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4月29日 星期日

120429日:「廉頗老矣,尚能飯否?」

      太多事想寫。但多年來的gym sir得知我的肩周炎在三個月內打了兩針,提醒我慎防骨枯,寧可做運動。醫生給的藥還有幾天就吃完。想少點復發,打字看來也要適可而止。
      但日前寫「間諜」講到對社會的「貢獻」,想起我們「這些人」,目前正面對人生又一個重大的轉折。
      
      我們在學和初出道「那些年」碰上非常時期,「一起追求」過些夢想。回想起來就像電影《那些年》,容易衝動、過火、好心做壞事。莫說成年人不屑,今天的社運人士恐怕也會與之為敵。但當時大家都很單純,只希望能為「國家」出點力。這個「國家」包括兩岸,有人愛共產黨,有人捧或者反國民黨。彼此即使打生打死,也主要是為了一個「理想」,很少是為自己。想當年清末學運立憲(保皇)與共和(革命)之爭,不也這樣?
      隨著年事漸長,激情復歸於平淡。但我們這一代有幸,適逢香港的黃金時期,加點個人的努力,大都進入了社會的中上層。日常以忙為樂,生活充實。
      但三四十年後,最年輕的也已接近六十的香港不成文退休年齡。「二代」亦逐漸離巢自立。「過氣」的一代今後的歲月如何是好?
     年前與「海歸」舊友在一個expat港人家裡閒聊。有長年做義工的友人問:我們這些人還有能力做事……似乎想問大家,餘下這些年是否做點什麼?記得沒有人作聲。由於在座間很少同行,以往聚會主要是閒聊,由生活瑣事扯到社會見聞,不涉及人生道路這樣沉重的私議題。每個人到此年齡,可信都會作點安排,只是沒想到要分享。
     我當時也沒有作聲,因為座上以我年紀最大,已退休了好幾年。開口的話,好像賣經驗逼人表態。一年後,當時做東的expat夫婦已遷回事業所在的西方。
      提醒大家的這位朋友很pro-active。他在退休前用工餘時間做義工兼讀博士,退休後用專業資格繼續做這份義工,並持續深造,就像政府說的「終身學習」。義工變成事業後,公信力也更高。
      所有對自己年輕時的理想還有點懷念的中產,都面對post-60(注意:這裡不譯作「六十後」,以免1960年代出生的盛男盛女覺得被老人騎劫)的抉擇:
      職業上被逼退下,子女陸續離家,積蓄應夠過活。但健康良好,至少十年八年內,足以應付正常的工作。不再上班後,除了悠閒度日、注意養生,回顧當年的理想,是否還可以做些什麼?成長於《獅子山下》後的post-modernists崇尚「樂活」(LOHAS)。但不怕說,我們那一代成長時,家庭和社會不像今天那樣寬裕,今天即使退休,也不是所有人都放得那樣開。起碼我就不行。
      這並非說,未忘卻當年理想的人退休後都應該回去搞社運,至少做義工。我真的有早期激進的朋友前幾年受八十後保育的激勵,想重新投入社運。但這肯定不是退休「老人」最能發揮的園地,雖然美國的「佔領華爾街」運動也的確引來些年近七十的嬉皮。
      除了上述的「專職」義工,我有朋友退休後,為興趣從事藝術創作。一位精通西方語文的朋友為中華古典題材的西洋歌劇新作「填詞」,和將舞台演出的中文說明翻譯成英文。有學者基於青少年時期所見的鄰居,創作以香港一種傳統藝術為主線的英文小說。此前更有朋友結束文字工作後,重拾讀中學時跟名家所學,全時間繪畫,用來表達訴求。至今已開了不下十次畫展,包括海外。此外當然也有朋友繼續為理想而奔走,把層次由上街吶喊提升到決策的內室。
      多年來,每逢有人問我現在做什麼,我慣說「退休,已經退休很久。」但我半途出家,昔日的同窗、保釣朋友沒有一個是同行,而一般人不一定天天看新聞,也分不清業餘寫專欄與上班受薪的分別。我停寫《信報》兩年多後,碰見的一些人以為我還在寫,又或者還在報館、雜誌。有海外朋友問我是否還在《壹週刊》。當然是因為該刊名氣最大、題材夠聳動,在美加唐人街的書店,走過瞄一眼都記得。
      這當然是講不清楚的,我照例笑笑。自己做新聞,知道誤解是說不清的。對方甚至不一定想知道正確的答案,因為既有的印象最方便記憶、最合胃口。
      但現在也想,我們這些人,到底還可以做些什麼,特別是為中華民族做些什麼?當然是各選各路,各適其式。但是否可以談談,看能否借鑑,能否分享?
      在此新政府組班之時,這樣問說不定會raise a few eyebrows:一班老野是否想霸位?絕對沒有這個意思。正如本文開頭說,我是從「間諜」一文想起拿來說的。Post-60早已貢獻過,也回收過了。現在只是想趁我們還有精力,問一句:「廉頗老矣,尚能飯否?」以免只是每天晨運、看報、睡午覺、種花拖狗、行山、飲茶……那可以留待下一步。

2012年4月28日 星期六

120428六暴雨後的過渡:陳光誠與溫家寶

      罕見的大雨,從昨午斷斷續續下到今晨。陽光總算出來了,但還會反覆吧?
      
      正如AD的標題:埃及婦女作為《示威「人盾」變革命大輸家》、《敍國內戰不息 也門巴林陷亂局》(為首的標題太嘔心,略去。後補:翌日報載,嘔心的消息是偽新聞)「阿拉伯之春」一年了,但去年春天的約會還要多久、犧牲多少人才能「勝利完成」呢?傳媒沒提的突尼斯和利比亞應該好些吧。畢竟,與一千四百多年的宗教和上百年的軍事傳統比起來算啥。
     
      方勵之走了,陳光誠逃了,似乎步方八九年的後塵。但他還年輕,應無須流亡終老,除非他個人選擇。
      家人事後隨他出國應該沒問題。但他在鏡頭前要求溫家寶依法查辦地方政府禁錮毆打……,是檢驗「大國」核心的標準,不像溫在波蘭Auschwitz納粹集中營遺址對著鏡頭講歷史教訓那樣簡單。後者罵溫「影帝」的人聽了只會吐口水,前者才能令這些人收聲。
      對付維權人士的無法無天,中國可能多到數不清。但針對失明人,更暴露了本身的虛弱。原來,維穩開支多過國防經費的大國,連殘障人士也害怕。
       由陳案看,怪不得前年八十高齡的「愛滋之母」高耀潔擔心安全而出走美國。「六四」二十三年後的今天,看來會重現異見人士的逃亡潮。美國準備好接收。
      我回答不了陳對溫的疑問:中央是否知道甚至允許、命令地方政府對他的所作所為?但地方上打壓上訪已存在了幾十年,誰會相信不是落實中央「穩定壓倒一切」的號召?
      失明的陳能逃離重重封鎖,必獲多人義助(陳自己跳牆摔傷腳、匿藏20小時、黑夜行動尤勝常人......相信只是保護救人者的鬼話)。溫除了要確保陳的家人不受傷害,也要放過義助者。若有人收受利益放走陳,不能以政治論處。
      溫欲藉走訪納粹集中營來暗示中共造成的政治人禍、推動整改,寓意可嘉。但與陳公開向他請願幾乎是同一時間,何其巧?
      薄熙來案雖然稍為靜了些,但除了妻子與打手強灌毒藥殺英人,薄本人更成了中國拉登:殺情婦、政敵,炮製空難殺害過百無辜者。其中一個消息來源是他主管大連時的記者死對頭。空難說如果瞞得了十幾年,這個政府還有救?
      
