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日報》2009年5月26日〈都市博客〉專欄
馬英九或更高更帥、更有權勢、派糖更多，大陸相對也較喜歡他，但近日對台灣來說，更重要的是他一個又矮又肥、權位小得多、在工作上甚至看不到出路的女下屬。後者臉上經常掛笑，使人想起逝去的肥肥。但打扮寬袍大袖，又十分卡通。
馬英九自陳水扁手上接過政權後第一年，如他所言，與大陸落實了「三通」，簽訂了一個聲明、九個協議，迎來了大陸遊客，而且在台灣被逼退出聯合國三十八年後，初次透過世衞得以重返國際，適時應付豬流感，與此同時緩和了被阿扁搞僵的對美關係。如無意外，今後三年內，他還會與大陸開展ECFA(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類似我們的CEPA，爭取更多的大陸遊客、資金、聯繫，讓台灣充分享有大陸的經濟機會。
但其實，馬英九的這份成績單，大陸早就放在抽屜裏，作為兩岸重新結拜兄弟的見面禮。只不過李登輝和陳水扁在位時，為了推動台獨，寧可沒飯吃也拒絕與大陸往來。台灣願意收禮，大陸開心都來不及，馬英九冷手執個熱煎堆。
這樣說，並非貶低台灣或者馬英九。台灣近年熱衷於地域政治，與對岸鬥，自己也鬥。但碰上對岸發展快，把人才、資財、技術都吸過去。大陸賺了台灣多年的錢，現在回饋亦理所當然。
相對於總統收禮不費勁，高雄女市長陳菊以民進黨最高公職人員的身份，剛帶領民眾罵過總統賣台，就過海與中共政治局委員握手，難度高得多。獨派女強人雖然以七月世界運動會主辦者的身份去推銷體育和旅遊，但也明言要打破對岸只接觸國民黨的局面。黨女主席蔡英文更叫黨員「成長」。言下之意，看待陳菊「登陸」時，擺脫小孩子鬧彆扭的心態。
若此，陳菊對大陸官員推銷「我們中央政府馬英九總統」，無非是對獨派作必要的交代。說到底，兩岸今後想發展實質的關係，必須學會裝蒜。彼此盡少刺激對方，但就一些對內必須交代的節骨眼，反過來要心照不宣。就台灣上周的挺獨反馬遊行即可知，不少人仍深具台獨情結。兩岸走得太近，只會揠苗助長。就馬英九強調對大陸「不統不獨不武」，今後三年內只講經濟、不談政治，大陸應表示默許。但對內可以把馬的「統獨武」先後次序改為「獨武統」，也就是「不獨不武不統」：你不獨，我也就不武，統一壓到最後再談。如果馬英九的觀察正確，兩岸的語言正愈來愈接近，「都在擺脫意識形態」。
陳菊在北京時，特地去拜祭台灣黨外時期，與她攜手反對國民黨威權、曾一同受迫害的摯友蘇慶黎，其間不只一次落淚。悼念戰友不稀奇，奇的是後者是大統派，父親是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的領袖。台灣近年統獨不兩立，陳菊能不避嫌，顯得有情有義有擔當。去年台灣總統大選期間，我在南部停留了三天，高雄市面之冷清令人心酸。希望陳菊超越意識形態，多造福民眾。
2009年5月25日 星期一
報業存亡之秋
原載《信報》2009年5月25日〈兩地一檢〉專欄
月前寫了傳媒之一後，之二總是被時事擠開。今天趁著「六．四」前的空檔，就報業的存亡作點交代。
經濟危機下，免費的網上報紙或即將告終。網絡普及後，由報刊到電視都持續流失受眾，現再加上廣告插水，報「紙」受打擊最大。美國的問題尤其嚴重，報業一哥《紐約時報》（ＮＹＴ）集團變賣總部以抵債，新聞界第一大獎普立茲保不住記者的飯碗。
縮版減人
美國國土遼闊、住屋分散，本來有利地方報。但網絡打破了交通區間，網上的資訊比報紙更多更快更方便，卻沒有科技可顯著降低紙張、印刷和送報成本，新聞「紙」已接近生存的臨界點。地方報想存活，大概只能虛擬化，由兼職老總在家編採上網、靠居民報料，甚至改為非牟利，由公益補貼。大報則除了縮版減人，也要逐漸以遠程收料和大眾報料代替實地採訪。初期質素可能下降，但新的採訪模式成熟後，質素會恢復。
由於網絡取代紙張正如蒸汽取代人力，網絡愈發達則報業愈困難。英國比美國好一些，法國報紙靠政府津貼來支。反過來，發展中地區電腦貴而網絡慢，報業仍有可為。美英報界現在想靠網上收費來救亡，香港同業當樂見其成。《蘋果日報》和《明報》最近改進網頁，不排除是為收費鋪路（不知打何時起，《新報》的內容也已全面上網）。ＮＹＴ最近將面向海外的《國際先驅論壇版》（ＩＨＴ）網站與母報ＮＹＴ合併以節流，改稱「The global edition of the NYT」。
新聞網頁的設計理應資訊第一、美感第二，在視力許可下容納最多的訊息，減少網民翻頁。若此，《蘋果》和《明報》的新網頁都有改進，前者特別廢除了「一字一留白」的過時設計。但資訊密度仍有增強的餘地。《蘋果》沿用本身台灣版的設計，但首頁的資訊不像台灣版那樣，囊括所有各類新聞的重點。《明報》頁面也還有很多可用的留白。至於新開的短片欄目，在數量上暫難與東方報業的網上電視台競爭。此外，兩報讓讀者投票褒貶新聞的「票站」太誇張，小一些也可以起到同樣的作用。
這並非建議兩報像內地新聞網頁那樣，密密麻麻的都是字，以致要麼漏看，要麼眼神過勞。十幾年前報刊開始上網時，內地還很窮，甚至沒有寬帶（寬頻），想一頁包羅萬有可以理解。但經濟改善後設計應升級。內地網民可以忍受視覺疲勞，港、台恐怕就不接受。
網民會否願意付費看報？美國地大報紙少，阻力會較少。但香港只是「城邦」，資訊無處不在。初期若只有少數報紙收費，市民會改看免費的。要到大小報紙普遍收費，免費的選擇枯竭時，市民才會轉軚。但香港有些報紙並非純粹為賺錢，有些則彼此間不共戴天，相信總有報紙堅持免費以搶市場、打擊對手。
斬件收費
至於理財貼士、波經馬經、消費數……等實用內容，現已有個別港報斬件收費。由於瀏覽後有利可圖，網民可接受。但用文章來收費則只適用於本報這類精英媒體，不足以支撐大報。（就這方面，近日收到題為〈信報網上版升值不升價〉的電郵，宣布增設手機版、允許網民翻查過去三個月的報紙。）
《華爾街日報》（ＷＳＪ）網站由於訂戶多，被視為收費可行的理據。但網民訂閱ＷＳＪ並非因為文章好，而是金融資訊是理財必需，報費在美國可作為生財成本扣稅。而且，ＷＳＪ是唯一的全美性財經日報，商界視為專業象徵，不訂閱的話在朋輩間不好交代。何況精英通常有權報銷，不在乎訂費。這些特殊性其他報紙學不了。
而且，社交網站的熱潮說明，網絡拉近了親友的關係，但擴大了人與社會的距離。Facebook和 Twitter 雖然也用來做公事，但主流是作為小群的公園，讓你與同道關起門來彼此關懷、發展興趣。本來，不同的桃花源自成一國，互不干擾。但正因為處身其中太開心，佔去了大部分的關注。同道間的交流巨細無遺，對彼此的了解更多於家人，又哪有心思看新聞？美國有調查發現，不看新聞的十八到二十四歲青年，由十年前的二成五上升到現在的三成四。ＮＹＴ網站收費與否，他們都不會看。
少數仍然關心社會的網民，可能主要靠論壇的片言隻字來了解世界。例如看到有人留言：「嗰個當奴話代表我地喎，叫佢去死啦！」就無名火起，群起而攻之。但人人忙於激情表達甚至黨同伐異，很少認真地探討。網民若只求有話題、不求內涵，也就無須看報紙。網上報紙的訂戶恐怕主要還是印刷版的讀者。但上網訂閱後也就不會再買報紙。若此，上網收費不會增加報費收入。
另一個不利上網收費的因素是，報紙的報道比較長，一來想講故事吸引你，二來因為長寫比短寫容易。但現在的人缺少耐性，純粹想知道 6W 以便改善生活，可能只願意看這個字數的兩三成。免費報紙（利益申報：我在其中一份有專欄）和 Google、Yahoo、新浪、港台的即時新聞，就是填補這個空缺。何況只要是話題，就必定有網民轉發傳媒的原文公諸同好。即使網上要收費，也必定可以從免費渠道看到。舉個實例，友人將我寫的東西「鏡像」（mirror）到海外的簡體字論壇。此後我一寫大陸，就有人傳來一份港報批判性的內容，義助我作出「正確」的判斷。
唯一優勢
相對電子版，報「紙」暫時仍有一個優勢：廣告效益較高。現在報刊一個很重要的功能是為讀者搵著數，經常有人手持廣告光顧商鋪。但網上廣告面積小，缺乏衝擊力，使用不便。手機廣告看不清楚商品的細節，手持 netbook 購物就更貽笑大方。報紙的網上廣告短期內只是干擾視線，起不到推動消費的作用。真的要購物會上網上商場，很少靠傳媒網站。
網絡發達造就了近乎完全的表達自由。但也正因上網發言幾乎沒有代價，感性壓倒一切，裁決取代推敲，想到就講。甚至把自己當作世界，利用大眾論壇來推銷個人的偏好、結黨營私。恐怕要待論壇管理軟件具備人工智能，能夠分辨留言的實質後，網上議論的質素才能趕上傳統傳媒。
最後謝謝「Dbms Dbms」來郵指出錯誤。納粹集中營遺址 Dachau 位於德國的 Munchen（德文的慕尼黑），而不是柏林。是我記錯了。那次去法蘭克福看書展時，路經慕尼黑看的 Dachau。後來在柏林看的是新建的大屠殺紀念場。
傳媒．之二
