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4月4日 星期三

《崔家》120404Wed:那些年,一起染紅的日子

      清明適逢兒童節,祭祖與扶幼湊在一起。
      近十多年,每逢清明都與妻家去歌連臣角。今年外母從海外回來,連帶五個子女難得地齊集香港,於是提前在上週六事後一家八口順道去石澳散步午膳,多年來的第一次。
      
      至於兒童節,四月四日是民國訂的,台灣沿用,但大陸改用六月一日。由於英國人沒有份,又不是華人傳統,香港沒有兒童節。用來考通識,合格率怕低過講政黨。
      但話說回來,當初之所以訂定兒童節,因為社會窮,兒童缺乏照顧甚至被虐待。現在社會富裕、父母寵愛,天天都是兒童節,連兒童都懶得慶祝。
      兒童節為何定在四四或者六一,恕我不查了。只知大陸的國際節日照搬歐洲共產主義運動,例如勞動節是「五一」。但美國為了與共產主義劃清界限,把Labor Day定在九月第一個周一。同樣的,香港的上一代是南來逃避內戰和中共的難民,大都傾向國府,尤其是主導言論的文人,故照例跟從「四四」。即使回歸十五年後的今天,大概除了左派學校,沒有人提「六一」。
     
     但我1940年代下半到1950年代上半在廣州成長,經歷了兩種兒童節。而這也正好是中國政治上的兩大過渡。
     出生沒幾天,日本就投降,抗戰結束。幾個月大,我對生命中的第一個政治里程碑自然不會有感覺。但對國府餘下的四年和平,倒是有記憶的,因為上幼兒園要升旗唱「三民主義,吾黨所忠」。當時唸口簧,不明所以。但1949年我四歲,內戰打到廣州,躲防空洞、聽海珠橋被炸、看解放軍操過我住的大新路,對歌詞好像有了些感覺。
      但幼兒園重開時,換上五星旗,改唱「起來,不願意做奴隸的人們」。問我喜歡哪首,我生性悲觀,傾向調子像出殯的「三民主義」多過戰鬥性的《義勇軍進行曲》。我如果在大陸留到文革,只要這點就足以戴鎖鏈、跪玻璃and good-bye
      四歲以前的四四有什麼,實在不記得。但接著的八個六一我已懂事,至少記得那天小學放假,有文娛、體育節目專供我們這些六七點鐘的太陽開心(毛澤東口中「八九點鐘的太陽」大概指中學生。我當時只是小學雞)。兩種兒童節一比,我自然會選六一,與香港的習慣背馳。
      中共當時就有培養接班人的一條龍制度:小學先進少先隊(俗稱「紅領巾」),中學加入共青團(也就是胡錦濤、李克強發家的起點),成年(大學年齡)晉升共產黨。
      紅領巾有點像香港的童子軍,只不過普及得多。幾乎全班同學都在小學那六年陸續戴上,就像教會學校的學生受洗。當班上紅領巾日增時,頸子上還沒有這種榮譽的同學會感到壓力,於是陸續跟隨。到了畢業前夕那次入隊典禮,全班好像只剩下我和另一個同學。換言之,班上四十幾個同學,只有一個像我那樣落後。這部分是因為我性格被動,有點像今天的自閉;部分因為家裡被評為「小資產階級」,說白了,「即使不算壞人,也好極有限」。
      校內給我和另外那個同學主持入隊宣誓的影像還在我腦海裡。主持儀式的少先大隊長(大概相當於香港名校的head prefect)是一位大姐姐。不知道她這些年過得怎樣。
      紅領巾沒戴幾次就升中,讀完中一上學期跟父親來港,當了解放的逃兵。但我對這個短暫的「紅」經驗並不反感,甚至惋惜沒把領巾帶來留個紀念。不過這一來,成年後求職,只怕被當地下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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