      相比內地和國際,香港的政府交班只是「小事」。所謂「曾梁大不同」,每一刻都會有波折,結果不可能完滿,但中央出手加上香港的法治,「七一」肯定不會半天吊。我除了不想看到奴才官繼續kick around,寧可把注意力放在上任後的實績。新政府須在八、九月描繪出未來五年的藍圖,間接「引導」九月的立會改選、為十月的首份《施政報告》定調。

      最近兩大報對法國政治和希臘經濟提供了些本質上的介紹,而不僅是daily的起落。但未能解釋:希臘是西方文化、民主的起源,為何最近兩千年再也沒有建樹。只能像《聖經》說:種子撒在地上,自己死了,卻孕育出無數後代,甚至青出於藍。至於法國,也許限於個人性格,至今看不懂。

2012年4月26日 星期四

120425三:我所知道的「間諜」(rev.)




      本來只看推理不看間諜,討厭國際鬥爭,但最近一口氣看了兩本,因為主角是認識多年的港人。
      這些日子一聽說間諜,很多人會跳起來:「地下黨」!
      不,這兩個主角雖然是死硬的愛國者,但並非滲透香港,破壞兩制.......甚至剛好「相反」。而論年紀,比香港戰後級別最高的共諜曾眧科至少低一輩。
      兩個香港精英年代的高材生在文革中的火紅年代精誠報國。其時的中國一窮二白,兩人甘當四個現代化的開荒牛,一個港大畢業後減薪三分二入左報,一個哈佛博士放棄國際大律師行的厚祿,跑去閉校多年剛復課的北大,為國家培養文革後的第一批法律人才。不料到頭來,同以洩密罪投入大牢。
      程翔剛出版的《千日無悔-我的心路歷程》是自白,講前幾年繫獄之苦,為犯人的待遇吶喊,為個人皈依基督而感恩。去年在美出版的David WiseTiger Trap: America's Secret Spy War with China》顧名思義是中國開放改革以來,美國連串涉華國防竊密案的調查報道。
     《千日無悔》做了大量的研究,只有小部份是案情和個人經歷,希望藉著「無法可言」的被捕、投獄和折磨,為司法公義、在囚人權建立改革的案例。換言之,哪一天中國政改,人大商議改善法例,此書是重要的參考,作者甚至要親臨作證。
      但我最怕看法律文字,只看了程翔的故事,戲肉翻過去就算。其中有關單獨囚禁的描述,使我想起Steve McQueen主演的經典《Papillon》(港音譯:巴比龍)。此片據說是真人真事。那種監禁方式之殘酷,任何人都生不如死。
      相比之下,《Tiger Trap》是新聞故事,題材雖然沉重,但讀來不費勁。有趣的是,除了被指竊密的華人,暗中跟蹤他們的美國FBI(聯邦調查局)特工也成為半個主角。其中一個大案的香港移民Katrina Leung懷疑是雙重間諜,起初為FBI收料,後來據說搭上中南海,可直通總書記江澤民,於是既為美國收集中國情報,也向中方提供美方機密,兩面收錢,更先後與兩個FBI拍檔鬧婚外情。這當然就是前幾年開審期間,香港報道過的陳文瑛(Leung是夫姓,也有寫作陳文英)案。
      書名《Tiger Trap》是FBI偵查其中最聳動案件時的代號。案發於中國改革開放之始的80年代初。陳當時初試啼聲,真正的主腦據說是港人Hanson Huang這位在四人幫倒台後回國工作的法學博士,被指向美國華人專家取得製造中子彈的關鍵技術,轉告中方。中國其後成功試爆這種殺人但保留設施的核武器,據說與此有關。
      但如果陳的故事夠聳動,Huang的遭遇更是千古奇聞。他被美國指為竊密沒多久,就被打入天牢。但關他的並非美國,而是他立下國防大功的祖國,罪名與美國相同,而且關在黨國要犯的秦城,與江青、張春橋為鄰。香港突然出了個49年後內地最高級別的政治囚犯,其中文姓名「黃賢」以至男拔領袖生、哈佛博士的學歷因而在港曝光。
      我識黃於芝加哥讀書時。我們當時是北美留學生保衛釣魚台運動裡,為數不多關心台灣問題的香港仔,捲入當時的「黨外」也就是反對派運動,很自然地在這方面合作。但我自79年初由港回美做研究,他則在此前後由港北上服務,未再聯繫。幾年後在紐約聽到他的消息,也就是他出事。我當時在華埠編中文報,工餘與十幾位參加過北美保釣的香港朋友簽名請願,當然得不到任何回應。但認識黃的人不可能相信他會偷國家機密。何況據報道,他得悉中國政府懷疑自己後,為表清白,主動由香港北上交代。但中國的觀念與他所學的無罪推定剛好相反:你自己來,那就證明你心虛,以自首論處。30年後對待北上自白的程翔,也是同樣的做法。
      黃、程兩案的處理手法如此相似,只能解釋為高層權鬥的犧牲品。但黃案直接關乎中南海的核心。當時港人對文革的禍害刻骨銘心,又怎會為一個回大陸為共黨工作的「左仔」出頭?
      我80年代初與友人為黃簽名請願時,只知道他在中國出事,做夢也沒想到美方對他有上述的指控。三十年後再看書,是有點驚訝。坦白說,指控若屬實,換了我不會這樣做。不要說30年前,即使今天,只要做得到,我都願意協助中國現代化,特別是制度合理化、令基層得以自立。因為,所服務的不僅是國族,更是humanity
      但我不相信中國最需要的是先進武器,而留美知識份子在這方面能起到最大的作用。任何國家都需要國防,但應交由國內的專家去做,華僑和華裔最好尊重所在地的法律。讓外國覺得華人統統是間諜,處處排斥,反而害了中華民族。
      那也許就是文革民族狂熱之害。時與蘇聯瘋狂對立,與美國剛重建關係,毛澤東仍未擺脫清末民族存亡的恐懼,口頭禪是「帝國主義忘我之心不死」
      程翔是我在75年初-78年底在港跟隨李怡先生編《七十年代》(其後易名《九十年代》)月刊時認識的左派同行。但我當時主要關注海外的事,而程主要做本港和大陸新聞,各有各做。加上當時全港只有幾個高學歷的年輕人加入左派文化界,上頭(也許就是今天所謂的「地下黨」)discourage我與正統左派的同行來往,怕染紅。記得我與程當時只打過一兩次招呼。我有同事與他是港大國事派的戰友,謔稱他為「光頭飛」。
      與程有機會面對面談話,是00年代初他出事前幾年,拜一些共同朋友之賜。最記得有一次隨眾人去他在鄉郊的田園居聚舊。他愛行山、愛吃,特別是甜品,過後好像又為體重後悔不已。
      說得誇張些,程的愛國是至死不渝的,不要說自己當間諜,即使有熟人當間諜都會當面被他罵死。但政治上開明、性格耿直、堅守原則,而中共權宜實用,必要時不擇手段,衝突由此而生。
      黃和程都是最不可能賣國的人。以此罪名加諸其身,只說明當局的技窮。
     《Tiger Trap》提到的黃賢拍檔Chien Ning,由於她自大陸赴美初期籌辦中文科學雜誌,而我剛好科學出身,但改行編雜誌,故80年代初在美國見過一兩次,第一次是在紐約市以東,楊振寧退休前的大學SUNY Stony Brooke。當然沒想到事後會有書裡所說的事。至於奇女子陳文瑛,算是先後的校友,但直到她出事才初次聽聞。

