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20一夜19°C 74%："古書"裏的"今天"（書摘）

下文摘自（但非全文，略去的個別字眼無關內容）：
    蔣夢麟（1886年－1964年，北大任期最長的校長）著《西潮》（初版日期不详）

    此書主要讲1842-1941年，外来（主要是欧美）文化对中国的影响。前半本是作者“亲闻”，后半段是“亲历”，故“有点像自传，有点像回忆录，也有点像近代史”。
    以下摘录的大约3,000字，或可作爲今天香港的參考。所講的五四運動在內地界定性爲愛國運動：

    一个运动的发生绝不是偶然的，必有其前因后果。在知识活动气氛下，思想和道德上的不安迅即在学生中发展开来。学生因细故而闹学潮，主要是受18世纪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口号的法国政治思想影响；同时认为中国迟迟没有进步，招致外国侵略，应由清廷负其咎，因此表示反抗。
   第一次学潮1902年发生于上海南洋公学，即所谓罢学风潮。前篇已讲过。几年后，学生反抗运动变质为对付学校厨子的“饭厅风潮”。最后学校想出“请君入瓮”的办法，把伙食交由学生办理。不过零星的风潮仍旧持续了十五六年。有一次“饭厅风潮”甚至导致惨剧。杭州一所中学，学生与厨子发生纠纷。厨子愤而在饭里下毒，十多位学生中毒而死。我在惨案发生后去过这所中学，发现许多学生卧床呻吟，另有十多具棺木停放在操场上。
    反抗的情绪固然渐成过去，反抗力量却转移到革命思想上发展，在学校之外获得广大的支持，终发展为政治革命，于1911年推翻满清。
   第二度的学生反抗运动突然在1919年5月4日在北京爆发。即所谓“五四运动”。消息从巴黎和会传到中国，说欧战中的战胜国决定把山东半岛的青岛送给日本。青岛原是中国租借给德国的海港。欧战期间，日本从德国手中夺取青岛。中国已对德宣战，战后这块租地自然应归还中国。消息传来，举国骚然。北京学生在北大学生领导下示威，反对签订凡尔赛和约。三千学生举行群众大会，在街头游行，反对接受丧权辱国的条件，高喊“还我青岛！”“抵制日货！”“打倒卖国贼！”写着同样标语的旗帜满街飘扬。
    当时的北京政府仍在军人掌握下，仅有民主政体和议会政治的外表。在广州的中山先生的国民党及其余各地的拥护者虽设法维护辛亥革命艰辛缔造的民主政制，却未著实效。北京政府的要员有三位亲日分子。他们的政治立场尽人皆知：交通总长曹汝霖，驻日公使陆宗舆和章宗样成为学生愤恨的对象。群众拥到曹宅，因为传说那里正在举行秘密会议。学生破门而入，满屋搜索这三位“卖国贼”。曹汝霖和陆宗舆从后门溜走；章宗祥被群众抓到打伤。学生以为已把他打死了，一哄而散，离去前把所有东西砸得稀烂，在屋子里放火。
    武装警察和宪兵赶到，把屋子围得水泄不通。逮捕了近60位学生带往司令部，其余1000多名学生跟在后面不肯散，各人自承应对事件负责，要求入狱。结果全体被关到北京大学第三院（法学院），外面由宪警驻守。
   游行示威的消息遭到严密的封锁。但有几个学生蒙过政府耳目，透过天津租界的外国机构发出电报。这就是5号上海各报新闻的唯一来源。
5号早报到达时，我正在吃早餐。各报首页都用大字标题刊登这条新闻，大致如下：
    
    北京学生游行示威反对签订凡尔赛和约。三亲日要员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遭学生围殴。曹汝霖住宅被焚，数千人于大队宪警监视下拘留于北京大学第三院。群众领袖被捕，下落不明。

