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載《信報》2009年4月20日〈兩地一檢〉專欄
上周一是本報的復活節假期，筆者與家人去了日本。但入住的旅舍若非上網太貴就是沒有網絡，街上也少見網咖／吧，公共場合更未見有Wi-Fi標記。旅途上無須看新聞，我也樂得活在壽司和拉麵裡。
但在機場、地鐵，偶有上班族將「手指」插在電腦裡上網。這使我想起，一些未通電話的地區當年繞過固網，直接進入手機時代。日本是否因為3G普及，以致無線上網只見於家庭和辦公室，公眾無緣分享？
返港後重新面對現實，發覺當局的管治開始帶有「喜劇」色彩。高官在上班時瀏覽成人網，要說操守太爛，不如說頭腦太差。只要不損及他人，這種癖好難以非議，但只能躲在家裡幹。用個人的前途和政府的聲譽做賭注，愚不可及。至於說預告巴士減價，當局顯然想在近月的失誤中搶回點分。不料統計出錯，變成放流料。處長是技術官僚，不善出鏡，道歉之時看不出誠意。各大公共事業今後反對減價，更為振振有詞。
至於前身為愛國大黨副主席的副局長申用外傭時以卡片當作入息證明，入境處追查誰人踢爆，從保障市民私隱的角度出發本來有理。但據署理處長說，有兩三成申請人獲豁免提供入息證明。現在有人唯獨踢爆高官，目的顯然在於公眾利益。真正要講公道，那應該是對所有權貴一視同仁，而不是專整政敵、放過同道。當局的上策是誠懇道歉、杜絕後門。如果因為「七‧一」遊行將近，想靠捉「內奸」來煞住醜聞，反會越鬧越大。
圍繞「六‧四」二十周年的造勢雖然獲左派的港大學生會長加火添柴，但對公眾來說只屬茶杯風波。唯一的教訓是，港大生若不接受左派，今後還須正視選舉。相對於校園內的爭議，真正重要的是，司徒華在美國哈佛大學演講時預言，三年後胡錦濤任滿後，中共將會掀起內鬥，十年後垮台，到時六四就會獲得平反。此語的關鍵不在於會否應驗，而是由以往要求立即平反，進而默認歷史有發展的過程，不以義憤為轉移。
華叔能夠這樣說，彰顯了香港港民運精神領袖的道德勇氣。因為，如果真的還要等十三年，也就是天安門淌血三十三年後才能平反，當年的學生領袖已接近退休，一些受害人的家屬更可能不在。但在歷史長河裡，又只是轉瞬之間，相對於台灣的「二二八」事件將近五十年後才平反，仍然「快」了十多年。這也許就是公民意識和全球化程度強化之助。
至於十三年後的中國，就近年黨企一體化的走勢看，恐怕不能排除日本模式，也就是一個官商結合的大黨享有近乎壟斷的地位，而由黨內各派輪換執政的可能。鄧小平當年盛讚新加坡。但獅城彈丸之地，可以長期靠威權，中國學不來。日本無論規模，講求階層、和諧的特性，都比較接近中國，可能是中共的「理想」。
近年因為老闆而成為天主教會政治喉舌的報紙說，接替「激進派」樞機的「親京」主教〈支持普選平反六四〉。兩位主教若基本價值相近，但處事手法硬軟有別，乃信徒之福。相對於為港人爭民權，促進內地的宗教正常化長遠來說更為重要。若此，港人應記取美國當年對華confront(鬥爭)還是engage（交往）之爭。喬治‧布殊與北韓、伊朗等誓不兩立，但八年下來，沒有鬥倒一個「流氓政權」，反而孤立了自己，淪為最糟的美國總統之一。現在的奧巴馬深知，硬橋硬馬不等於有效。他開始解除對古巴將近五十年的禁令、主動與反美的委內瑞拉總統握手，舉世寄以厚望。何況這並不妨礙，香港的樞機退休後繼續走他的路。
上周的另一個話題是中央講明與特區政府「共管」香港。回歸前，港人最怕共產黨插手，與英方想盡方法設限。回歸後，民主派也以防共為致志。不料去年年初，中聯辦研究部部長曹二寶在中央黨校期刊《學習時報》發表〈「一國兩制」條件下香港的管治力量〉說，香港回歸後，管治權「一分為二」，由「兩」支隊伍分管：一是特區政府；一是「中央、內地從事香港工作的幹部隊伍」，主要是中聯辦、外交部駐港公署和駐港部隊。這加上兩會期間傳言，中聯辦與特區政府有「十點協議」，希望港區政協今後多「關心」港事，也就觸動了人們的神經。
我對憲制沒有研究。但從作者的一句話：「中央與特區的關係是單一制政體下授權與被授權的關係，不是複合制政體下的分權關係」，我「似乎」明白了，回歸前中英爭拗的源頭。「複合制」指歐美國家。組成複合體的各地先天上有權力，而由各地將部分權力委託給中央以便管治。打個港式比喻，歐美的地方是國家的股東，透過股份享有固定的權力，國家不能剝奪。在邦聯制下，地方甚至可以要求退股，也就是獨立。
與此相反，中國行「單一制」，權力屬於國家。各組成的地區本身無權，全靠中央放權以便管治。中央多放少放、是收還是放，地方無從置喙。用上述的比喻，中國的地方政府是國家的子公司而不是股東。業績差不但可以換人，甚至可以撤銷法人地位，收歸中央管理；業績好也可能獲中央增資放權，擴大業務。地方與中央的關係，有點像宗教裡的人與神。這部分解釋了中央對達賴的態度。唯一的例外是台灣。後者不但有海峽與大陸分隔，更有武裝。兩岸將來只能是合股公司，而非母子關係。
以這個角度看，香港回歸後的自治權是透過《基本法》向中央「借」來的。權力是多是少，例如普選權，取決於中央對「港人治港」的表現是否放心。現在曹二寶將涉港幹部在回歸初期的低調地位明朗化，相信是歷經董建華「八年之亂」、曾蔭權紕漏百出後，擔心特區政府鎮不住，中央若不介入，香港會逐漸被內地趕上，成為國家的包袱。
若此，曹文只不過說明了香港的現實。可問額是，西方的複合制在港深入人心。很多知識菁英以為，回歸後，英國人留下的權力都「自動」轉帳給港人。不要說信心，港人對單一制甚至沒有足夠的認識，曹文的「坦白」難免會引起恐懼。港人在法理上無法反對中央「干預」，但干預要有市民的認同，施行才能順暢。這涉及到決策的透明度和港人的參與。政協限於政治質素，港人很難接受由他們代勞。（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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