2012年4月24日 星期二

120424二初夏:何等不智?

      候任特首尚未站穩,就聘用非永久居民挑戰公務員體制,何等不智!此人的職銜是做研究,但還有三個月也就是新政府成立的七月就住滿七年,為何不能暫且以校友身份借助港大的資料做free-lance成為永久居民後才加入政府?
      相比之下,所聘之人曾為共青團員相對「次要」。胡錦濤、李克強出身的共青團是共產黨的青年軍。正如傳媒說,南來的高材生讀中學時大都曾加入。而論人數,黨員既有八千萬,團員肯定過億,亦即人口的一成。不讓這許多精英成為永久居民,可能嗎?正如我們想用民主、人權去影響內地,中共手握十三億人來港的審批權和世界第二大的GDP,想影響我們自然更容易。他們的弱點只是道德上太矮、宣傳技巧太差,有識之士愈聽愈反感。現在的策略大概是最終用精英佔領上層,用人數來左右基層(AD今頭條《深圳部署干預立會選舉 中聯辦炮製50萬人超級票倉》),令反共的中產孤掌難鳴。
      我們痛恨「地下黨」自然是出於反共意識。但1950年代華叔遭地下黨滲透,被逐出自己創辦的組織;1967年左派暴動;1970年代中期,大學生裡社會派反共與國粹派親共有你冇我(民主黨的立法會議員幾乎清一色是當年的社會派,梁錦松則是同期的國粹派)…….的世仇,才是近年聞黨變色的根源。華叔當年的脫黨戰友苦口婆心地警告港人「狼來了」。但四五十年前的經驗應付得了改革開放特別是回歸後,內地人名正言順來港的新形勢?
      當年中共在野,都能把執政的國民黨舞得團團轉,最終趕出大陸。看內地為建政六十年、辛亥百年拍的劇集《人間正道是滄桑》《潛伏》......,國民黨當年的一舉一動,大概除了蔣介石與宋慶齡的床頭私語(當時還沒有微型偷聽器),毛澤東都一清二楚。現在是香港的頂頭上司,我們這個組織意識薄弱的溫室社會又如何防得了?
      這當然不是說逆來順受,讓黨人治港。驚呼「黨員就在我們身邊」徒然貽笑大方。候任特首我不敢說,但一位幾乎天天上電視的權貴說:他是否黨員的疑問,要胡錦濤才能回答。難道畫公仔要畫出腸?他如果是真的,一眾戰友又豈會不同道而為謀?
      輿論對號稱「三梁」的疑似黨員特別有興趣,除了三人都位極人臣,也因為其中兩人非傳統左派出身。但除非立例禁止共黨任公職,否則看不出如何可以排除這些人。
     反而應該要求,中共對香港所有政黨成員一視同仁,讓市民決定誰來當家。現在的遊戲明顯地傾向親共、排斥泛民。中產尤其不服,形成強烈的離心。當選者缺乏足夠的認可,動輒得咎,難以管治,更激發不必要的抗爭。
     如果中共能對泛民開放選舉和公職,反過來也很難有理由排除地下黨。
     此外,「染紅」政府事件的疑似團員與其男拍檔都是近年畢業的港大生。若工作有成,十年後也就是局長級人選。由此看,power-conscious的港大已初步由殖民地AO庫過渡到特區政治人才庫。

2012年4月21日 星期六

120421六陰:「滿月」在即

      連日的黃梅雨終於叫停。
      
      梁振英還有三天滿月。至今:
      組班無成:未見落實任何人。范羅話唔嫁又嫁,公公看漲而林鄭大跌(施永青昨撰社論叫     停),若非人手不夠,就是信得過的人不夠。中央會出手,不會拖過七一。
      新舊銜接:曾是「大官小人」,在鏡頭前講得愈堂皇就愈覺得虛假。他不會主動合作,但不敢違抗中央。
      民望回升:負面訊息淡出的正常反應。預告雙非零配額後,下次更會飆升。
      地產「狼來了」:放料成功,反應正面。詳見上次本博,不贅。
      與唐傾偈:純向市民交待,不會有實質。但不排除邀唐任公職,例如董建華式大使。
      輿論:兩份最有影響的報紙繼續反,話題多,但邊緣性,炒不大。
      有人帶諷刺地問,此人這樣「完美」,該怎樣看?看梁今晨接受立會聆訊就足以說明:神情guarded,但像背法律,不吃螺絲。對手當然恨透這種「金鐘罩鐵布衫」,因為怕打他不過。

     今天有三個報紙研究個案:
1.     新聞輕重的衡量
最多報紙的頭條:中大高層涉嫌性騷擾下屬致死。國際版下游:巴基斯坦空難過百人喪生。
      決定頭條的主因是:本地》外地?大人物》無名人?性事》其他事?糗事》幾乎天天都有的災難?四個因素的優先次序為何?
2.     標題的文字表達
大報頭條《捲非禮中大前秘書長自殺 原出席女下屬死因研訊 作供前入ICU》,看懂了嗎?
「捲非禮」?
大驚小怪!中大前秘書長自殺,而女下屬死──不就渡邊淳一的《失樂園》嘛?不倫戀殉情,一個沒死但危殆,所以入ICU囉!
3.     標題的廣告式placement
大報財經版頭條《3.5小時沽200CY當選後首新盤》。
利用新盤銷情為新的當權者打氣,聯想精妙。新貴識做啦!

2012年4月20日 星期五

120419四雨:保持清醒(rev.)

