬恕,我們不能讓歷史的差池變成窒礙前進的包袱。我們可以寬恕,但我們不能忘記。六四的歷史烙印在我們良知之上,我們不能忘記這個恥辱。知恥近乎勇,中國人要是個不知恥的民族,那麼中華民族便是個沒有尊嚴的民族,是一群沒有勇氣面對歷史的懦夫。孩子,我們不僅是為了麵包而活,我們更是為了尊嚴而活,這些你都是知道的。

  「今日,中國強大了,作為中國人,我們應該感到驕傲才對,何苦自揭瘡疤,讓別人看不起我們?」
孩子,不要相信這些說話。中國並不強大,國家強大,靠的不只是經濟力量,更還要有道德的力量。中國如果真的強大了,便應該有所自重為六四而羞恥,自信地面對瘡疤,謙卑地為過去的暴行懺悔。

  今日的中國卻是一副財大氣粗的暴發戶口:「當時要不是鎮壓暴動,我們又會有今日的繁榮嗎?」我真的不明白,造就今日繁榮的動力,不是來自經濟開放,來自享有更大的自由的人民嗎?如果殘殺人民可以締造繁榮,那又還用開放嗎?統治者為什麼那麼害怕手無寸鐵的學生?

  中共顯然認為經濟繁榮了,老子便大晒。人民有飯吃,那便可以掩飾所有暴行,一切壞事都合理化了起來?孩子,暴發戶會贏得你的尊重嗎?暴發戶可以令一個國家真正強大起來嗎?最近不是有個暴發戶大言不慚地揚言:「我有這許多錢,我怎會做壞事?」這是道理嗎?當然不是,這個你是明白的。
一個民族的核心價值是其文化和精神本質。不懂得反省的民族,又何以建立優良的文化?沒有廉恥,又何來精神力量?沒有文化、沒有廉恥的民族可以強大起來嗎?當然不可能。孩子,我們的中國並不強大。膽怯、自卑不敢面對自己的過去的國家,怎可能是個巨人?

  孩子,到有一天你可以面對自己的錯誤,你才真正長大了。中國亦一樣,到有一天中國政府不再害怕人民,敢於面對自己的錯誤,謙卑地向人民懺悔:「對不起,我們錯了。」到那一天,中國才開始強大起來。
孩子,強大的中國是你們這一代人的許諾,你要為六四的恥辱活下去。即使全國為繁榮而奔騰,你也要在黑暗的角落點燃起這火焰。

  孩子,你要勇敢啊。

fyi梁燕城:六四女兒有一個夢

原載《信報》2009年6月4日〈繁星哲語〉專欄

  女兒爾欣九歲時,剛遇六四,在學校組織過遊行,十七歲時表示要為中國的苦難獻身,二十一歲回中國教英文,深受感動,向我表達,要像父親一樣,將生命和精力去貢獻祖國,帶來仁愛和平的未來。

  二十一歲以後,她學老父大學時流浪印度,體會異地文化,且在大海嘯後,到斯里蘭卡參與關懷服務工作。由於她在加拿大成長,且在加拿大組織起有千多位年輕人參與的聯盟,更到渥太華國會游說,告訴那些政客,年輕人也有很多懂守道德、重家庭,不要以為人人都是泛性慾主義的追隨者。數十位議員和部長接見這批年輕人後,驚訝有那麼多新一代堅持理想與做人原則,不隨波逐流,也不屑放縱情慾。

  二十八歲時,她又帶領三十位加國華人青年回中國農村教英文。廣西融水縣的大批學生和老師都跑來學習英語會話,全團外國長大的孩子,英語一流,但中文只懂幾句廣東話,惟有女兒懂普通話(帶點廣東口音),故由她代表致辭,說終於能回到祖國貢獻自己,講到這裏就泣不成聲。全體中國官員和學生熱烈鼓掌,因為體會到這些年輕人自費從美洲飛來,進入深山窮鄉中教書,純是因為一種愛。他們不知道女兒愛國是因為六四。

  女兒找到我十五年前的一篇文章,是「文化更新」的宣言,標題〈我有一個夢〉,內有一段云:「我有一個夢,就是中國人再無分裂,再無鬥爭,卻有追求超越真理的勇氣,有對歷史過錯的悔悟,並發展一種寬恕互諒,互敬互愛的文化,醫治民族百多年來因鬥爭而來的深沉傷痕。」這是我經六四後深思而走出的另一條路,就是回中國與人民共度發展的艱困,以無條件的愛去醫治民族的創傷。我相信仁愛和尊重人的文化,是民主的根基。