月前寫了傳媒之一後，之二總是被時事擠開。今天趁著「六．四」前的空檔，就報業的存亡作點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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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網頁的設計理應資訊第一、美感第二，在視力許可下容納最多的訊息，減少網民翻頁。若此，《蘋果》和《明報》的新網頁都有改進，前者特別廢除了「一字一留白」的過時設計。但資訊密度仍有增強的餘地。《蘋果》沿用本身台灣版的設計，但首頁的資訊不像台灣版那樣，囊括所有各類新聞的重點。《明報》頁面也還有很多可用的留白。至於新開的短片欄目，在數量上暫難與東方報業的網上電視台競爭。此外，兩報讓讀者投票褒貶新聞的「票站」太誇張，小一些也可以起到同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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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發達造就了近乎完全的表達自由。但也正因上網發言幾乎沒有代價，感性壓倒一切，裁決取代推敲，想到就講。甚至把自己當作世界，利用大眾論壇來推銷個人的偏好、結黨營私。恐怕要待論壇管理軟件具備人工智能，能夠分辨留言的實質後，網上議論的質素才能趕上傳統傳媒。
最後謝謝「Dbms Dbms」來郵指出錯誤。納粹集中營遺址 Dachau 位於德國的 Munchen（德文的慕尼黑），而不是柏林。是我記錯了。那次去法蘭克福看書展時，路經慕尼黑看的 Dachau。後來在柏林看的是新建的大屠殺紀念場。
傳媒．之二
2009年5月20日 星期三
權貴退休
今天的頭條是港府「終於」宣布金管局總裁任志剛退休。
兩份鬥影響力的報紙繼續各據一方。《蘋果》照例借用來罵曾蔭權，指任遭當局在幕後〈凉薄逼宮〉，說當局〈擺明安插陳德霖接任 港府扮保密〉〈金管局恐變特首的獨立王國〉，與此同時力捧「受迫害」者，社論稱〈任總一去 大樹飄零〉。小罵大幫忙的《明報》則在骨節上挺政府，說傳聞中的繼任人〈能力到位〉。
無論是否喜歡，「央行」總裁退休總是大事。若此，最不可思議的是號稱銷量最大的《東方日報》。網頁不當作「要聞港聞」，而是貶為財經的第12條。姊妹報《太陽報》好一些，用作財經頭條，但當作金融行情來處理：〈港匯午市突跌 繼任人玩神秘 任總引退即惹狙擊〉。
香港社會愛名流，權貴退休後的去處是熱門的話題。盛傳任下一站是為中國的中央銀行「人民銀行」當顧問。這應該沒有異議，但年薪大概會由他現在的一千萬降為一元。不過，他賺了十幾年的近千萬年薪，此前又是政府高官，我們無須為他的生活擔心。
權貴退休後貶值的速度，是衡量社會平等的一種指標。克林頓9年前是全球最有權勢的美國總統，地位與任志剛不可同日而語。但現在淪為窮國海地的聯合國特使。海地人口900萬，平均壽命不到61歲；去年人均產值1,300美元，在美國CIA有記錄的230個國家地區裡，排名203。
這也許是人人仰望奧巴馬，自己太太又是國務卿，克林頓沒事可做。雖然說，棘手的地方才需要幫忙，但真的棘手又輪不到海地。緬甸就更麻煩，奧巴馬很需要人幫忙。海地則除非再次選舉，又或者再次湧到美國海岸避難,否則很難上頭版。
權貴體面下台不難，文明社會早就有一套禮貌（也許有人會說虛偽）的準則。難的是下台後有體面的出路。這比在位時運籌帷幄更難。
兩份鬥影響力的報紙繼續各據一方。《蘋果》照例借用來罵曾蔭權，指任遭當局在幕後〈凉薄逼宮〉，說當局〈擺明安插陳德霖接任 港府扮保密〉〈金管局恐變特首的獨立王國〉，與此同時力捧「受迫害」者，社論稱〈任總一去 大樹飄零〉。小罵大幫忙的《明報》則在骨節上挺政府，說傳聞中的繼任人〈能力到位〉。
無論是否喜歡，「央行」總裁退休總是大事。若此，最不可思議的是號稱銷量最大的《東方日報》。網頁不當作「要聞港聞」，而是貶為財經的第12條。姊妹報《太陽報》好一些，用作財經頭條，但當作金融行情來處理：〈港匯午市突跌 繼任人玩神秘 任總引退即惹狙擊〉。
香港社會愛名流，權貴退休後的去處是熱門的話題。盛傳任下一站是為中國的中央銀行「人民銀行」當顧問。這應該沒有異議，但年薪大概會由他現在的一千萬降為一元。不過，他賺了十幾年的近千萬年薪，此前又是政府高官，我們無須為他的生活擔心。
權貴退休後貶值的速度，是衡量社會平等的一種指標。克林頓9年前是全球最有權勢的美國總統，地位與任志剛不可同日而語。但現在淪為窮國海地的聯合國特使。海地人口900萬，平均壽命不到61歲；去年人均產值1,300美元，在美國CIA有記錄的230個國家地區裡，排名203。
這也許是人人仰望奧巴馬，自己太太又是國務卿，克林頓沒事可做。雖然說，棘手的地方才需要幫忙，但真的棘手又輪不到海地。緬甸就更麻煩，奧巴馬很需要人幫忙。海地則除非再次選舉，又或者再次湧到美國海岸避難,否則很難上頭版。
權貴體面下台不難，文明社會早就有一套禮貌（也許有人會說虛偽）的準則。難的是下台後有體面的出路。這比在位時運籌帷幄更難。
2009年5月19日 星期二
由排華想到拉薩3.14
我剛才在〈排華〉一文裡說，外國排華可以用「打砸燒搶」來概括，是借用去年拉薩「3.14」事件的官方用詞。藏人的騷亂在精神層面上雖然高於一些後進國家的排華，但背後很多因素其實大同小異。
上文所說的華人特質：重視金錢，願捱肯拼，見縫插針，積榖防饑，精打細算，追求上進，希望光宗耀祖、望子成龍，一代勝過一代，其實也就是藏漢關係中漢人的特點：
反過來，藏人世代生活在高寒地帶，精神上雖然與身處熱帶的南太平洋土著有別，但在樂天知命、與世無爭上，雙方其實異曲同工。而也正因此，與漢人／華人造成一些衝突。
藏人同樣但求活得開心。但與熱帶民族不同，在嚴酷的自然條件中，以宗教敬虔和對大自然的崇拜取代南洋的歌舞悠閒。藏人篤信佛法，夠食就算，對事業無求，不為明天而擔憂；同樣重視家庭，但不要求下一代好過自己。
因此，藏區一旦大規模開發，不但衝擊藏人追求心靈多過物質的價值觀，更因為漢人才有拼勁、技能、資金，以致藏區發展愈快，就愈依靠漢人的投入，從而使經濟機會都落入漢人手裡。說白了，藏區即使繁榮昌盛，賺到錢的也只是漢人。藏人在祖上的地方只能為外來的漢人打工，與南洋土著只能為華人移民打工是同樣的道理。
年輕的藏人透過傳媒看到外面的世界，對繁華的生活起了憧憬。但教育水平、專業技能和拼勁跟不上，以致對漢人「鵲巢鳩佔」，自己淪為下人，產生了反感。現代化的欲望打破了傳統的知足，但未能相應地提升生產力。這種落差幾乎是所有發展中地區現代化過程中必然的陣痛。但在中國的藏區，由於經濟發展由政府主導，而政府政治上由曾經破壞藏人信仰的無神論者壟斷、民族上由漢人壟斷，宗教與民族矛盾交纏。歷史上藏漢的疏離、達賴喇嘛在海外的影響、藏獨的訴求，恰好為這個基本因素作註腳。
對藏區現代化政策的這個看法並非我所創。內地學者亦有論及。最近在網上流傳的北京「公盟法律研究中心」研究報告〈藏區3.14事件社會、經濟成因調查報告〉就值得一讀。
對藏獨來說，這份報告迴避了達賴尊者等最根本的問題，不值一哂。這種看法相當於台獨，唯一可以接受的兩岸關係是不發生任何關係，就像當年蔣介石的漢賊不兩立。
但真的想協助解開藏漢的死結，這份報告應該是一個出發點。
上文所說的華人特質：重視金錢，願捱肯拼，見縫插針，積榖防饑，精打細算，追求上進，希望光宗耀祖、望子成龍，一代勝過一代，其實也就是藏漢關係中漢人的特點：
反過來，藏人世代生活在高寒地帶，精神上雖然與身處熱帶的南太平洋土著有別，但在樂天知命、與世無爭上，雙方其實異曲同工。而也正因此，與漢人／華人造成一些衝突。
藏人同樣但求活得開心。但與熱帶民族不同，在嚴酷的自然條件中，以宗教敬虔和對大自然的崇拜取代南洋的歌舞悠閒。藏人篤信佛法，夠食就算，對事業無求，不為明天而擔憂；同樣重視家庭，但不要求下一代好過自己。
因此，藏區一旦大規模開發，不但衝擊藏人追求心靈多過物質的價值觀，更因為漢人才有拼勁、技能、資金，以致藏區發展愈快，就愈依靠漢人的投入，從而使經濟機會都落入漢人手裡。說白了，藏區即使繁榮昌盛，賺到錢的也只是漢人。藏人在祖上的地方只能為外來的漢人打工，與南洋土著只能為華人移民打工是同樣的道理。
年輕的藏人透過傳媒看到外面的世界，對繁華的生活起了憧憬。但教育水平、專業技能和拼勁跟不上，以致對漢人「鵲巢鳩佔」，自己淪為下人，產生了反感。現代化的欲望打破了傳統的知足，但未能相應地提升生產力。這種落差幾乎是所有發展中地區現代化過程中必然的陣痛。但在中國的藏區，由於經濟發展由政府主導，而政府政治上由曾經破壞藏人信仰的無神論者壟斷、民族上由漢人壟斷，宗教與民族矛盾交纏。歷史上藏漢的疏離、達賴喇嘛在海外的影響、藏獨的訴求，恰好為這個基本因素作註腳。
對藏區現代化政策的這個看法並非我所創。內地學者亦有論及。最近在網上流傳的北京「公盟法律研究中心」研究報告〈藏區3.14事件社會、經濟成因調查報告〉就值得一讀。
對藏獨來說，這份報告迴避了達賴尊者等最根本的問題，不值一哂。這種看法相當於台獨，唯一可以接受的兩岸關係是不發生任何關係，就像當年蔣介石的漢賊不兩立。
但真的想協助解開藏漢的死結，這份報告應該是一個出發點。
排華
繼2006年所羅門群島後，另一個南太平洋國家巴布亞新幾內亞最近連日排華。
這類排外騷亂，論具體行動，概括起來不外四個字「打砸燒搶」。矛頭是被排對象的商店、機構甚至個人。巴布亞新幾內亞這次幸虧未造成嚴重的傷亡。但趁火打劫在所難免，甚至可能是主要的活動。
而論原因，歷史上的排華大致可按當地比中國富還是窮來區分。歐美排華的導火線通常是文化，認為華人髒亂、不守法，沒有白人那樣「文明」。雖然，文化理由的背後可能也有經濟因素作祟，例如底層白人被搶飯碗。但落後地區排華，經濟幾乎是唯一的原因，認為華人經商「暴利」、「壟斷」資源，從中國請親友來打工，不雇用當地人，說白了，華人是「寄生蟲、吸血鬼」。所羅門群島和巴布亞新幾內亞的排華屬於後者。