      網上的《王立軍自白》大爆黑幕,但語氣像「地攤小說」
     「難道他(薄)會拋棄我嗎?…….我在心! 裏默默地懺悔,害人真的害己嗎,“玩法”真的會被“法辦”嗎,我想退縮,但我別無選擇……在一個警車裏,我還看到了一個警花,那天沒下雨, 我設計的紅雨衣,她沒穿,但她的臉蛋兒紅了,是的,是我親自面試,把她錄用的,為了報答我,她曾給了我一腿,就是摔倒撞牆在浴室那天的事,別提她多麼風情萬種了……。
      上面玩「創意」最有勇氣。幾毛錢一個的雞蛋都造得維肖維妙,一封政治上價值連城的文件有何難哉?
      六四以來頭號大案加上老外的人命(那在清末是要招來列強聯軍的),連英、美大報都不放過,看大路報導已足夠。
      薄案關乎最高層的命運,我相信西方報道多過中方版本但若嫌太中立,要罵得痛快,可以看海外的維權網站。
      薄熙來出事個多月,天天有新料,連官場小說都技窮。但真假難辨。改革開放多年,官方早已玩熟了世間政府常見的mis-dis-information,放料時亦真亦假,渠道黑白難分。居於弱勢的反對者於是也用同樣手法打心戰。官民刻意混淆,信一半都死。
      
      今晚「無線」講最近的「拐子佬」傳聞,問為什麼明知是假,父母仍然嚇破膽。但兩千年前曾子(曾參)母親三次聽說兒子殺人,終於匆忙出逃的寓言不就回答了(致謝:我與「孟母三遷」的故事搞混了,蒙網友Patrickov指正)?自衛是人的本能,若無法確定是否有難,better safe than sorry。英國人後來發明買保險。
      因此,要問我我信不信西環當面罵壓特區高官,政治局委員一家敢毒殺老外,還有什麼不可能?國以黨代法,官以權代法,發展中地區普遍如是。兩制是法,西環是黨,當然黨更大。
      有人問西環的職責為何,我不知道。但以法治之心如何度人治之腹?鄧小平當年退下來後,說自己是平民,江澤民現在名義上也是。《憲法》裡所有的好事都有,但維穩時什麼都沒有。
      西環是英治下中方駐港代表「新華社」的延續,回歸後本應撤銷,在港澳辦下設駐港辦。但衙門能開不能撤,兩頭馬車也就明爭暗鬥。西環活在我們中間,當官的有權不用怎對得起自己?罕見的只是赤裸得像黑社會。

      要問我相信「地產商冇大茶飯」還是「 CY唔會咁蠢搞冧樓市」,我看這是辯證的兩面。前者是主,後者是次。CY和中央看樣子真的想住屋學新加坡,十年八年時間增加公營房屋至成為市場主流,令私樓無法再左右市場。但同時以其他措施緩和衝擊,令樓價軟著陸,分段微跌或至少不再升。「邊有半斤八兩咁理想」?我唔知。但除非大陸經濟垮,否則相信會出招配合。
      政策本身有理,但「樓價比天高」是五十年的沉積。他怎過得了近半有樓家庭的關?如果靠無樓族壓有樓族,社會將會對半分裂,無法管治。
      但大陸經濟在放緩。報載港珠寶生意放緩、股價告別高增長,五一《酒店訂房跑輸澳門》。自由行連年瘋漲,珠寶店多到變態,扭曲了社會生態。希望今後健康點。
     
      最後摘錄AD今天「李平」的《誰在阻礙政改?》「如果說薄熙來是毛左派的代表,溫家寶是自由派的代表,胡錦濤堪稱維穩派的代表。毛左派的言行在刺激改革,自由派的空談在削弱改革,維穩派的當權在阻礙改革。因此,薄熙來事件成不了中共政改的起點,只是權力重新分配的起點。」

2012年4月18日 星期三

120418三陰:Guarantee or no guarantee?

      梁振英說「我唔保証雙非bb會有…」當晚,我忙完週末的差事,隨手寫了幾句。用大陸話說:REALITY壓倒一切。但隨即想起一個筆友,問怎樣看。
      友人不反也不挺,某種程度上甚至不反對有「強者」重振香港。但從法治出發,十分感慨:
     「核心價值」並非口號,而是自明之理。他說「我唔保証雙非bb會有…」,那(在法律上)到底是「保證」還是「不保證」。我不明白怎麼做得到,除非他自以為大過法(原文:he's above the law,翻譯借用彭真說不知道黨大還是法大的典故)。

     我沒有內幕,寫此文時未與任何人談過。但我猜,「我唔保証…」是東方式表達,尤以日人最精通。粵語說,「畫公仔唔使畫出腸」,用英文說或者是implicit negation。解釋成「是」還是「不是」取決於雙方的關係、講話時的處境、交涉的經過,要看語氣、選詞、神情、以至細緻的動作。
     日人與你面對面時,就所提的條件說:「哎呀,真的謝謝你的好意,太不好意思……,你真是太好啦……」,那十有九是婉拒。反而一句不說,只是點頭微笑,那大概才是接納。
     
     當然在法律上,implicit的含意不算數,以免予人arbitrary的解釋權。但梁是搞政治,不是上庭。對梁正如不少港人,「雙非」有點像非法移民,純屬怎樣盡早拒諸門外,對方沒有太多話語權。故以最高決策者身份當眾說「唔保證」,其實實話是「冇」。但不講死,一是不在位,二是未成事,留個「後路」。俗語說「不怕一萬,只怕萬一」,大陸叫做「退場機制」。
      雖然我相信,梁其實根本不考慮退場機制。他上周面聖就講明會談雙非。他昨天據報再次北上,即日來回。除了組班和雙非,還有什麼更迫切的課題?
      雙非來港,上頭沒有好處。想梁收拾董、曾殘局,撐起香港,必用盡手段來幫他堵漏,包括法律上的。說白了,梁手執上方寶劍,「有恃無恐」。
      香港法院他當然控制不了。但就外傭案的新裁決看,法院也開始明白,七百萬人面對十三億人以至東南亞人口的壓力,單靠人道應付不了。

120417二陰雨:More on my favorites……

      日間在許冠傑港大百週年個唱一文裡提到Don McLeanSimon and Garfunkel。不料觸動了一位熱心的筆友。
      其實文裡未及於《Vincent》和《Sound of Silence》的歌詞。這些老歌歷久不衰,不僅旋律「淡淡的哀愁」,百聽不厭,歌詞更觸動心靈。多年後「番」聽,那種傷感很難形容。但所有過來人都明白。
    “People talking without speaking,
      People hearing without listening,
      People writing songs that voices never share
      And no one dared 
      Disturb the sound of silence”.
社會富裕但關係疏離,低氣壓籠罩。人人言而不語、聽而不聞、唱而不同,活在「目中無人」的寂寥裡。而且,Silence like a cancer grows,最終會吞噬所有的人。
     至於《Vincent》或者說「Starry, starry night」,幽怨的曲調是Van Gogh(梵谷)悲劇一生的寫照。梵谷既是近代最偉大的畫家,又是最有名的精神病患。但大器晚成,吞槍自殺前那十年的創作刷新了西方畫壇。歌詞裡一再出現「sanity」,慨嘆當時沒有人明白他,懷疑世人永遠也明白不了。
     Please see http://www.youtube.com/watch?v=dipFMJckZOM

