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多年，每逢清明都與妻家去歌連臣角。今年外母從海外回來，連帶五個子女難得地齊集香港，於是提前在上週六去。事後一家八口順道去石澳散步午膳，多年來的第一次。
至於兒童節，四月四日是民國訂的，台灣沿用，但大陸改用六月一日。由於英國人沒有份，又不是華人傳統，香港沒有兒童節。用來考通識，合格率怕低過講政黨。
但話說回來，當初之所以訂定兒童節，因為社會窮，兒童缺乏照顧甚至被虐待。現在社會富裕、父母寵愛，天天都是兒童節，連兒童都懶得慶祝。
兒童節為何定在四四或者六一，恕我不查了。只知大陸的國際節日照搬歐洲共產主義運動，例如勞動節是「五一」。但美國為了與共產主義劃清界限，把Labor Day定在九月第一個周一。同樣的，香港的上一代是南來逃避內戰和中共的難民，大都傾向國府，尤其是主導言論的文人，故照例跟從「四四」。即使回歸十五年後的今天，大概除了左派學校，沒有人提「六一」。
但我1940年代下半到1950年代上半在廣州成長，經歷了兩種兒童節。而這也正好是中國政治上的兩大過渡。
出生沒幾天，日本就投降，抗戰結束。幾個月大，我對生命中的第一個政治里程碑自然不會有感覺。但對國府餘下的四年和平，倒是有記憶的，因為上幼兒園要升旗唱「三民主義，吾黨所忠」。當時唸口簧，不明所以。但1949年我四歲，內戰打到廣州，躲防空洞、聽海珠橋被炸、看解放軍操過我住的大新路，對歌詞好像有了些感覺。
但幼兒園重開時，換上五星旗，改唱「起來，不願意做奴隸的人們」。問我喜歡哪首，我生性悲觀，傾向調子像出殯的「三民主義」多過戰鬥性的《義勇軍進行曲》。我如果在大陸留到文革，只要這點就足以戴鎖鏈、跪玻璃and good-bye。
四歲以前的四四有什麼，實在不記得。但接著的八個六一我已懂事，至少記得那天小學放假，有文娛、體育節目專供我們這些六七點鐘的太陽開心（毛澤東口中「八九點鐘的太陽」大概指中學生。我當時只是小學雞）。兩種兒童節一比，我自然會選六一，與香港的習慣背馳。
中共當時就有培養接班人的一條龍制度：小學先進少先隊（俗稱「紅領巾」），中學加入共青團（也就是胡錦濤、李克強發家的起點），成年（大學年齡）晉升共產黨。
紅領巾有點像香港的童子軍，只不過普及得多。幾乎全班同學都在小學那六年陸續戴上，就像教會學校的學生受洗。當班上紅領巾日增時，頸子上還沒有這種榮譽的同學會感到壓力，於是陸續跟隨。到了畢業前夕那次入隊典禮，全班好像只剩下我和另一個同學。換言之，班上四十幾個同學，只有一個像我那樣落後。這部分是因為我性格被動，有點像今天的自閉；部分因為家裡被評為「小資產階級」，說白了，「即使不算壞人，也好極有限」。
校內給我和另外那個同學主持入隊宣誓的影像還在我腦海裡。主持儀式的少先大隊長(大概相當於香港名校的head prefect)是一位大姐姐。不知道她這些年過得怎樣。
我紅領巾沒戴幾次就升中，讀完中一上學期跟父親來港，當了解放的逃兵。但我對這個短暫的「紅」經驗並不反感，甚至惋惜沒把領巾帶來留個紀念。不過這一來，成年後求職，只怕被當地下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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