後進民族對華人的指責，撇開華人奸商這類微觀因素，說到底根源在於價值觀因而生活態度：
華人重視金錢，願捱肯拼，見縫插針，積榖防饑，精打細算，追求上進，希望光宗耀祖、望子成龍，一代勝過一代。
但世代長居熱帶島嶼的土著但求活得開心，美酒當歌，夠食就算，對事業大而化之，不為明天而煩惱；也熱愛家庭，但不要求下一代好過自己。
這兩種民族混居，華人一天捱十個鐘，一周做足六日，加上善於經營，很自然地賺去了所有的錢。華人無論是否使奸詐，土著都無法比擬。後者的不忿既可以理解，但又很難同情。說白了，想避免這種問題，除非禁止華人入境。
顯然由於民族經濟矛盾太敏感，由中國官媒主導的有關報導只講騷亂的現象和破壞的程度，不提成因。我翻了些舊聞，只有台灣聯合報系在美國出版的《世界日報》5月16日在新聞稿末尾有這樣的一段：
「暴動的起因是中資公司中冶瑞木鎳鈷有限公司駐當地分公司一名當地工人在8日被一名華工駕駛的拖拉機撞傷，送院治療期間，有謠傳指他已經死亡，引發10多名當地礦工及村民襲擊工地及設施，造成公司33名職員受傷，其中三名重傷者更需送回上海救治。」
這裡所謂「當地」，自然是指原居民或者說土著。《世界》在美國出版，大概要跟從美國的政治正確性，不好講明種族的差別。
暫時講到這裡。但這個問題對中國人還有更重要的啟發，下次補充。
這類排外騷亂，論具體行動，概括起來不外四個字「打砸燒搶」。矛頭是被排對象的商店、機構甚至個人。巴布亞新幾內亞這次幸虧未造成嚴重的傷亡。但趁火打劫在所難免，甚至可能是主要的活動。
而論原因，歷史上的排華大致可按當地比中國富還是窮來區分。歐美排華的導火線通常是文化，認為華人髒亂、不守法，沒有白人那樣「文明」。雖然，文化理由的背後可能也有經濟因素作祟，例如底層白人被搶飯碗。但落後地區排華，經濟幾乎是唯一的原因，認為華人經商「暴利」、「壟斷」資源，從中國請親友來打工，不雇用當地人，說白了，華人是「寄生蟲、吸血鬼」。所羅門群島和巴布亞新幾內亞的排華屬於後者。
後進民族對華人的指責，撇開華人奸商這類微觀因素，說到底根源在於價值觀因而生活態度：
華人重視金錢，願捱肯拼，見縫插針，積榖防饑，精打細算，追求上進，希望光宗耀祖、望子成龍，一代勝過一代。
但世代長居熱帶島嶼的土著但求活得開心，美酒當歌，夠食就算，對事業大而化之，不為明天而煩惱；也熱愛家庭，但不要求下一代好過自己。
這兩種民族混居，華人一天捱十個鐘，一周做足六日，加上善於經營，很自然地賺去了所有的錢。華人無論是否使奸詐，土著都無法比擬。後者的不忿既可以理解，但又很難同情。說白了，想避免這種問題，除非禁止華人入境。
顯然由於民族經濟矛盾太敏感，由中國官媒主導的有關報導只講騷亂的現象和破壞的程度，不提成因。我翻了些舊聞，只有台灣聯合報系在美國出版的《世界日報》5月16日在新聞稿末尾有這樣的一段：
「暴動的起因是中資公司中冶瑞木鎳鈷有限公司駐當地分公司一名當地工人在8日被一名華工駕駛的拖拉機撞傷，送院治療期間，有謠傳指他已經死亡，引發10多名當地礦工及村民襲擊工地及設施，造成公司33名職員受傷，其中三名重傷者更需送回上海救治。」
這裡所謂「當地」，自然是指原居民或者說土著。《世界》在美國出版，大概要跟從美國的政治正確性，不好講明種族的差別。
暫時講到這裡。但這個問題對中國人還有更重要的啟發，下次補充。
球季近尾聲，暑假已不遠
原載 《都市日報》 <都市博客>專欄 2009 05 19
曾蔭權的問題是信心大過清心，總以為上層人士裏，以自己最明白小市民，於是口輕成癮，時不時就要發作。
今天本來想寫曾蔭權的「特首代表論」，但臨時轉軚，並非受到壓力或者受了別人的茶禮，而純粹是因為一個難得的巧合，值得一記：上周六同一日內，歐洲三大足球聯賽都提前產生了冠軍。這也提醒我們，暑徦已不遠。
曾蔭權的問題是信心大過清心，總以為上層人士裏，以自己最明白小市民，於是口輕成癮，時不時就要發作。有人為他開脫，說特首英文好過中文。言下之意，他說自己對六四的看法代表港人時，詞不達意。但他把文革當作極端的民主，可是用英文講的！說到底，本性難移，相信今後也不例外！
回到正題，球季雖未結束，英超的曼聯、西甲的巴塞隆拿、意甲的國際米蘭已提早封王。三大強隊的聯賽積分拋離次名的對手，餘下的賽事已不足以讓後者翻身。其中的國米四連冠，曼聯亦自2000至01年球季後，再次三連冠。
一隊獨秀本來不像頭兩名打到吹雞才能分出冠亞那樣過癮。但帶頭的隊伍如果令人心悅誠服，也會反過來使球迷放下原來的最愛，反過來支持王者。
曼聯今年就是絕對的王者。我並非曼聯迷。論腳法，我覺得巴塞更悅目，美斯也古惑得可愛。但以波論波，下周三決戰的歐冠盃，由曼聯贏才算實至名歸。巴塞本屆雖然也很出色，無奈第二位的皇馬不穩定，巴塞的獨秀也就沒有曼聯那樣馨香。
英超的「四大寇」彼此一向逼得很緊。今屆碰上利物浦神勇，在球季的前半段和車路士輪流壓迫曼聯。只不過曼聯在中段以後恍如食咗藥，無堅不摧。車路士則中段軍心渙散，換帥後翻生已經太遲。最不濟的是阿仙奴，長時間跌落第五，能夠挽回下屆歐冠盃的參賽權實在夠運。
與曼聯相比，巴塞和國米上周末奪冠就沒有那樣光彩。兩隊都是靠次名的對手輸波。本應是很激的final，現在變成反高潮。曼聯雖然因為留力鬥巴塞，上周末只求和波捧盃，但對手阿仙奴在名在利都想用曼聯祭旗。「紅魔」留力下仍然不失，客觀上已經贏晒。
至於國米，四連冠雖然較曼聯更威，但不要說我沒有多少印象，我甚至不太喜歡意大利波，一來覺得茅，二來怕打假。但也許是民族性，貴為總統的AC米蘭班主也經常「狗噏」，而AC在意甲的排名僅次於國米，對意大利波也許不能太認真。
對東亞來說，這個球季還有一點值得一記：曼聯爭標路的末段，韓國球員朴智星居功至偉。早在1960年代，香港就有張子岱、張子慧兄弟打英國波。最近這十幾年，日、韓、中球員更已成為歐洲聯賽的常客。但最多只是綠葉，甚至只是用來吸引東亞人看直播的大後備。直到今天，才有球員成為歐洲班霸打江山的功臣。這位阿朴不論身材外形無一足取，但就憑着打不死的韓國精神，吐氣揚眉，值得中國人敬佩。
最後，「火箭」在姚明養傷下，在NBA的西岸決賽權爭奪戰中，與高比領銜的「湖人」打到三比三，總算已超越了自己。但湖人到底技高一籌，出線實至名歸。祝姚明下屆好運。
曾蔭權的問題是信心大過清心，總以為上層人士裏，以自己最明白小市民，於是口輕成癮，時不時就要發作。
今天本來想寫曾蔭權的「特首代表論」，但臨時轉軚，並非受到壓力或者受了別人的茶禮，而純粹是因為一個難得的巧合，值得一記：上周六同一日內，歐洲三大足球聯賽都提前產生了冠軍。這也提醒我們，暑徦已不遠。
曾蔭權的問題是信心大過清心，總以為上層人士裏，以自己最明白小市民，於是口輕成癮，時不時就要發作。有人為他開脫，說特首英文好過中文。言下之意，他說自己對六四的看法代表港人時，詞不達意。但他把文革當作極端的民主，可是用英文講的！說到底，本性難移，相信今後也不例外！
回到正題，球季雖未結束，英超的曼聯、西甲的巴塞隆拿、意甲的國際米蘭已提早封王。三大強隊的聯賽積分拋離次名的對手，餘下的賽事已不足以讓後者翻身。其中的國米四連冠，曼聯亦自2000至01年球季後，再次三連冠。
一隊獨秀本來不像頭兩名打到吹雞才能分出冠亞那樣過癮。但帶頭的隊伍如果令人心悅誠服，也會反過來使球迷放下原來的最愛，反過來支持王者。
曼聯今年就是絕對的王者。我並非曼聯迷。論腳法，我覺得巴塞更悅目，美斯也古惑得可愛。但以波論波，下周三決戰的歐冠盃，由曼聯贏才算實至名歸。巴塞本屆雖然也很出色，無奈第二位的皇馬不穩定，巴塞的獨秀也就沒有曼聯那樣馨香。
英超的「四大寇」彼此一向逼得很緊。今屆碰上利物浦神勇，在球季的前半段和車路士輪流壓迫曼聯。只不過曼聯在中段以後恍如食咗藥，無堅不摧。車路士則中段軍心渙散，換帥後翻生已經太遲。最不濟的是阿仙奴，長時間跌落第五，能夠挽回下屆歐冠盃的參賽權實在夠運。
與曼聯相比，巴塞和國米上周末奪冠就沒有那樣光彩。兩隊都是靠次名的對手輸波。本應是很激的final，現在變成反高潮。曼聯雖然因為留力鬥巴塞，上周末只求和波捧盃，但對手阿仙奴在名在利都想用曼聯祭旗。「紅魔」留力下仍然不失，客觀上已經贏晒。
至於國米，四連冠雖然較曼聯更威，但不要說我沒有多少印象，我甚至不太喜歡意大利波，一來覺得茅，二來怕打假。但也許是民族性，貴為總統的AC米蘭班主也經常「狗噏」，而AC在意甲的排名僅次於國米，對意大利波也許不能太認真。
對東亞來說，這個球季還有一點值得一記：曼聯爭標路的末段，韓國球員朴智星居功至偉。早在1960年代，香港就有張子岱、張子慧兄弟打英國波。最近這十幾年，日、韓、中球員更已成為歐洲聯賽的常客。但最多只是綠葉，甚至只是用來吸引東亞人看直播的大後備。直到今天，才有球員成為歐洲班霸打江山的功臣。這位阿朴不論身材外形無一足取，但就憑着打不死的韓國精神，吐氣揚眉，值得中國人敬佩。
最後，「火箭」在姚明養傷下，在NBA的西岸決賽權爭奪戰中，與高比領銜的「湖人」打到三比三，總算已超越了自己。但湖人到底技高一籌，出線實至名歸。祝姚明下屆好運。
2009年5月18日 星期一
即日的隨想
自從疫症在外地爆發以來，以《蘋果》和一位落選立法會的醫生警號吹得最響。該報今天的標題〈今日的日本 明日的香港？〉正是引述這位傳染病專家，預言兩三個星期後，也就是大約「六‧四」時分，香港就會步日本後塵。