  想不到女兒用這文章寫了一首歌,在文化更新研究中心成立十四周年時獻給父親。歌詞云:「我有一個夢,就是黃土夢,再無分裂,再無鬥爭,卻有追求真理的勇氣。我有一個夢,就是黃土夢,寬恕互諒,互敬互愛,醫治多年來的傷痕。」副歌云:「我相信,天地有愛,人間有情,互相欣賞,更新自己,為下一代,我們應作出努力。站起來,我們應當萬眾一心,建立中國新的長城,作出奉獻,重建祖國的骨氣,為萬世開太平。」  當她在台上唱時,為父也不禁老淚縱橫,多年教育她中國歷史文化之情,終於培養出一個有骨氣而愛護中國的女兒。

  我慶幸自己十多年前擺脫了激進與憤恨之路,放下一切名利去投身重建中國,終於將仁愛和平的種子播在無數人的心中,包括有我教的大學生,也有我們扶貧資助的四千多年輕人。六四教育了我,不再憤恨,卻以犧牲和仁愛去更新中國文化,這才是民主的基礎。女兒也明白了。

fyi台灣總統馬英九六四事件20周年感言全文

原載nownews.com/2009/06/04/301-2459801.htm

今(4)日是「六四事件」20週年,向來關切六四相關議題的總統馬英九,今年照例發表相關文章,總統府今天也主動披露馬總統所發表的全文。馬英九總統今天發表「六四事件」20週年感言,內容全文如下:

20年前的今天,在北京天安門廣場發生震驚全球的「六四事件」。今年,世界各地的華人社會都有紀念活動。我們認為,這段傷痛的歷史,必須勇敢面對,不能刻意迴避。

政府與人民之間的流血衝突,史不絕書,中外皆然。過去半世紀,包括美國、東歐、韓國、東南亞等都曾出現,並在社會留下了長久的傷痕。政府是為人民而存在,流血衝突造成的怨恨與恐懼不會隨時間消逝,握有公權力的政府永遠有責任虛心檢討,設法癒合傷口。

我們認為:任何一個政府,面對不幸的歷史,要「就事論事」;面對沈痛的家屬,要「將心比心」。唯有如此,才能避免悲劇重演。

台灣也曾經歷類似不易化解的歷史傷痛,不論民國36年(1947)二二八事件或民國40(1950)年代白色恐怖時期,都製造了不少冤魂,也讓很多人失去自由與健康,許多家庭因而破碎,妻離子散,痛苦終生,人民與政府的關係蒙上怨恨與恐懼的陰影。

民國76年(1987)台灣解除戒嚴之後,政府花很長的時間,拿出很大的決心與誠意,經由調查、認錯、道歉、建紀念碑、立法補償、恢復名譽、設國定紀念日並降半旗等系列作為,期能撫平歷史的傷痛,促進社會的和解。這一段努力實踐轉型正義與人權法治的歷史,對台灣、對中華民族、乃至對其他國家,都具有正面意義與參考價值。

「六四」之後20年間,海峽兩岸都發生巨大的變化。大陸經濟改革成功,人民生活大幅改善。最近10年,大陸當局比過去更為注意人權議題,除了參與1966年聯合國「政治與公民權利國際公約」(簽署)與「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批准)外,並多次提出「人權白皮書」,今年4月也正式公布「國家人權行動計畫」。儘管國際社會對此褒貶不一,但是這些作為顯示,大陸當局已經願意直接面對這個議題,展現與過去完全不同的開放與自信。

過去20年間,台灣則經歷民主化的過程:解嚴之後,從開放組黨、國會改選、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廢止臨時條款、省市長民選,到總統直選,台灣一步一步回歸民主憲政常態。人民並以選票在8年內完成兩次政黨輪替,台灣逐漸邁向成熟的民主社會。上個月,台灣也批准了這兩項聯合國人權公約,並轉化為國內法,未來將以兩年時間,徹底檢討相關國內法律,以符合國際人權的標準。

這一年來,兩岸關係開始改善,雙方敵意逐漸降低,經貿來往與文化交流日益密切。兩岸在60年的軍事衝突與政治對立之後,不約而同開始採取具體行動,關切人權議題,尤其令人感到欣慰。這種良性發展不該只是歷史的偶然幸運,而應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才能為兩岸人民造福。

我們認為,歷史是指引我們前進的明燈,記取歷史教訓不是為了深化仇恨,而是為了策勵未來。如今兩岸關係的緩和,已為台海和平帶來曙光,我們認為:兩岸之間,最不需要的就是軍備競賽或外交惡鬥。

兩岸之間最需要的是法治與人權的競相提升,這些普世價值應該成為兩岸人民永遠共同的語言,來為中華民族下一代子孫開創一個自由、民主的未來。這是我們對「六四」20週年的感言,也是對兩岸未來和平發展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