      性格使然,我偏愛哀怨的旋律、有寓意的歌詞。我不反對歡樂的調子,但那不需要動腦筋,不覺得比深思更耐聽。
      那個時代的好歌,歌詞都有深意,很反映時代。也抗議社會,但含蓄,觸動深處。我不喜歡後來的抗議音樂,歌詞直接控訴,旋律缺乏美感。坦白說,我沒有那樣欣賞The Boss。雖然,他是樂壇的精神領袖,地位比Simon and GarfunkelDon McLean更高。

      友人的來郵使我想起另一首四十多年來,用各種語言唱遍全球的《Those Were the Days》。這是人到中年後,緬懷「那些年,我們一同輕狂」的飲酒歌。調子輕快,但其實很哀傷,痛惜流金歲月。一唱過就忘不了的是:
      Those were the days my friend
      We thought they'd never end
      We'd sing and dance forever and a day
      We'd live the life we'd choose
      We'd fight and never lose
      For we were young and sure to have our way

     回了友人的電郵後,我斟了杯紅酒,看著YouTube上這幾首原唱的錄影寫本文。是為記。

2012年4月17日 星期二

120417二陰雨:港大的「轉型」

     《桃姐》一如在台橫掃大小電影獎的兩集《賽德萊.巴克》,話題動人,本地自豪,但空間上限於本土,時間上早已過氣,一出外就難有共鳴。在一些次級國際影展上得獎,相信出於敬老關愛和香港電影的威力多過片子本身。
      但劉德華長期資助創作,香港藝人裡,他是第一個。選他當特首的笑話多少與此有關。他月內當爸爸後,會更關心家庭、教育、生活……。當委以文化、安老公職,讓他回餽社會。
   
      前晚沾友人的光去紅館看許冠傑。上次看演唱會恰巧也是阿Sam。那是沙士後,他復出為港打氣。這次則是為港大慶祝百周年。這位舊生與幾十位名流校友和在學的同學演出他和校友林夕為此創作的新歌。同場獻唱的歌手還有校友謝安琪。黃霑去得早,否則會是另一個上台的主角。
      要說孫中山和張愛玲是港大最有名的校友應無異議。大學icon由革命家、小說家到「戲子」,反映了港大以至香港由精英社會朝向平民社會的轉化。
      當年社會出於「封建」意識歧視藝人,但今天要靠他們來穩定社會、引導青少年。誰不是聽歌看電視成長的?誰在深層次裡不埋藏著流行文化的記憶,影響著日常的言行?

      港大的另一項貢獻是出政壇人物。在殖民地時代包攬了政府裡所有的華人高職。回歸前開始下放政治,又包攬了泛民,撐起了親京大黨。這種「政治壟斷」當然是畢業生質素和精英關係網形成的,一如美國的哈佛。
      但相信出於北京的限制,至今三位特首沒有港大生。這使我想起港大生天之驕子的一種副作用。年前與友人飲茶。座上多是香港黃金時代的港大精英。談到警務處長換人,當時首見中大人接任。有人覺得奇怪,為什麼沒有港大的處長?的確,高官素來都是港大的,為什麼唯獨警隊No. 1例外?原來,答案很諷刺:今天的處長是三四十年前入職的紅褲子,那些年的港大精英不是AO就是銀行家,何須當差?
      若此,港大生會否因為當年出路太好,沒有人會選理念先行、義工性質、毫無保障的政治事業,因而錯過了當特首的機會?相比之下,跟英國人當官,只要英文一流、謹守律法、言行規矩,晉升穩定,倍受尊崇,打跛腳唔憂。
      但也正因此,政治開放後,「刁民」日多,這種一板一眼的AO捉襟見肘。
      不過,港大既然能出泛民、親京領袖,相信十年後也會出特首。今天四十歲的一代看好。
   
      這次看阿Sam有點擔心。六十開外的人,精力雖然充沛,但臉部似乎浮腫,聲線沒有以前那樣動聽,巨大的聲浪似乎帶有藏拙的意味。演唱會以豹作為「符號」,無論視覺、象徵都不吸引。Wish him well。
   
       對我來說,當晚最觸動的Don McLean為Van Gogh作的《Vincent》、以及Simon and Garfunkel的經典《Sound of Silence》。這是我留美初期的兩首啓蒙曲子,歌詞很有寓意。前者為世人不明白梵谷的天才而哀傷,我在芝加哥時聽McLean來校園唱過;後者代表1960年代的嬉皮慨嘆美國物質社會的空虛,我到美國第一年看《Graduate》聽的。這部荷里活經典其他的插曲,由《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Scarborough Fair》……也都即時成為經典,至今不衰。

120416一初夏黃雨:「薄後」會更好?

      相對於回歸後特首講話慣性的委婉,梁振英今有關上任後封殺雙非的預告具體、清晰,仿佛換了一個政權。這種強勢姿態正是很多人恨透他的原因。
      至於學者懷疑他能否兌現,那是以港人法治之心度「共式」管治之腹。
      他可信是上京獲得了保證,不怕司法覆核,否則怎敢說得這樣硬?
      你會問:梁怎管得了法院的判決。但就外傭居權案的新裁決看,法院已開始由回歸初期的自由轉向實用,兼顧現實甚至輿論。
      You may not like it. But its REALITY that counts.

      兩個以我的感覺有「天線」而且信得過的舊友,分別認為薄熙來垮台後「今後會更好」。但願如此。
      聽友人說,明白了政變的傳聞,原來薄在軍中「鐵桿」多。
      但以近日看,軍方已放棄薄。
      友人說,中共口頭上「以黨領軍」,但看人大裡軍方的人數即可知,剛好相反。不過,比重已有所縮減,正在改進云云。
      我對這倒不稀奇。毛澤東講明「槍桿子出政權」,說白了,誰打江山誰最大。進入和平時期後,誰掌槍桿誰最兇。
      若此,怪不得有人將薄出事與六四相比。

      最近這十年,鄧小平式改革開放的好處到了盡頭,壞處全面迸發。貪腐病入膏肓,生存不擇手段;有錢的醉生夢死,沒錢的怨氣沖天。治國靠高增長來贖買中產,靠生活自由來麻醉年輕人,靠狠過黑社會的維穩來壓住基層。
      大陸富裕中的淪喪,莫過於有父母飛美提供掩口費,圖挽救姦殺女同胞的兒子。任何事都可以用$解決,明碼實價。這可能是古今中外最符合經濟學的社會。
      但三十年的高增長即將見頂。一旦回落到6%,中產將落入下游,加入基層的訴求,民憤勢將缺堤。
      美國和東亞各國看準了「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攜手架起包圍圈,準備「趁你病,攞你命」。
      再拖下去,不堪設想。
      經濟要軟著陸。政改最好趁新舊交接上馬,讓現任者得以「啓後」留名,候任者得以「乘先」,舖平未來的五年,新舊雙贏。
      希望薄案壞事變成好事,雖然我對連番累贅的罪名感到噁心。此人若這樣壞,要不是王力軍跳出來,還不知拖到何時?中共到底有沒有自救的機制?還是說,免不了「蘇東波」的命運?