過去這個周末，日本的確診個案突然由幾宗飆升到過百宗。到了這個地步，才能用「淪陷」來形容，此前港報的標題都是作大。但又不能說是傳媒刻意作大。香港人口密度特高、零三年沙士期間曾經是全球死亡人數最多的地區，加上港人不喜歡科學，懶於客觀冷靜的分析，在這方面比較恐慌也分屬必然。
今天另一宗比較特別的新聞是，英女王在與首相的每周例會中，對大批議員濫用津貼表示困擾。按照君主立憲傳統，皇帝避免評論政治，以免予人干預的印象。這次破例開口看來是問題太嚴重，忍也忍不住。至此，首相的道德陣地已經動搖。有人甚至要求女王宣布解散國會，逼使首相提早宣布大選。
英國這次的貪腐並非個別議員的劣行，而是國會裡普遍性的，以致倍加尷尬。
過去這個周末，日本的確診個案突然由幾宗飆升到過百宗。到了這個地步，才能用「淪陷」來形容，此前港報的標題都是作大。但又不能說是傳媒刻意作大。香港人口密度特高、零三年沙士期間曾經是全球死亡人數最多的地區，加上港人不喜歡科學，懶於客觀冷靜的分析，在這方面比較恐慌也分屬必然。
今天另一宗比較特別的新聞是，英女王在與首相的每周例會中，對大批議員濫用津貼表示困擾。按照君主立憲傳統，皇帝避免評論政治，以免予人干預的印象。這次破例開口看來是問題太嚴重，忍也忍不住。至此，首相的道德陣地已經動搖。有人甚至要求女王宣布解散國會，逼使首相提早宣布大選。
英國這次的貪腐並非個別議員的劣行，而是國會裡普遍性的，以致倍加尷尬。
六四動員進入直路
原載《信報》2009年5月18日〈兩地一檢〉專欄
「她並不代表我，她只代表她自己。」──毛澤東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七日在政治局會議上批評妻子江青搞「四人幫」。
抗疫得分一鋪清
曾蔭權上周意外地為「六四」二十周年造勢。繼教育局長說，新高中學制的中史課程不提六四，可能是委員會認為這段歷史未有共識後，特首先後四次強調，自己對六四的看法「代表香港人整體的意見」。
泛民無疑借六四搶分，但女大狀的發問並不刁鑽。特首講過他的飯碗決定論後，本來已可側側膊交差，可惜狗尾續貂。特區政府封酒店抗疫的得分恐已一鋪清，即將推出的百億紓困也無法挽回。
曾蔭權有權為六四和稀泥，但無權說自己代表「整體」香港人。《明報》翻查港大民調，發覺近年一直有五成人支持平反六四。同文陳雲譏諷曾蔭權〈朕即香港？〉（編按 刊上周五《信報》）因為只有集權社會的領袖才敢說自己代表所有人。美國的奧巴馬聲望再隆，在三億國民裏，也至少有一億人不喜歡他。總統只有義務為反對他的人服務，但在透過表現令反對者心悅誠服之前，沒有資格說自己代表他們。
再說，曾蔭權身為七百萬人之首，如果「並非心裏的意思」，又怎會連講四次？天主教徒相信都記得《聖經》裏聖伯多祿的故事。耶穌被捕後，這位聖徒怕受牽連，一連三次不認主。後來雖然將功贖罪，但當初連講三次同一大話，絕對是發乎內心，並非「用詞有問題」。曾蔭權不要因為聖伯多祿不認耶穌而仍然被視為第一任羅馬教宗，就心存僥倖。
退一步說，即使由助手代為撰稿，讀了一次後發覺聽眾有異動，就應收口。眼看泛民齊反彈仍一再重複，顯然錯在哪裏都不知道。曾蔭權出任特首四年來，先是把文革當作「極端的民主」，現在又來「代表」港人說飯碗重要過六四，完全不明白對大多數人來說，文革和六四早已邪惡分明，毋容置疑。曾班子有必要惡補國情，否則很難捱完餘下的三年任期。再說遠些，回歸以來的兩個特首一個善經商、一個善做官，但政治上偏向低能，下一個千萬要考ＰＱ（political quotient）。
就曾蔭權失言，我同意《明報》社論標題的前一半〈國家發展驕人難掩六四傷痕〉。經濟的層次低於政治，政治又低於歷史和心靈價值。政治債務不能用經濟成就來勾銷，就像一個人不能因為發了財後帶攜許多親友，就抵銷早期所犯下的罪─除非受害者放棄追究。但社論標題的後一半〈特首迅速認錯道歉有助止蝕〉，則顯然想大事化小。但看范徐麗泰的回應就可知，曾的道歉無效，六四的效應已成，關鍵只是會否延續到「七一」。
泛民學者罵范太是「政客老調」，但以人大常委身份公開說，中央的想法「一些人未必能夠接受」，應該在「合適的時間重提六四，……做一個應該要嘅立場」，已幾乎是建議官方順從民意、修改結論。
出席六四燭光晚會的人數會否超過十周年的「七萬人」（維基引述大會公布的數字，但警方沒有透露本身的估計），七一遊行又會否因此而壯大，很快就有分曉。
趙紫陽錄音內幕不多
相對曾蔭權失言，根據趙紫陽錄音撰寫的＂Prisoner of State: The Secret Journal of Chinese Premier Zhao Ziyang＂（香港上周已搶閘出售，中文版《改革歷程》亦將在日內推出），為六四晚會拉客的作用小得多。
趙紫陽遭軟禁進入後期以來，境外為他出過好幾本書。同鄉摯友宗鳳鳴兩年前推出《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出版前經趙審閱，已具有遺言性質。現在的《改革歷程》按趙的聲帶錄寫，更具權威性。但就已公開的片斷看，內幕不多。
經過二十年反覆披露，就六四大致可理出這樣一條脈絡：趙紫陽主導改革，但經改觸發通脹，政改受阻於鄧小平的「專政」。民運爆發後，趙想藉民意來推動政改，但鄧深受文革之苦，分不清和平請願和紅衛兵暴亂；趙和學生則受當時源於美英的右翼思潮，特別是「蘇東坡」山雨欲來的鼓舞，忽視了當時很多黨國元勳仍在，中共仍未擺脫老人政治。一句話，趙和鄧都高估了民運，而民運也高估了自己，以致各方層層加碼、升高對峙。最終槍桿子出政權，鄧以「穩定壓倒一切」，出兵鎮壓，軟禁趙紫陽。
鄧先趙而卒，趙被軟禁至死不一定是鄧的決定。但趙因此而被視為黨內開明派的精神領袖，他的書也就是推動和平演變的動力。至今公開的片斷，很多是內地長期被壓抑的訴求。趙慨歎「權力市場化，社會腐敗成風，社會兩極分化」，無疑是批鄧的「發展就是硬道理」。
但「要實現現代化，不僅要實行市場經濟，還必須實行議會民主……。不然……就不可能使它的市場經濟成為健康的、現代化的……，也不可能實現現代的法治社會」的趙處方無疑太簡單。美英防止濫權至少有選票、新聞自由、法律三大法寶。但不從道德、精神層次求治本，單靠彼此盯梢，抓一個，漏一個，暗中又生一個，周而復始。美國的金融危機禍及全球，英國議員普遍濫用津貼，使人想起台灣的首長特別費。
中共迴避怕否定鄧小平
趙讚許台灣的民主。據報道，趙大約從二○○○年開始錄音，持續了一兩年。時為江澤民的第二任，經濟和貪腐齊頭並進，但台海對岸已率先帶領華人地區進入直選時代。前政治犯陳水扁更帶領長期被壓抑的台灣人，完成第一次政黨輪替，與南非的曼德拉比美。不少人希望，台灣能加快其他華人地區的民主進程。不料，阿扁當選後的表現與他的當選同樣令人驚訝。
一如很多港人，趙認為，六四的歷史問題「早解決比晚解決好，主動解決比晚解決好，在形勢穩定時解決比出現某種麻煩時解決好。」但曾鈺成已講得很清楚，中共至今迴避，問題一如文革：擔心否定鄧小平（毛澤東）、動搖中共的執政地位。
六四透過電視直播，成為幾代人的記憶。開槍鎮壓和平示威是政治上的 Accumulator，早晚要結算。但受害的主要是學生、平民，在中南海裏沒有人出頭。不像文革，很多黨國元勳被整得家破人亡，主動翻案。
新書再次證實，趙紫陽是實幹派，誠懇為民，但弱於理論和視野，為中國找出路時，適逢市場論當道，以致經改偏
急，予保守派口實。加上學生被勝利衝昏頭腦，大家長則患上群眾恐懼症，未能善終。
最後說一句題外話。很多媒體近日重發趙紫陽那天晚上去天安門廣場看望學生的照片時，略去右邊的溫家寶。即使照片有溫家寶在內，圖片說明也不提他的角色。溫總加油啊！
「她並不代表我，她只代表她自己。」──毛澤東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七日在政治局會議上批評妻子江青搞「四人幫」。
抗疫得分一鋪清
曾蔭權上周意外地為「六四」二十周年造勢。繼教育局長說，新高中學制的中史課程不提六四，可能是委員會認為這段歷史未有共識後，特首先後四次強調，自己對六四的看法「代表香港人整體的意見」。
泛民無疑借六四搶分，但女大狀的發問並不刁鑽。特首講過他的飯碗決定論後，本來已可側側膊交差，可惜狗尾續貂。特區政府封酒店抗疫的得分恐已一鋪清，即將推出的百億紓困也無法挽回。
曾蔭權有權為六四和稀泥，但無權說自己代表「整體」香港人。《明報》翻查港大民調，發覺近年一直有五成人支持平反六四。同文陳雲譏諷曾蔭權〈朕即香港？〉（編按 刊上周五《信報》）因為只有集權社會的領袖才敢說自己代表所有人。美國的奧巴馬聲望再隆，在三億國民裏，也至少有一億人不喜歡他。總統只有義務為反對他的人服務，但在透過表現令反對者心悅誠服之前，沒有資格說自己代表他們。
再說，曾蔭權身為七百萬人之首，如果「並非心裏的意思」，又怎會連講四次？天主教徒相信都記得《聖經》裏聖伯多祿的故事。耶穌被捕後，這位聖徒怕受牽連，一連三次不認主。後來雖然將功贖罪，但當初連講三次同一大話，絕對是發乎內心，並非「用詞有問題」。曾蔭權不要因為聖伯多祿不認耶穌而仍然被視為第一任羅馬教宗，就心存僥倖。
