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作為生活高昂的「邊城」,難以再摸着石頭來維持增長。連港人也不再熱衷於過河消費,就如內地人來過香港後開始退燒。
深圳昨慶祝經濟特區成立30周年。胡錦濤南下出席前,港報引述當地的調查,稱〈六成女性不滿性生活〉。後者可信只是借勢宣傳,但難免使人想到房價飛升,男性兼顧內外房事,顧此失彼。 8年前,深圳就因為大企業遷滬,有人驚呼〈你被誰拋棄?〉市長為挽回信心,不惜降貴與撰文者長談。但隨着長三角等經濟圈崛起,深圳逐漸被趕上無可避免。僱用40萬人的富士康廠房因為員工連跳而內遷,當屬指標性。 胡錦濤昨重申《人民日報》前天的社論,促深圳「先行破題」、「率先」突破,但缺乏實質。黨報所謂的「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看來並不包括上月底溫家寶在深圳鼓吹的政改。若此,可見的發展仍只限於經濟。政治上或不至於溫家寶說的「停步後退……死路一條」,但只怕小修小補無法脫出瓶頸。內陸工資上揚,民工開始就近打工。深圳作為生活高昂的「邊城」,難以再摸着石頭來維持增長。連港人也不再熱衷於過河消費,就如內地人來過香港後開始退燒。 香港受保護,所面對的內陸競爭遠小過深圳,但性質上同病相憐。兩地一河之隔,相剋相生。共和國頭三十年,每天有千計的港人挑着兩大擔日用品過羅湖接濟家人。同期內,由深圳翻山渡海而來的人,累計怕有過萬。香港1967年暴動期間,有邊民越境抗議「帝國主義」,導致中英在邊界對峙。我當時上大學,每天坐火車來回。車廂沒有冷氣,每逢對頭車是南下的生豬貨卡,人人急忙關窗,為飄來的臊臭而掩鼻。 深圳劃為特區前,我最後一次去是1978年。時稱寶安的小鎮只有一條大街、兩家食肆。室外陽光刺目,但店裏陰森,唯一的擺設是三四張木頭桌、十條八條長板凳,活像《水滸傳》裏的黑店。寫在黑板上的餐牌只有兩種供應,肉片飯甚麼的。不設侍應,在櫃檯買票(當時還要糧票)後,站在廚房門口等。每次出籠三五碟飯菜,就一擁而上,貨票兩訖,即時掃光。在位子上等人伺候,絕對可以餓死。 進食時,上有蒼蠅,旁有婦女背一個拖一個。一擱下筷子,立刻有人大口接下去,假設你已用完。但我五十年代長在廣州,對此並不驚訝。直到八十年代初,北京王府井的食肆仍然可見在食客旁等候殘羹的婦孺。三十年後,深圳比氣派甚至超過香港的黃金時代,但乞丐不比當年少,性工作者就更多。與當年在寶安等着吃我剩飯的婦孺相比,十年前深圳名廈前一個母親抱住嬰兒,在我面前挖垃圾桶裏的剩飯更震撼。 這就是現實。沒有開放改革,大概一成人有特權,九成人窮到貼地;開放改革三十年,大概八成人得益,但一成人甚至不如前,而一成人就相當於二十個香港的人口。政改不一定能解決貧富懸殊,甚至可能拖慢效率,但可以加強公義,使老百姓接受賽果。現在則相反。繼續拖下去,終有一天會爆煲。現只怕兩年後的下任政府來不及挽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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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深圳仍「定時」有母親抱住小孩在垃圾桶裏挖剩飯,不過那盒飯是她自己放進去的,吃飯也是作狀,只是等好心途人施捨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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