      薄事件予外界的政治憧憬,恐怕大都不切實際。但方勵之離世是一個契機。六四23年近了,讓流亡者回國省親辦私事罷,讓香港也得以解套。這才是真正的大和解。

2012年4月13日 星期五

120413五陰:美國值得一讚

      北韓火箭擾攘多時,不料竟為王朝第三代登基沖喜。只怕又有很多人頭落地。
      
      與兩千年前「王,何必曰利」的孟子空想相反,今天中國對外是另一個極端。在國際上舉足輕重,但有利無義,被譏為「新帝國主義」。
      為免他日被西方搞,國際上每見爭端就照背「停止暴力,協商解決」的空話,管他是否生靈塗炭。
      發展中世界看在錢分上,不置可否。但一旦財力不繼,立即會被國際孤立。
      
      美國年來對緬甸就開始放下理所當然的美式道德,學用東方的柔性和耐性:維持壓力,但予人時間,而且言出必行。希拉莉祝賀昂山素姬進入國會時,甚至提醒她民主須妥協,要由偶像變「政客」,跟分歧很大的人合作。反對派在軍方佔八成的國會裡不可能話事。但昂山若能提出難以拒絕的改進,軍方既可換取西方的投資、又可青史留名,對人民有利,皆大歡喜。

     中國亦應借薄熙來案之勢,突破改革瓶頸。中國不像緬甸缺錢,但缺道德、缺民心、缺安全。一旦斷纜,禍及全球。
     薄案有兩個層面。高層的權爭在目前的中國只能靠內部解決;但薄借官商勾結、貧富懸殊搞「唱紅打黑」獲得共鳴,就像共產黨在俄羅斯仍有市場,要從問題的根本上去解決,不能一句否定了事。

2012年4月12日 星期四

P-v半個月:還待真功夫

      我初中看福爾摩斯,退休後看日本推理。但只看「罪案」,不碰間諜。因為只求接近生活,冷對國際鬥爭,特別是意識形態。看007還可以說聲色之娛,文字就算了。最近看John Le Carre經典《Tinker, Tailor, Soldier, Spy》改編的新版電影《諜網迷蹤》,由頭到尾用陰暗的色彩、人物和對白來突出冷戰的肅殺,活受罪。
      但這次政治局巨星的夫人被指毒殺一位由情報轉行經商的老「英」,不知道該算偵探還是間諜話題?香港的反「英」抗暴幸虧只是文鬥。
     中共一向以黨代法,近年眼見穩定與經濟背馳,不惜一切維穩。基層黨官手執上方寶劍,迫害良民跡近無法無天。此案公佈時,最高層正為接班人爭得不可開交。誰會相信辦案的過程政治中立?
      
      但港人與有榮焉。中央首次學我們,在作為主嫌的大人物夫人姓名之前冠夫姓。若此,我們正在京城陪夫面聖的候任特首夫人,官方名稱正好是夫姓在前,對手的姓氏隨後。被壓住似乎是後者的宿命。
      但反對者十分執著。所謂的和解一靠中央發功,二靠「贖買」,三靠做出成績,提升民望。前兩者容易,第三點才是真功夫。
      3.25特首產生後,我決定在接著的兩週逐日給分,看有何發現。當選者第一周靠公關得了些分。但第二周碰上清明、復活節長假,政治停頓,不進也不退。期間內,反對的話題牽強。最新的港大民調不錯發現市民擔心《梁治港衰過董曾》。但報章不說:這是選後第一周做的,對手的兩大指控還在發酵。民調後這十一天內,當選者多次落區,繼而上京接受祝福。下次的民調按理會反彈。
      且看假期後,反對者能否抓到新痛腳。有關防暴隊和商台的兩大指控仍然是遺留的地雷,碰上適當的事就會被翻舊賬。
      當急之務是組班。今後兩周須落實幾個大位,一個月內班子大定,否則會傳言四起、民望插手。不用說,中央會暗中發功,提供條件。
      當選者敏感度高、思路慎密、反應快、中文純熟、口齒清楚、自制力強、壓得住脾氣,很難抓他講話的痛腳。但也正因為太純熟,流於套話甚至背書,予人官僚的感覺:你不講錯話,但也解決不了問題。
      中央要求我們「廉潔」和「團結」。前易後難。曾蔭權和許仕仁的「貪」肯定不是公務員的常態,而是個性造成的。前者生性小家,港式smart超班,但無理念、無學識,當官純屬打工。回歸前雖為英人當奴,但在華人社會裡地位尊崇,特權心態改不了。後者相反但殊途同歸。一樣港式smart超班,但無理念,對學識沒有興趣,當官純屬僱傭。但與曾不同,許出身富家,熱衷享受,吃喝玩樂樣樣精,加上為人「圓滑」,容易模糊其享受的來源與公職的界線。
      高級公務員覺得打政府工與打財團工沒有分別的僱傭心態,是港式管治的一大弊病。這些華人高官回歸前被英人盯著,回歸後自己當家作主,從而出事。
      這次選舉前夕的突變充分顯示中央的政治能耐。反對者罵干預之餘更須自強。

2012年4月7日 星期六

《崔家》:我的父親


      先父25年前在港病逝。姐姐、哥哥在內地,在外只剩下母親、妹妹與我,促使我作出多年來最明智的決定,從美國回來定居。
      回港後頭幾年沒去拜祭父親。後來結了婚,剛好外父(岳父)也在歌連臣角,於是每年清明妻家去。
      友人許迪鏘相信是知道我1957自穗來港後,隨父親在上海人的「小圈子」裡生活,送我學者熊志琴編的《異鄉猛步-司明專欄選》。閱後勾起不少回憶,更彌補了自己的一些無知
      司明是上海的知名文人,1950年來港後以專欄為生,可日產萬字,是香港效率最佳的寫照。內容主要圍繞同鄉裡的見聞,觀點開明,對一些海派陋習頗有微詞。司明身為作家,每日讀報,交遊廣闊,收入中等,接觸面自非先父可比。
      這次清明本欲影印幾頁,去靈前讀給先父聽,帶瓶花雕、一碗上海粗湯麵,但臨時疏懶了。父親喝酒但不多,但上海人不喝雙蒸,洋酒又喝不起,紹興酒是the closest approximation。上海粗湯麵是那些年父親在紗廠打工時,每逢周休帶我到彌敦道和荔枝角道交界處看兩毛錢的「工餘場」後,與我到隔壁綠楊邨分享的最廉價美味。幾條肉絲,撒些椰菜,泡在中式miso裡,作料便宜,工夫不多,記得好像賣一塊一。五十年後的今天,連鎖店的下午茶偶然也供應。
      先父在港最後那十年八年,貧病交迫,早已脫離昔日的上海圈子。他離世後,我沒有見過他的朋友,與妹妹也改用粵語。二十多年來,只有去年秋天有年輕朋友帶老闆來談他產品的marketing,才再次長時間講上海話。
      