退一步說，即使由助手代為撰稿，讀了一次後發覺聽眾有異動，就應收口。眼看泛民齊反彈仍一再重複，顯然錯在哪裏都不知道。曾蔭權出任特首四年來，先是把文革當作「極端的民主」，現在又來「代表」港人說飯碗重要過六四，完全不明白對大多數人來說，文革和六四早已邪惡分明，毋容置疑。曾班子有必要惡補國情，否則很難捱完餘下的三年任期。再說遠些，回歸以來的兩個特首一個善經商、一個善做官，但政治上偏向低能，下一個千萬要考ＰＱ（political quotient）。
就曾蔭權失言，我同意《明報》社論標題的前一半〈國家發展驕人難掩六四傷痕〉。經濟的層次低於政治，政治又低於歷史和心靈價值。政治債務不能用經濟成就來勾銷，就像一個人不能因為發了財後帶攜許多親友，就抵銷早期所犯下的罪─除非受害者放棄追究。但社論標題的後一半〈特首迅速認錯道歉有助止蝕〉，則顯然想大事化小。但看范徐麗泰的回應就可知，曾的道歉無效，六四的效應已成，關鍵只是會否延續到「七一」。
泛民學者罵范太是「政客老調」，但以人大常委身份公開說，中央的想法「一些人未必能夠接受」，應該在「合適的時間重提六四，……做一個應該要嘅立場」，已幾乎是建議官方順從民意、修改結論。
出席六四燭光晚會的人數會否超過十周年的「七萬人」（維基引述大會公布的數字，但警方沒有透露本身的估計），七一遊行又會否因此而壯大，很快就有分曉。
趙紫陽錄音內幕不多
相對曾蔭權失言，根據趙紫陽錄音撰寫的＂Prisoner of State: The Secret Journal of Chinese Premier Zhao Ziyang＂（香港上周已搶閘出售，中文版《改革歷程》亦將在日內推出），為六四晚會拉客的作用小得多。
趙紫陽遭軟禁進入後期以來，境外為他出過好幾本書。同鄉摯友宗鳳鳴兩年前推出《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出版前經趙審閱，已具有遺言性質。現在的《改革歷程》按趙的聲帶錄寫，更具權威性。但就已公開的片斷看，內幕不多。
經過二十年反覆披露，就六四大致可理出這樣一條脈絡：趙紫陽主導改革，但經改觸發通脹，政改受阻於鄧小平的「專政」。民運爆發後，趙想藉民意來推動政改，但鄧深受文革之苦，分不清和平請願和紅衛兵暴亂；趙和學生則受當時源於美英的右翼思潮，特別是「蘇東坡」山雨欲來的鼓舞，忽視了當時很多黨國元勳仍在，中共仍未擺脫老人政治。一句話，趙和鄧都高估了民運，而民運也高估了自己，以致各方層層加碼、升高對峙。最終槍桿子出政權，鄧以「穩定壓倒一切」，出兵鎮壓，軟禁趙紫陽。
鄧先趙而卒，趙被軟禁至死不一定是鄧的決定。但趙因此而被視為黨內開明派的精神領袖，他的書也就是推動和平演變的動力。至今公開的片斷，很多是內地長期被壓抑的訴求。趙慨歎「權力市場化，社會腐敗成風，社會兩極分化」，無疑是批鄧的「發展就是硬道理」。
但「要實現現代化，不僅要實行市場經濟，還必須實行議會民主……。不然……就不可能使它的市場經濟成為健康的、現代化的……，也不可能實現現代的法治社會」的趙處方無疑太簡單。美英防止濫權至少有選票、新聞自由、法律三大法寶。但不從道德、精神層次求治本，單靠彼此盯梢，抓一個，漏一個，暗中又生一個，周而復始。美國的金融危機禍及全球，英國議員普遍濫用津貼，使人想起台灣的首長特別費。
中共迴避怕否定鄧小平
趙讚許台灣的民主。據報道，趙大約從二○○○年開始錄音，持續了一兩年。時為江澤民的第二任，經濟和貪腐齊頭並進，但台海對岸已率先帶領華人地區進入直選時代。前政治犯陳水扁更帶領長期被壓抑的台灣人，完成第一次政黨輪替，與南非的曼德拉比美。不少人希望，台灣能加快其他華人地區的民主進程。不料，阿扁當選後的表現與他的當選同樣令人驚訝。
一如很多港人，趙認為，六四的歷史問題「早解決比晚解決好，主動解決比晚解決好，在形勢穩定時解決比出現某種麻煩時解決好。」但曾鈺成已講得很清楚，中共至今迴避，問題一如文革：擔心否定鄧小平（毛澤東）、動搖中共的執政地位。
六四透過電視直播，成為幾代人的記憶。開槍鎮壓和平示威是政治上的 Accumulator，早晚要結算。但受害的主要是學生、平民，在中南海裏沒有人出頭。不像文革，很多黨國元勳被整得家破人亡，主動翻案。
新書再次證實，趙紫陽是實幹派，誠懇為民，但弱於理論和視野，為中國找出路時，適逢市場論當道，以致經改偏
急，予保守派口實。加上學生被勝利衝昏頭腦，大家長則患上群眾恐懼症，未能善終。
最後說一句題外話。很多媒體近日重發趙紫陽那天晚上去天安門廣場看望學生的照片時，略去右邊的溫家寶。即使照片有溫家寶在內，圖片說明也不提他的角色。溫總加油啊！
2009年5月17日 星期日
2009年5月13日 星期三
回到欽州街
昨日心血來潮，回去看自己初來港時的住處。
我在那裏頭尾待了十年，剛好是中一到大四那段期間，但中途曾經遷出。實際在第一個「家」住的，大概不少過六年，不多過七年。
我與父親一九五七年夏天由廣州來港後，寄住在深水埗父親鄉里的啟明書局。那是欽州街差館（警察局）對面一棟有天井的舊樓，離荔枝角道交界處兩個鋪位。書店租用地舖，但加建了閣樓，是當時典型的「前店後家」。書店的老闆在台灣，雇用的經理與他太太住在店鋪後的大房，經理的兒子和伙計睡閣樓，女兒用天井後面的板間房。負責煮飯打掃的女傭晚上在鋪面搭帆布床。不算天井，整個樓面不會超過一千呎。父親與我搬進去後，也就倍加擠迫。
寄居了一年多後，父親到附近青山道上海人開的紗廠當簿記，於是搬到工廠附近的單身宿舍。我也隨同他在宿舍寄住。一個六七百呎的二樓單位，不分間隔，擺了十幾張碌架床。工廠開三班，員工兩頓都在廠裡吃，回來只是洗澡睡覺。我就在沒有員工睡的空床上搭單，在床邊做功課。
跟父親在工廠宿舍住了大約一年後，母親把我接過去。但她的住處沒有地方，於是輪流寄託在友人處。算起來，跟我母親那兩三年，我在紅磡和土瓜灣住過三個地方，在跑馬地住過兩個，北角一個。加上此前在深水埗住過的兩個地方，來港頭四五年，我至少住過八個地方。後來，父親去啟明打工，與母親和我搬到店裡，一家人首次團聚，住處也算穩定下來。此後我在那裡一直住到一九六七年夏天中大畢業，離開香港去美國讀書。
住在欽州街的初期，我在窩打老道的培正中學讀初中。那時候的二號巴士總站就在欽州街與荔枝角道交界處。我每天清晨坐二號，沿著荔枝角道轉進彌敦道，在旺角豉油街下車，然後步行回校。那時候年紀小，走得快，二來交通不像現在那樣擠塞，全程大約三四十分鐘。培正是全日制的，一周上課五點半。我中午回欽州街吃飯，然後再回校上課。但大部份時間用在路上，大概只有十分鐘時間吃飯和翻一下當天的報紙。每天來回走這的路，印象最深的不是長，而是晒。由豉油街轉進窩打老道後的一段路沒有樹，加上由培正校門走到中學部那幾分鐘冇瓦遮頭，一到夏天就乾煎。穿著波鞋都覺得柏油路的熱力。走進課室後摸摸頭髮，發覺有點燙手。
香港的市容一向滄海桑田。但經過大半個世紀後，欽州街竟然還保留著當年的兩個地標，實在是運氣。一個是我住處對面的差館。這棟英式辦公大樓顯然受到保護，粉刷一新，外貌就如當年。當時欽州街靠差館的一邊是軍營，只有些半圓筒狀的鐵皮屋，沒有正式的房子。而也許因為啟明的店面是辦公室，擺著辦公桌和會客的藤椅，不像附近一些經營工業物料的店鋪那樣髒亂，不時有軍裝警員過馬路來借電話。聽其通話的語氣，似乎是報料。當時的媒體規模小，採訪能力弱、政府透明度低，警察於是放料收錢。但不便用差館的電話，因此要外求。這在今天當然不合法，但當時是常事。
但與警察過馬路來相反，我在啟明住了這許多年，不要說走進，甚至沒有走近過對面的差館，更不要說請警察叔叔帶我進去看看。但這又並非因為我對差館的第二項記憶。那就是深更半夜，整條欽州街連鬼影都沒有時，馬路對面偶而會傳來陣陣淒厲的嚎叫：「我唔敢啦！」把睡著的人吵醒。誰都知道是怎麼回事，但當時誰都不會去質疑。
欽州街至今保留完整的第二個地標是靠山一頭的嘉頓嘉頓烘焙中心。一如欽州街另一頭的差館，嘉頓大樓的外型五十年不變，但外牆粉刷得很新。而且格調上特地五色繽紛，在姿色平庸的老區深水埗，令人精神為之一振。四五十年前，麵包舖大都很簡陋，純就紅藍格仔蠟紙的包裝，嘉頓已令人覺得高尚。我當時很少機會購物，不知道嘉頓比散裝麵包貴多少。但嘉頓伴隨我成長，我卻不記得，自己住在欽州街時，曾否走進它青山道的大樓。但無論如何，青山道廠房至今保留，沒有拆卸重建，在香港已算很難得。
嘉頓的所在，也就是欽州街靠山的一頭，當年更是來往新界必經之路。通往新界東的大埔道和通往新界西的青山道在那裏匯合，換言之，無論去荃灣、青山還是沙田、大埔，都要經過那裏。讀中學時，有同學住在青山十幾米一間布廠的宿舍，有時候邀請同學去他家附近的海灘游泳，我也就在嘉頓那裏上九巴。後來讀中大，一個鐘頭才有一班火車經旺角北上，偶爾錯過了，就在大埔道口等九巴回校。
但今天的欽州街遠比當年名氣大。首先是距離全港最大的電腦集中營「高登」與「黃金」，步行只需五分鐘。附近還有全港最大的跳蚤市場鴨寮街。次之有一個大商場西九龍中心。高登、黃金與鴨寮街外表很地痞，但其實無奇不有。高級電腦商場買不到的零部件，只能來這裡找。早就有外國旅遊書介紹，引來不少發燒友。
更有趣的是，嘉頓對面現在多了一間名校：拔萃女書院。DGS出現在全港最基層的地區，顯得有點突然。上網一查，原來並非來設分校，而是因為油麻地加士居道與彌敦道交界的校舍要重建，暫時搬來棲身。目前這間「臨屋」與原址唯一相同的是：位於最繁忙的十字路口，夠晒嘈。幸虧建築物的設計比較怪，面向大街的一面幾乎沒有窗戶。雖然像監獄，但應該可以隔開外來的噪音。一班叻女上月才搬過來，在這裡要捱兩年，後年才能搬回新校舍。辛苦了！