   此外别无报道。
    消息震动了上海市。当天下午，教育会、商会、职业工会等公共团体纷纷致电北京政府，要求把那三位大员撤职，释放被捕或被扣的学生。第二天，全上海都等待政府的答复，但杳无消息。全市学生开始罢课，提出与各团体相同的要求，开始街头演说。
   第二天早晨，各校男女学生成群结队沿南京路挨户访问，劝告店家罢市。各商店有的出于同情、有的出于惧怕，把店门关起来。许多人仿照左邻右舍的榜样，也纷纷关门歇市。不到一个钟头，南京路的所有店户都关上大门，警察干涉无效。
   罢市风声迅即蔓延开来。到了中午时，全上海的店都关了。成千成万的人在街头聚谈观望，交通几乎阻塞。租界巡捕束手无策。男女童子军代替巡捕在街头维持秩序，指挥交通。大街上人潮汹涌，由剪了短发的女童子军来维持秩序。这在上海公共租界倒真是新鲜事。中国人和外国人同样觉得奇怪，为什么群众这么乐意接受这些小孩子指挥，对巡捕却大发脾气。
    几天内，罢课成为全国性的风潮，上海附近各城市的商店和商业机构全都关门。上海是长江流域下游的商业中心。这个大都市的心脏停止跳动，附近各城市也就随着停止活动，倒不一定对学生表同情。
   租界当局听说自来水厂和电灯厂的雇员要罢工，大起惊慌。后来经商会和学生代表调停，这些人才算没有罢工。各方压力继续了一个多星期，北京政府终于屈服，亲日三官员辞职，全体学生释放。
   各地学生得到全国人士的同情与支持，不免因这次胜利而骄矜自喜。各学府与政府也从此无有宁日。北京学生获得这次胜利后，继续煽动群众，攻击政府的腐败以及他们认为束缚青年思想的旧传统。学生因为得到全国舆情支持，已战胜了政府。参加游行示威，反对签订《凡尔赛和约》，是每个中国人都愿意做的事。学生因为有较好的组织，比较敢言、冲动，顾虑较少，所以打了头阵，因此拨动了全国人民的心弦。
   亲日官员辞职，被捕学生释放，上海和其他各地的全面罢课罢市风潮歇止后，大家以为“五四”事件就此结束，至少暂时如此。但北京大学却成了问题。蔡校长显然因为事情闹大而感到意外，这时已辞职，悄然离京。临行在报上登了个广告，引《白虎通》里的几句话说：“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
    他先到天津，然后到上海，最后悄然到了杭州，住在朋友家里。住处就在西湖旁边，临湖依山，环境优美。他希望能像传统的文人雅士，就此息隐山林。虽然大家一再敦劝，他仍旧不肯回到北大，说他从来无意鼓励学生闹学潮，但学生示威游行，反对接受《凡尔赛和约》有关山东问题的条款，那是出乎爱国热情，无可厚非。至于北大，他认为今后将不容易维持纪律，因为学生很可能为胜利而陶醉。他们尝到权力的滋味， 以后欲望恐怕难以满足。这就是他对学运的态度。有人说他随时准备鼓励学生闹风潮，那是歪曲事实。
    他最后同意由我前往北大代理他的职务。我因情势所迫，只好勉强同意。我在7月间偕学生会代表张国焘（博主：後來成爲中共早期的領袖）乘火车前赴北京。到了北大，初次遇见当时北大学生，以后任台大校长的傅孟真（斯年），现在台湾任“国史馆”馆长的罗志希（家伦）。两位是北大“五四”的健将，不但善于谋略，而且各自舞着犀利的一支笔， 好比公孙大娘舞剑，光芒四照。他们约了好多同学，组织新潮社，出版一种杂志《新潮》，向旧思想进攻。我现在写《西潮》，实在自从“五四”以后，中国本土已卷起了汹涌澎湃的新潮，影响了中国将来的命运。然而“五四”之起因，实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帝国主义崩溃，以及日本帝国主义猖狂。所以毕竟还是与西潮有关。
   我到北大（署理校長）后，学生团体开了个欢迎大会。当时（我）的演说有如下一段：
   
    ……故诸君当以学问为莫大的任务。西洋文化先进国家到今日之地位，系累世文化积聚而成，非旦夕可几。千百年来，经多少学问家累世不断的劳苦工作而始成今日之文化。故救国之要道，在从事增进文化之基础工作，而以自己的学问功夫为立脚点，此岂摇旗呐喊之运动所可几？当法国之围困德国时，有德国学者费希德在围城中之大学讲演，而作致国民书曰：“增进德国之文化，以救德国。”国人行之，遂树普鲁士败法之基础。故救国当谋文化之增进，而负此增进文化之责者，惟有青年学生。……
   
   暴风雨过去后，乌云渐散，霁日重现，蔡先生也于9月重回北大复职视事。
   北大再度改组，基础益臻健全。新设总务处，由总务长处理校中庶务。原有处室也有所调整，使成为系统化的有机体，教务长负责教务。校中最高立法机构是评议会，会员由教授互选；教务长、总务长，以及各院院长为当然会员。评议会有权制订各项规程， 授予学位，并维持学生风纪。各行政委员会则负责行政工作。北大于是走上教授治校的道路。学术自由、教授治校，以及无畏地追求真理，成为治校的准则。学生自治会受到鼓励，以实现民主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