      先父名「觀鑫」。「鑫」,國、滬語與「新」同音,粵語讀「尶」。1908413日生於安徽(?)1987625日在港離世,享年79
      先父出生大約半年,光緒與慈禧先後相隔一天離世,兒皇帝宣統(溥儀)繼位。三年後辛亥革命爆發,翌年滿清遜位,結束兩千多年的帝制。但接著的十多年,北方軍閥割據、南方共和脆弱,彼此爭鬥不息。要到1928年南方完成北伐,才算是全國共和。這是先父童年到大學的階段。他在哪裡生活、受教育呢?
      北伐後,國民黨名義上統一了中國,但軍閥的根未除,共產黨又乘勢冒起,與國府鬥足20年。日本看準中國內鬥,先於1931年佔領東北,六年後全面侵華。漢族地區除了西南,幾無倖免。先父的青壯年「撞正」抗戰和內戰,他有否介入或遭劫?如何謀生?在哪裡成家育兒?
      我懂事時已是中共治下。有意無意,父親對民國時期的經歷從來不提。我只知道籍貫是安徽()太平()、畢業於上海復旦大學土木工程系。知道籍貫是因為我入學要填報,習慣上子女跟從父親;學歷是因為父親來港初期想找工作,填過些履歷。
      但即使我唯一所知的這兩項,在現實中也幾乎無跡可循。籍貫方面,所謂「安徽太平」只是按傳統沿用祖上的出身,父親從未提過家鄉,語言、飲食、習俗、親友……,沒有一樣與安徽有關聯。父親那一代唯一的親戚是他的兩個妹妹和一個弟弟,也就是我的姑媽(粵語「姑姐」)和叔叔。四兄妹三個住在廣州,一個落籍上海,彼此間只講上海話。此外未聽說有表親。父親的朋友也幾乎都是上海人。如果不是後來廣州小姑媽的後人交給我一張民初的照片(圖中的成年人應該是我的祖父母,男孩是先父),我甚至不敢說父親是否真的生在安徽太平。
      當年的太平縣現已撤銷。安徽名為「太平」的地方在網上只有今天黃山市內的「太平湖」和明清的太平府,後者轄區相當於今馬鞍山市及蕪湖市。就附圖看,父親家境不差。若此,家鄉是太平府也就是蕪湖地區的可能性大過太平湖。
      由此看,父親四兄妹可能是從小被鄉下父母送到上海成長的「移民」,就如今天內地人從小送到西方的子女,長大後跟從居留地,祖籍純屬名義
      這在父親的時代可能很常見。從街頭賣唱行乞的《鳳陽花鼓》即可知,安徽是窮省,當地人慣外出討飯到上海謀生的安徽人,女的當「娘姨」(家傭),男的拉車、剃頭(理髮),與鄰近各省來滬謀生的「農民工」通稱「江北人」,就如「賓妹」「賓佬」的香港蔑稱。
      父親與三個妹弟若幼年由安徽中產家庭移居上海,成長後自然只講滬語,遠離家鄉,以免被當下人。香港今天新移民的下一代不也只講粵語,不用父母的鄉音?說到底,人望高處,毛澤東話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
      父親從來不提他的「前傳」,我雖然有點納悶,但四五十年前,晚輩對長輩若有疑問,只會放在心裡。換了今天,我也許會婉轉地問父親。但現在錯過了機會,也不覺得可惜。父親不講,必有他的理由,我應該尊重。我討厭美國人那種凡事問,認為只有講出來才算數。這當然是法制觀念。但人與人之間的微妙感情可以用法制來解決嗎?美國人之間的衝突,很多就是彼此逼對方表態造成的。(後補:近日離世的Mike Wallace就是我不欣賞的美式王牌。)
      如果父親都只是「假」安徽人,我就更扯不上邊。未聽過一句家鄉話,未吃過徽菜,從未踏足安徽,每逢被問及是甚麼人,我慣說:「我父親是安徽人。」言下之意,我不說我是什麼人,但明白傳統的家鄉觀。
      由於吃文字飯,這個「安徽人」的「假名」,有時候甚至可以沾點光。安徽雖然窮,但由清朝桐城派到現代的胡適、今天的楊振寧,才人不少。但我不可能高攀。
      
      我在這方面贊同美國人的成長決定論:只看Where are you from?不看Where were you originally from?依我看決定人心態和行為的是天生的性格和後天的成長經驗,血緣的因素極微。Jerry Lin林書豪即為一例。他贏波後誇張的動作完全是美國式,東亞球員會含蓄很多。但長居美國的華人會Jerry的成就看作炎黃子孫的優越性,間接反擊白人主流對他們的壓抑。同樣的,台灣的人把Jerry看作台灣的驕傲,間接對抗泰山壓頂的大陸。
      但我總覺得,美國華裔受白人社會socialization的影響過於華人父母的家教。以此角度看,先父是上海人,而我是廣州-香港人。我們這兩代不論好壞,都來自同化我們的地域,與祖籍無關。
      但是,我也許會去安徽走一遭,看能否找到先父性格、成敗的蹤影。

2012年4月4日 星期三

《崔家》120404Wed:那些年,一起染紅的日子

      清明適逢兒童節,祭祖與扶幼湊在一起。
      近十多年,每逢清明都與妻家去歌連臣角。今年外母從海外回來,連帶五個子女難得地齊集香港,於是提前在上週六事後一家八口順道去石澳散步午膳,多年來的第一次。
      
      至於兒童節,四月四日是民國訂的,台灣沿用,但大陸改用六月一日。由於英國人沒有份,又不是華人傳統,香港沒有兒童節。用來考通識,合格率怕低過講政黨。
      但話說回來,當初之所以訂定兒童節,因為社會窮,兒童缺乏照顧甚至被虐待。現在社會富裕、父母寵愛,天天都是兒童節,連兒童都懶得慶祝。
      兒童節為何定在四四或者六一,恕我不查了。只知大陸的國際節日照搬歐洲共產主義運動,例如勞動節是「五一」。但美國為了與共產主義劃清界限,把Labor Day定在九月第一個周一。同樣的,香港的上一代是南來逃避內戰和中共的難民,大都傾向國府,尤其是主導言論的文人,故照例跟從「四四」。即使回歸十五年後的今天,大概除了左派學校,沒有人提「六一」。
     