我住的時候，欽州街一邊是兵營，又不是通衢大道，平日就不旺，夜間更水靜河飛。要到英兵搬走，騰出空地發展後，才變得知名。先是八十年代，差館旁邊原來的兵營，也就是現在西九龍中心的所在，用來收容越南難民。居民也許不喜歡，但記者湧到，成為國際焦點。難民營拆除後才改建成西九龍中心。
欽州街當時很短，由頭到尾大概只有三五百米，一頭靠山，另一頭靠海。靠海的一頭附近有油麻地小輪碼頭，坐船去中環大約只要二十五分鐘。現在回想起來，我在港的第一個住處，交通很方便，可能是最好的基層地區。欽州街現在的交通相對反而不如從前。靠海的一頭填海後，被高架公路橫著切斷，再往海邊走是一些常人不會去的起卸區。
二號巴士總站早已撤出了荔枝角道和欽州街交界。現在最近的交通中心是距離差館步行大約五分鐘的深水埗港鐵站，次之是西九龍中心地下的巴士總站。但不怕說，我雖然不時會由中環去高登和黃金，但幾乎從未坐過這裡的巴士。從西九龍中心坐巴士過海要大半個鐘頭，不太可行。
以欽州街為基點，附近的巴士主要行走長沙灣道、元州街和大埔道。荔枝角道相對受冷落，雖然保留著大路的格局，但與港九新界同樣寬闊筆直的道路來說，使用率偏低。由此看，與我在的時候相比，荔枝角道沿線的經濟價值不但沒有提升，反而下降了。原因相信是附近幾條街獨特的行業使然。不知道打何時起，這裡成為全港最大的成衣配料集散中心。足足有幾十個街口，專門賣成衣廠所需的布料、鈕扣、針線、花邊….甚至縫在衣服裡面的尺碼和產地來源標記。但如果你不是這一行，這裡彷彿是另一個世界，一分鐘可能都耐不住。
但本地早已沒有成衣業。這些專門店我猜主要是為在內地的港資廠而設。若此，早期很好賺，這兩年恐怕很慘。珠三角近年工資飛漲，加上地方上要求工業升段，想逼成衣這類靠低廉勞動力搵食的傳統工業北遷到較遠的山區，騰出人力和廠房來發展先進工業。很多港資廠面臨結束的命運。現在加上金融危機，珠三角的出口遭到重創，荔枝角道附近的成衣業配料恐怕在食谷種。內地的出口再過幾個月不回升，荔枝角道地區就會陷入危機。
荔枝角道上早期主要經營甚麼行業，我已不記得了，但肯定不是現在這樣單一。就這條大街，我記得最清楚的是六七年暴動，成為左派放置炸彈的目標。啟明對面是差館，沒有人敢太歲頭上動土。但荔枝角道與大埔道、青山道都是「菠籮」的熱門地點。一發現土製炸彈，警方就會用高音喇叭宣布全條街戒嚴，要求家家戶戶關上門窗。啟明當然如言關店。但如果引爆的地點比較遠，我有時候會站在門口遠遠地看熱鬧，看警方引爆的是堅料還是流料。記得欽州街有一次也遭到青睞，炸彈放在靠山那一頭的斜坡上，離差館也許有三百米。由於是斜坡，我在差館這一頭抬頭望，看得比較清楚，只見路中心有一個小桶，那就是當時的「革命創意」。
暫只記得這些。他日如果再想起甚麼，到時再補充。
我在那裏頭尾待了十年，剛好是中一到大四那段期間，但中途曾經遷出。實際在第一個「家」住的，大概不少過六年，不多過七年。
我與父親一九五七年夏天由廣州來港後，寄住在深水埗父親鄉里的啟明書局。那是欽州街差館（警察局）對面一棟有天井的舊樓，離荔枝角道交界處兩個鋪位。書店租用地舖，但加建了閣樓，是當時典型的「前店後家」。書店的老闆在台灣，雇用的經理與他太太住在店鋪後的大房，經理的兒子和伙計睡閣樓，女兒用天井後面的板間房。負責煮飯打掃的女傭晚上在鋪面搭帆布床。不算天井，整個樓面不會超過一千呎。父親與我搬進去後，也就倍加擠迫。
寄居了一年多後，父親到附近青山道上海人開的紗廠當簿記，於是搬到工廠附近的單身宿舍。我也隨同他在宿舍寄住。一個六七百呎的二樓單位，不分間隔，擺了十幾張碌架床。工廠開三班，員工兩頓都在廠裡吃，回來只是洗澡睡覺。我就在沒有員工睡的空床上搭單，在床邊做功課。
跟父親在工廠宿舍住了大約一年後，母親把我接過去。但她的住處沒有地方，於是輪流寄託在友人處。算起來，跟我母親那兩三年，我在紅磡和土瓜灣住過三個地方，在跑馬地住過兩個，北角一個。加上此前在深水埗住過的兩個地方，來港頭四五年，我至少住過八個地方。後來，父親去啟明打工，與母親和我搬到店裡，一家人首次團聚，住處也算穩定下來。此後我在那裡一直住到一九六七年夏天中大畢業，離開香港去美國讀書。
住在欽州街的初期，我在窩打老道的培正中學讀初中。那時候的二號巴士總站就在欽州街與荔枝角道交界處。我每天清晨坐二號，沿著荔枝角道轉進彌敦道，在旺角豉油街下車，然後步行回校。那時候年紀小，走得快，二來交通不像現在那樣擠塞，全程大約三四十分鐘。培正是全日制的，一周上課五點半。我中午回欽州街吃飯，然後再回校上課。但大部份時間用在路上，大概只有十分鐘時間吃飯和翻一下當天的報紙。每天來回走這的路，印象最深的不是長，而是晒。由豉油街轉進窩打老道後的一段路沒有樹，加上由培正校門走到中學部那幾分鐘冇瓦遮頭，一到夏天就乾煎。穿著波鞋都覺得柏油路的熱力。走進課室後摸摸頭髮，發覺有點燙手。
香港的市容一向滄海桑田。但經過大半個世紀後，欽州街竟然還保留著當年的兩個地標，實在是運氣。一個是我住處對面的差館。這棟英式辦公大樓顯然受到保護，粉刷一新，外貌就如當年。當時欽州街靠差館的一邊是軍營，只有些半圓筒狀的鐵皮屋，沒有正式的房子。而也許因為啟明的店面是辦公室，擺著辦公桌和會客的藤椅，不像附近一些經營工業物料的店鋪那樣髒亂，不時有軍裝警員過馬路來借電話。聽其通話的語氣，似乎是報料。當時的媒體規模小，採訪能力弱、政府透明度低，警察於是放料收錢。但不便用差館的電話，因此要外求。這在今天當然不合法，但當時是常事。
但與警察過馬路來相反，我在啟明住了這許多年，不要說走進，甚至沒有走近過對面的差館，更不要說請警察叔叔帶我進去看看。但這又並非因為我對差館的第二項記憶。那就是深更半夜，整條欽州街連鬼影都沒有時，馬路對面偶而會傳來陣陣淒厲的嚎叫：「我唔敢啦！」把睡著的人吵醒。誰都知道是怎麼回事，但當時誰都不會去質疑。
欽州街至今保留完整的第二個地標是靠山一頭的嘉頓嘉頓烘焙中心。一如欽州街另一頭的差館，嘉頓大樓的外型五十年不變，但外牆粉刷得很新。而且格調上特地五色繽紛，在姿色平庸的老區深水埗，令人精神為之一振。四五十年前，麵包舖大都很簡陋，純就紅藍格仔蠟紙的包裝，嘉頓已令人覺得高尚。我當時很少機會購物，不知道嘉頓比散裝麵包貴多少。但嘉頓伴隨我成長，我卻不記得，自己住在欽州街時，曾否走進它青山道的大樓。但無論如何，青山道廠房至今保留，沒有拆卸重建，在香港已算很難得。
嘉頓的所在，也就是欽州街靠山的一頭，當年更是來往新界必經之路。通往新界東的大埔道和通往新界西的青山道在那裏匯合，換言之，無論去荃灣、青山還是沙田、大埔，都要經過那裏。讀中學時，有同學住在青山十幾米一間布廠的宿舍，有時候邀請同學去他家附近的海灘游泳，我也就在嘉頓那裏上九巴。後來讀中大，一個鐘頭才有一班火車經旺角北上，偶爾錯過了，就在大埔道口等九巴回校。
但今天的欽州街遠比當年名氣大。首先是距離全港最大的電腦集中營「高登」與「黃金」，步行只需五分鐘。附近還有全港最大的跳蚤市場鴨寮街。次之有一個大商場西九龍中心。高登、黃金與鴨寮街外表很地痞，但其實無奇不有。高級電腦商場買不到的零部件，只能來這裡找。早就有外國旅遊書介紹，引來不少發燒友。
更有趣的是，嘉頓對面現在多了一間名校：拔萃女書院。DGS出現在全港最基層的地區，顯得有點突然。上網一查，原來並非來設分校，而是因為油麻地加士居道與彌敦道交界的校舍要重建，暫時搬來棲身。目前這間「臨屋」與原址唯一相同的是：位於最繁忙的十字路口，夠晒嘈。幸虧建築物的設計比較怪，面向大街的一面幾乎沒有窗戶。雖然像監獄，但應該可以隔開外來的噪音。一班叻女上月才搬過來，在這裡要捱兩年，後年才能搬回新校舍。辛苦了！
我住的時候，欽州街一邊是兵營，又不是通衢大道，平日就不旺，夜間更水靜河飛。要到英兵搬走，騰出空地發展後，才變得知名。先是八十年代，差館旁邊原來的兵營，也就是現在西九龍中心的所在，用來收容越南難民。居民也許不喜歡，但記者湧到，成為國際焦點。難民營拆除後才改建成西九龍中心。
欽州街當時很短，由頭到尾大概只有三五百米，一頭靠山，另一頭靠海。靠海的一頭附近有油麻地小輪碼頭，坐船去中環大約只要二十五分鐘。現在回想起來，我在港的第一個住處，交通很方便，可能是最好的基層地區。欽州街現在的交通相對反而不如從前。靠海的一頭填海後，被高架公路橫著切斷，再往海邊走是一些常人不會去的起卸區。
二號巴士總站早已撤出了荔枝角道和欽州街交界。現在最近的交通中心是距離差館步行大約五分鐘的深水埗港鐵站，次之是西九龍中心地下的巴士總站。但不怕說，我雖然不時會由中環去高登和黃金，但幾乎從未坐過這裡的巴士。從西九龍中心坐巴士過海要大半個鐘頭，不太可行。
以欽州街為基點，附近的巴士主要行走長沙灣道、元州街和大埔道。荔枝角道相對受冷落，雖然保留著大路的格局，但與港九新界同樣寬闊筆直的道路來說，使用率偏低。由此看，與我在的時候相比，荔枝角道沿線的經濟價值不但沒有提升，反而下降了。原因相信是附近幾條街獨特的行業使然。不知道打何時起，這裡成為全港最大的成衣配料集散中心。足足有幾十個街口，專門賣成衣廠所需的布料、鈕扣、針線、花邊….甚至縫在衣服裡面的尺碼和產地來源標記。但如果你不是這一行，這裡彷彿是另一個世界，一分鐘可能都耐不住。
但本地早已沒有成衣業。這些專門店我猜主要是為在內地的港資廠而設。若此，早期很好賺，這兩年恐怕很慘。珠三角近年工資飛漲，加上地方上要求工業升段，想逼成衣這類靠低廉勞動力搵食的傳統工業北遷到較遠的山區，騰出人力和廠房來發展先進工業。很多港資廠面臨結束的命運。現在加上金融危機，珠三角的出口遭到重創，荔枝角道附近的成衣業配料恐怕在食谷種。內地的出口再過幾個月不回升，荔枝角道地區就會陷入危機。