     但我1940年代下半到1950年代上半在廣州成長,經歷了兩種兒童節。而這也正好是中國政治上的兩大過渡。
     出生沒幾天,日本就投降,抗戰結束。幾個月大,我對生命中的第一個政治里程碑自然不會有感覺。但對國府餘下的四年和平,倒是有記憶的,因為上幼兒園要升旗唱「三民主義,吾黨所忠」。當時唸口簧,不明所以。但1949年我四歲,內戰打到廣州,躲防空洞、聽海珠橋被炸、看解放軍操過我住的大新路,對歌詞好像有了些感覺。
      但幼兒園重開時,換上五星旗,改唱「起來,不願意做奴隸的人們」。問我喜歡哪首,我生性悲觀,傾向調子像出殯的「三民主義」多過戰鬥性的《義勇軍進行曲》。我如果在大陸留到文革,只要這點就足以戴鎖鏈、跪玻璃and good-bye
      四歲以前的四四有什麼,實在不記得。但接著的八個六一我已懂事,至少記得那天小學放假,有文娛、體育節目專供我們這些六七點鐘的太陽開心(毛澤東口中「八九點鐘的太陽」大概指中學生。我當時只是小學雞)。兩種兒童節一比,我自然會選六一,與香港的習慣背馳。
      中共當時就有培養接班人的一條龍制度:小學先進少先隊(俗稱「紅領巾」),中學加入共青團(也就是胡錦濤、李克強發家的起點),成年(大學年齡)晉升共產黨。
      紅領巾有點像香港的童子軍,只不過普及得多。幾乎全班同學都在小學那六年陸續戴上,就像教會學校的學生受洗。當班上紅領巾日增時,頸子上還沒有這種榮譽的同學會感到壓力,於是陸續跟隨。到了畢業前夕那次入隊典禮,全班好像只剩下我和另一個同學。換言之,班上四十幾個同學,只有一個像我那樣落後。這部分是因為我性格被動,有點像今天的自閉;部分因為家裡被評為「小資產階級」,說白了,「即使不算壞人,也好極有限」。
      校內給我和另外那個同學主持入隊宣誓的影像還在我腦海裡。主持儀式的少先大隊長(大概相當於香港名校的head prefect)是一位大姐姐。不知道她這些年過得怎樣。
      紅領巾沒戴幾次就升中,讀完中一上學期跟父親來港,當了解放的逃兵。但我對這個短暫的「紅」經驗並不反感,甚至惋惜沒把領巾帶來留個紀念。不過這一來,成年後求職,只怕被當地下黨。

2012年4月3日 星期二

PV Day 7-9:無冷場,有進展

(過去三天公私羈絆,今才再次上博。)
      當選至今九天,總結觀感如下:
      政治敏感度高,第一時間回應,言談幾無破綻,實質卻也不多。
     「統戰」上下兼顧,聆聽選民得體。公關雖然超班,還待實績示人。
      反英萬五不少,怕只怕綿裡針。示威雖不會停,難保市民孤立。
      
      從好的看,此人正如民調所言,有本事,有作為。從壞的看,正因如此,政敵很難動得了他。恨之入骨,正是害怕他一旦當道,沒人對付得了。
      但近年過分重商輕民,貧富懸殊、官商勾結的印象深入民心,民怨載道,讓他把偏差拉回來一些,長遠有好處。否則五年後的普選,泛民根本沒有對手。
      未來一週十天最大的考驗是:組班是否有進展?能否說服別人,尤其是本來不同道的人跟他

2012年4月1日 星期日

120401日暖:勇氣與意氣

      有六人因為薄熙來撤職後,網上傳聞軍隊進京、中南海響起槍聲而被拘留,兩大微博暫停整頓。由於法律純為官方服務,輿論照例同情。但不怕說,有關傳聞太像清末戊戌政變、袁世凱逼清帝遜位的翻版,也仿佛六四重來,我當時就不太相信
      文革三十六年後,無論官民往往仍以宣傳代替事實,但民方有時候更誇張。友人說,這是弱者對抗強者的最後招數。
      
      有線電視昨晚的專輯逐一走訪一年前想仿效北非「茉莉花革命」的內地維權人士,發覺他們普遍因此遭到長時間的拘禁刑求,深受創傷。但聽各人自述,也覺得他們理想崇高、大無畏之餘,輕信國外但輕視國內,少了知彼知己。
      北非的星火可以燎原,除了專制、貪腐,也因為年輕人長期失業,在街頭流連,一呼百應。但中國以三十年經濟奇蹟為後盾的官方鎮壓力和民間對穩定的依賴,剛好是另一個極端。
      近年不錯民怨日漸失控,但與二十年相比,得益仍多過失益。得益者也明白不改革將無以為繼,但拒絕放棄利益,推倒重來。理想主義者只愛政治、不屑經濟,照搬別人的革命,自己和家人作出了犧牲,但除了虛擬世界,有形的社會並不領情,甚至可能把民意推向保守的一面:雖然討厭官方,但更不屑有人「搞搞震」。
       更不要說,經濟落後地區的革命大都像放煙花,眼前短暫的璀璨掩蓋不了背後恆常的黑暗。因為,背後的黑暗不僅是有形的專制、貪腐,更包括無形因而深遽得多的政經約制,民族、文化(中國是2000年的儒家包袱,伊斯蘭地區是1400年的宗教因素)甚至地理(例如蘇丹與南蘇丹)的束縛。有形之痛通常是無形之弊的表徵。
      突尼斯和埃及人趕走獨裁者後,過去這一年是否比較滿意?是否看到前景?但現實往往沒有那樣簡單。即期的《Economist》就慨嘆藏人流亡政權換上新一代總理後,前仆後繼的自焚《No impact》。中國更強硬,但西方關心幾句就交差。因為,金融、朝核、敘利亞……等危機更迫切,少了13億人的實力和關係很難解決。這30條人命(圖:美國之音3月29日的藏人自焚地點和人數)死得不值。收手吧!
       沈旭暉電影文集《一切只是預演》的《恐怖組織的『去妖魔化』實驗-"飢餓Hunger"》認為,198110名北愛獨立鬥士在獄中絕食至死之所以能逼使戴卓爾讓步,其實帶點巧合。絕食期間適逢有代表北愛的英國國會議員猝死,鬥士在獄中參選勝出,成為有史以來絕無僅有的「絕食在囚議員」。死後逾十萬人送殯,舉世同情,鐵娘子別無選擇。
      同樣是佛教徒自焚,美國出兵越戰期間,有僧人以此方式呼籲停戰,震動了天天有同胞陣亡的美國人,對白宮構成巨大的壓力。中國境內的藏人再不自由,與越南當年的漫天烽火無法相比。僧人為眾生爭取和平的死諫,較藏人爭取獨立又高一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