荔枝角道上早期主要經營甚麼行業，我已不記得了，但肯定不是現在這樣單一。就這條大街，我記得最清楚的是六七年暴動，成為左派放置炸彈的目標。啟明對面是差館，沒有人敢太歲頭上動土。但荔枝角道與大埔道、青山道都是「菠籮」的熱門地點。一發現土製炸彈，警方就會用高音喇叭宣布全條街戒嚴，要求家家戶戶關上門窗。啟明當然如言關店。但如果引爆的地點比較遠，我有時候會站在門口遠遠地看熱鬧，看警方引爆的是堅料還是流料。記得欽州街有一次也遭到青睞，炸彈放在靠山那一頭的斜坡上，離差館也許有三百米。由於是斜坡，我在差館這一頭抬頭望，看得比較清楚，只見路中心有一個小桶，那就是當時的「革命創意」。
暫只記得這些。他日如果再想起甚麼，到時再補充。
又講地震？
原載《都市日報》2009年5月12日〈都市博客〉專欄
記者一旦觸及當權者最核心的利益，後者也就不會顧面子，用黃毓民的話說，幾狼都有！記者採訪時要注意安全。小地方蠻起來，不會有底線。
今天是「5‧12」──四川地震一周年的正日。準確地說，今天下午2點28分是整整的一年。
最近傳媒上充斥著有關的報導。官方歌頌災後重建的成績、幹部的盡責、災民的精神；民間則罵當局隱瞞豆腐渣工程和遇難學生的人數。對於一白一黑兩種訊息的爭鋒，讀者恐怕已開始厭煩。今天再來講，我是趕客還是像有讀者說的，騙稿費？
但過分執著於政治，很容易忘記真正的人民。內地由於官方壟斷了權力、民間缺乏有效的訴求，雙方落入無休止的角力裡。官方越強勢，民間就越偏激。毛澤東說，有壓迫就有反抗。但其實，在維權和打壓之外，還有無數小人物，默默地為家人活得更好而努力，值得我們敬佩。他們勤奮堅忍，守望相助，自求多福。地震後不久，遷入臨時安置區的居民就已想辦法自力更生。大家都窮，沒有現金，就利用手藝為彼此服務，作為交換。社會得以運轉，往往就靠這種平民智慧。
官方公布的總遇難人數是68,712、失蹤人數是17,921，合計將近87,000。但民間懷疑，其中學生的比例遠高於他們佔人口的比例，因為有很多校舍是「豆腐渣」。
經各界施壓，四川當局上周終於公布遇難和失蹤學生的人數。答案是5,335，也就是約佔遇難和失蹤總人數的6%。不用說，民間不相信。維權者的估計有高達7,605者，將近是遇難和失蹤人數的9%，幾乎每十個就有一個是學生。
官與民誰的話更可信？官方的比例6%是否偏低，民間說的9%又是否遠高於學生佔人口的比例？這在今後還有得吵，而在官方建立了足夠公信力之前，民間的估計再高也會有人相信。但可以指出的是：地震來襲時，學生正在上課，座位高度密集，校舍一旦倒塌，傷亡的可能性比成年人同一時間所在的辦公室、商店、住房等倒塌要大。但反過來，當局沒有細分不同災區的人數。換言之，你不會知道汶川、北川、綿陽等重災區，各有多少學生遇難。不知道各區的人數，也就難以核實，苦主也比較難以追究。
而且，就在官方宣布上述數據之時，境外傳媒說，有人阻止記者接觸災民，動口動手甚至扣押。連中國信任的新加坡《聯合早報》也不能倖免。該報記者到127名學生死亡的綿竹市五福鎮福新二小學採訪時，遭搶去採訪證並威嚇「抓起來」，採訪車被電單車圍住敲打車窗。但西方記者投訴時，官方指有「極少數記者…..煽動」。
但地方上越野蠻，就越說明身有屎。而記者一旦觸及當權者最核心的利益，後者也就不會顧面子，用黃毓民的話說，幾狼都有！記者採訪時要注意安全。小地方蠻起來，不會有底線。
本文稿費會捐給災區作重建用。
記者一旦觸及當權者最核心的利益，後者也就不會顧面子，用黃毓民的話說，幾狼都有！記者採訪時要注意安全。小地方蠻起來，不會有底線。
今天是「5‧12」──四川地震一周年的正日。準確地說，今天下午2點28分是整整的一年。
最近傳媒上充斥著有關的報導。官方歌頌災後重建的成績、幹部的盡責、災民的精神；民間則罵當局隱瞞豆腐渣工程和遇難學生的人數。對於一白一黑兩種訊息的爭鋒，讀者恐怕已開始厭煩。今天再來講，我是趕客還是像有讀者說的，騙稿費？
但過分執著於政治，很容易忘記真正的人民。內地由於官方壟斷了權力、民間缺乏有效的訴求，雙方落入無休止的角力裡。官方越強勢，民間就越偏激。毛澤東說，有壓迫就有反抗。但其實，在維權和打壓之外，還有無數小人物，默默地為家人活得更好而努力，值得我們敬佩。他們勤奮堅忍，守望相助，自求多福。地震後不久，遷入臨時安置區的居民就已想辦法自力更生。大家都窮，沒有現金，就利用手藝為彼此服務，作為交換。社會得以運轉，往往就靠這種平民智慧。
官方公布的總遇難人數是68,712、失蹤人數是17,921，合計將近87,000。但民間懷疑，其中學生的比例遠高於他們佔人口的比例，因為有很多校舍是「豆腐渣」。
經各界施壓，四川當局上周終於公布遇難和失蹤學生的人數。答案是5,335，也就是約佔遇難和失蹤總人數的6%。不用說，民間不相信。維權者的估計有高達7,605者，將近是遇難和失蹤人數的9%，幾乎每十個就有一個是學生。
官與民誰的話更可信？官方的比例6%是否偏低，民間說的9%又是否遠高於學生佔人口的比例？這在今後還有得吵，而在官方建立了足夠公信力之前，民間的估計再高也會有人相信。但可以指出的是：地震來襲時，學生正在上課，座位高度密集，校舍一旦倒塌，傷亡的可能性比成年人同一時間所在的辦公室、商店、住房等倒塌要大。但反過來，當局沒有細分不同災區的人數。換言之，你不會知道汶川、北川、綿陽等重災區，各有多少學生遇難。不知道各區的人數，也就難以核實，苦主也比較難以追究。
而且，就在官方宣布上述數據之時，境外傳媒說，有人阻止記者接觸災民，動口動手甚至扣押。連中國信任的新加坡《聯合早報》也不能倖免。該報記者到127名學生死亡的綿竹市五福鎮福新二小學採訪時，遭搶去採訪證並威嚇「抓起來」，採訪車被電單車圍住敲打車窗。但西方記者投訴時，官方指有「極少數記者…..煽動」。
但地方上越野蠻，就越說明身有屎。而記者一旦觸及當權者最核心的利益，後者也就不會顧面子，用黃毓民的話說，幾狼都有！記者採訪時要注意安全。小地方蠻起來，不會有底線。
本文稿費會捐給災區作重建用。
非龐貝可比的震撼
原載《信報》2009年5月11日〈兩地一檢〉專欄
明天是四川地震一年祭，官民宣傳戰上周進入高潮。地方政府強調災區重建的成就，異見人士則繼續追究過失。
就死難學生的人數、「豆腐渣」校舍、藉救災斂財等疑問，當局作出了交代：有五千三百三十五名學生遇難或失蹤；沒發現有房屋因建築質量而垮塌；有二百四十六名基層官員涉嫌貪污幾千到一兩萬元不等。
但反對者稱，遇難學生超過七千。而校舍倒塌的原因，也有專家抱懷疑的態度。汶川地震專家委員會主任馬宗晉說：近年建校速度快，建材質量差是校舍被震倒「可能的原因之一」。至於貪腐，重建涉及上萬億資材（我與團友在四川聽說，中央應對金融危機的四萬億元撥款中，災區重建約佔四分一），官方的公布似乎太理想。
此外，災區有老弱傷殘慨歎，當局的承諾口惠而實不至。境外媒體則抱怨，在被視為豆腐渣校舍的綿竹市富新第二小學附近採訪時，遭人動粗。官方指有記者煽動災民，會依法對待。但這次投訴的包括與中國關係良好的新加坡華文《聯合早報》。新加坡人一向尊重權威，並不鬧事。
民間善行更服人
與官方數字相比，民間的一些善行更能說服人。《文匯報》前天說，〈一○八個羅漢寶寶 逢浩劫 禪房出世〉。原來什邡市震後，有進入羅漢寺避難的孕婦作動，方丈破戒以禪房充產房，前後一共接生了一百零八個嬰兒。人數無疑太巧，但佛法慈悲可信是事實。
面對世紀大災難，四川善後的成就應該肯定。但坊間的疑問，包括苦主上訪無效、官司不受理、維權遭打壓等傳言有必要澄清。本文上周說，中央應在「適當的時候」進行調查，而不說「立即」，原因是地方官員強調，中央要求原定三年的重建工作趕在兩年內完成，也就是明年「十．一」之前完成八成五。若此，餘下的十六個月內，讓全省晝夜趕工，較追究責任更迫切。另闢戰場從公義出發或理所當然，但肯定不是四川的現實。
災區或有隱情
這與奧巴馬不追究其前任出兵伊拉克，是同樣的道理。理論上，追究總統的責任關乎立憲的精神，層次高於經濟救亡，而布殊誤國也舉世公認。但現實中，布殊的道德責任暫時不釐清不會死人，百萬計的家庭失卻工作或居所，可能釀成悲劇。此時就其爛污聆訊傳召，只會分散國民的心智，逼在野黨作困獸鬥，在國際上被當作猴子戲看。
由於我與團友的東道主是當地搞宣傳的人員，我曾就重災區北川縣委宣傳部副部長馮翔自殺一事就教。當地與馮相熟的人說，由於愛子死於地震，馮思念成疾。馮憶子是實情，問題是此外還盛傳：馮死前在博客裏寫道：「請您手下留情，不要讓我無路可走。」「我的存在，是他們的恐懼，是他們的對手！」有人因此懷疑災區有隱情，馮有口難言，一死以明志。
最難忘北川廢墟
在災區三天，最難忘的是北川縣城的震後廢墟。縣城三面環山，其中一個山坡因地震而傾瀉，山邊的樓房被推向河邊，一棟一棟的東歪西斜。現在所見的四層「斜塔」，可能還有兩層埋在地裏。
類似的影像網上多的是。但再好的圖文也無法傳達出現場的實感。走在這個比意大利龐貝廢墟大好幾倍、令比薩斜塔看上去像擺設的市鎮，令人想起科幻片裏浩劫後的死城。只不過，眼前的物體並非道具，一年前各有其主，主人也各有自己的故事。
一棟向街歪斜的樓房下，躺一本精裝書。離行人道只有一兩米，但誰都不敢湊近去看書名，因為屋頂像達摩克里斯利劍，就在頭上。朝裏望可見一塊塌下的標語牌，後面的樓群看來是學校。這本書沒人認領，似乎說明了主人的遭遇。Wikipedia 說，北川失蹤人數「不詳」。汶川、北川等幾全城覆沒，廢墟下不知道埋多少人。
北川廢墟在主街上立了一塊碑，附帶一個小廣場，供人憑弔。背後的山坡滿布地震中滾下的亂石，令人膽顫心驚【圖】。周末的主街上有過百遊人、十輛八輛小車。有人獻花、默哀，更多人留影，甚至偶有交通意外。
當局打算保留北川和另外五個地震遺址，供憑弔旅遊，收益用來幫補災民。用意無可厚非，除了幾千年前的龐貝，尚未有人保留天災遺址作為紀念。但為免遊人喧鬧，須就災難遺址的氛圍作出細緻的安排、輔以公民教育。
除了北川，我與團友到過的另一個地震遺址是綿竹市的漢旺鎮。鎮上鐘樓的指針停留在地震來襲的二點二十八分。但就在我們過訪翌日，《文匯報》報道，有戴太陽鏡的遊客對同伴說：「哎喲，比電視上慘哪！幫我拍張照！」鎮上的人「眼神裏充滿憤怒」。
一般來說，慘案遺址是政治性的，來訪者抱哀悼、記取教訓的心情。我到過柏林近郊 Dachau 的納粹集中營遺址、紐約的「九．一一」遺址。遊人神情肅穆，絕少交談或作勢留影。但地震是天災，不像政治屠殺有明確的禍首。內地現在人人有車，到處獵奇，很容易湧到地震遺址，以誇耀到此一遊。有團友建議在進入遺址的沿途設置花檔，讓人買花憑弔。除此以外，可以在遺址內外豎立指示牌，提醒遊人保持莊重。
拓景點助災民生計
四川之行頭尾六天，除了災區，也看了些景點。一些災區因應居民的特長，改造為旅遊點，希望為失卻土地的災民提供生計。例如，為免羌族由山區遷至平地失去傳統，北川縣按照其民族特色打造「羌寨」的休閒度假村。綿竹市重建的農舍在外牆繪上當地的年畫，兼具美觀和推銷的目的。還有農民開辦台灣常見的「農家樂」旅舍。
因應中產興起、盛行自駕遊，各省市近年爭相發展特色旅遊。但互相仿效、大同小異，浮誇有餘、內涵不足。市場發展快，副作用在所難免。但下一階段可參考西方的Ｂ＆Ｂ和日本的民宿，對經營者提供培訓，加強文化內涵和待客的誠意。遊客覺得文明度高，傳開口碑，才能吸引境外遊客，對內地客起到示範作用、提升國家的形象。
最後謝謝有關方面的接待。能多看少吃就更好。
上周與今天的稿費捐作災區重建用。祝災區早日重納升軌。
四川浩劫一年後．二之二
2009年5月10日 星期日
馬英九並不慢
溫家寶繼 3月說很想去台灣，「走不動，就是爬我也願意去」後，上周五到福建海邊遠眺金門，叮囑記者替他拍照留念，看來是為大陸總理六十多年來首次跨過台灣海峽作準備。
大陸對台採取主動不稀奇。巧的是，就在溫家寶遠眺金門同一天，馬英九藉著上任將滿一年的機會，對新加坡報紙說，海基、海協「兩會」現在一年談兩次的慣例沒有說不能增加到三次；而如果他三年後連任，兩岸的政治議題又有逼切需要，不排除會觸及，建立軍事互信機制的可能性也不排除。同樣是在這一天，馬英九到海基會挽留請辭的董事長江丙坤時說，大陸觀光客越來越多，需要協調的工作越來越廣，兩岸應考慮互設機構。
除非馬英九口舌便給，口惠而實不至，否則他並不像大陸一些人說的，對開展兩岸關係畏首畏尾，進展太慢。台灣內部的地域猜忌潛藏了四十年，接著被綠營煽燃了二十年，與大陸雞毛蒜皮的事都可以被炒大，造成反彈。雙方的關係欲速不達，最忌揠苗助長。兩岸進展得太快，綠營越覺得孤立，也就越作困獸鬥。給綠營時間調整分解、給予出路方為上策。馬英九看來很有步驟。
馬英九想連任，大陸相信很願意出力，但關鍵在於內政，要化解本土人士的抗拒，讓綠營沒有藉口可以挑動選民的情緒，從而日漸邊緣化，退化為象徵性的反對黨。現在的問題是，馬英九治台的民望遠遠低於個人的魅力。連南方朔這些反獨的評論家都狠批他無能，罵他的團隊是大陸幫，排斥本土人士。
大陸相信早已準備好，只要台灣有需要，隨時出招。但關鍵在於馬英九，是龍是鳳還看他自己。
大陸對台採取主動不稀奇。巧的是，就在溫家寶遠眺金門同一天，馬英九藉著上任將滿一年的機會，對新加坡報紙說，海基、海協「兩會」現在一年談兩次的慣例沒有說不能增加到三次；而如果他三年後連任，兩岸的政治議題又有逼切需要，不排除會觸及，建立軍事互信機制的可能性也不排除。同樣是在這一天，馬英九到海基會挽留請辭的董事長江丙坤時說，大陸觀光客越來越多，需要協調的工作越來越廣，兩岸應考慮互設機構。
除非馬英九口舌便給，口惠而實不至，否則他並不像大陸一些人說的，對開展兩岸關係畏首畏尾，進展太慢。台灣內部的地域猜忌潛藏了四十年，接著被綠營煽燃了二十年，與大陸雞毛蒜皮的事都可以被炒大，造成反彈。雙方的關係欲速不達，最忌揠苗助長。兩岸進展得太快，綠營越覺得孤立，也就越作困獸鬥。給綠營時間調整分解、給予出路方為上策。馬英九看來很有步驟。
馬英九想連任，大陸相信很願意出力，但關鍵在於內政，要化解本土人士的抗拒，讓綠營沒有藉口可以挑動選民的情緒，從而日漸邊緣化，退化為象徵性的反對黨。現在的問題是，馬英九治台的民望遠遠低於個人的魅力。連南方朔這些反獨的評論家都狠批他無能，罵他的團隊是大陸幫，排斥本土人士。
大陸相信早已準備好，只要台灣有需要，隨時出招。但關鍵在於馬英九，是龍是鳳還看他自己。
2009年5月7日 星期四
今天最有價值的新聞(MVN)
香港傳媒今天最有價值的新聞(Most Valuable News,簡稱MVN)無疑是《文匯報》的〈蔣介石勤學毛著 改造國民黨〉。蔣介石與毛澤東鬥了大半個世紀，被後者奪去江山，流落台灣，至今未能奉安。現在大陸說，老蔣退居台灣後，雖然與毛匪誓不兩立，但其實私下以匪為師，借用其學說來改造自己的黨。
《文匯》的消息源自「中國共產黨新聞網」，新華網4月30日曾經轉載。聽來難以置信，但時至今日，要說大陸造謠，還不說眼見兩岸關係緩和，正逐步修正對蔣家父子的評價。
這個〈黨史縱橫〉系列的第一篇報導說，由於蔣經國早期旅居蘇聯，加入過蘇共（筆者注：還娶了俄女為妻），回國後，蔣介石以子為師，請教中共治黨之道。小蔣建議父親：「認真研究共產黨延安整風的文件，特別是毛澤東的一些著作。」而老子也不以為忤，但愈研究就「愈發對國民黨的腐敗深惡痛絕，大加申斥，同時卻又對他的老對手毛澤東所領導的中國共產黨毫不掩飾地表示欣賞。」有關報導不點名地引述一位「美國學者」說：「蔣介石對共產黨的組織性、紀律性和精神道德極為讚賞，而他所稱道的共產黨的優點，恰好是國民黨所缺乏的。」
報導說，「蔣說：共產黨『不容有一絲含糊籠統的觀念，絕不允許譁眾取寵，半途而廢。』承認共產黨的特點就是堅持『科學的方法』。並認為這些科學方法及組織性、紀律性與精神道德是通過延安整風運動教育培養的。因此他希望仿造這一運動…..。」從而「下令翻印延安整風有關文獻，作為國民黨『改造』的參考學習材料。……申言為了『打敗共產黨』必須研究和使用共產黨的方法。國民黨的《本黨改造綱要》與同一時期的其它文件，也大量吸收了中共延安整風的基本原則，有的直接使用了共產黨用過的術語。」
更有趣的是，蔣介石改造國民黨是毌忘在莒後，並非在大陸與毛爭雄時。換言之，老蔣雖然與老毛不共戴天，但在黨國大事上並不糊塗。
《文匯》的消息源自「中國共產黨新聞網」，新華網4月30日曾經轉載。聽來難以置信，但時至今日，要說大陸造謠，還不說眼見兩岸關係緩和，正逐步修正對蔣家父子的評價。
這個〈黨史縱橫〉系列的第一篇報導說，由於蔣經國早期旅居蘇聯，加入過蘇共（筆者注：還娶了俄女為妻），回國後，蔣介石以子為師，請教中共治黨之道。小蔣建議父親：「認真研究共產黨延安整風的文件，特別是毛澤東的一些著作。」而老子也不以為忤，但愈研究就「愈發對國民黨的腐敗深惡痛絕，大加申斥，同時卻又對他的老對手毛澤東所領導的中國共產黨毫不掩飾地表示欣賞。」有關報導不點名地引述一位「美國學者」說：「蔣介石對共產黨的組織性、紀律性和精神道德極為讚賞，而他所稱道的共產黨的優點，恰好是國民黨所缺乏的。」
報導說，「蔣說：共產黨『不容有一絲含糊籠統的觀念，絕不允許譁眾取寵，半途而廢。』承認共產黨的特點就是堅持『科學的方法』。並認為這些科學方法及組織性、紀律性與精神道德是通過延安整風運動教育培養的。因此他希望仿造這一運動…..。」從而「下令翻印延安整風有關文獻，作為國民黨『改造』的參考學習材料。……申言為了『打敗共產黨』必須研究和使用共產黨的方法。國民黨的《本黨改造綱要》與同一時期的其它文件，也大量吸收了中共延安整風的基本原則，有的直接使用了共產黨用過的術語。」
更有趣的是，蔣介石改造國民黨是毌忘在莒後，並非在大陸與毛爭雄時。換言之，老蔣雖然與老毛不共戴天，但在黨國大事上並不糊塗。
2009年5月6日 星期三
兒童節的政治
閱報說日本兒童只佔人口的13%，全球最低，這才知道日本以5月5日為兒童節。
日本是最長壽的國家，人口老化早已不是新聞。雖然，我上月到東京旅遊時，街上經常可見孕婦；在櫻花盛放的地點，更不時可見母親推著嬰兒車來「花見」（賞花）。現在看來，不生孩子仍然是主流，只不過來賞花的嬰兒比例偏高。這會否是日人的教育方式，讓子女還未懂事，就開始接受薰陶？
同樣有趣的是，各國選哪一天作為兒童節。
韓國與日本一樣，以「5‧5」為兒童節。而眾所周知，韓國曾受日本統治。而由於1949年在蘇聯首都莫斯科舉行的一次國際會議把6月1日定為「國際兒童節」，當時東西方已陷入冷戰，歐美國家不但拒絕跟從，甚至拒絕設立兒童節。換言之，從「6‧1」還是非「6‧1」，就可以知道某個國家／地區原來是親共還是反共。
正因此，中國民國時代的兒童節訂在4月4日，後來延續到台灣，但人民共和國定在6月1日，兩岸左右分明。
香港則因為前宗主國英國不設兒童節，而老一輩的市民反共，因此不成文地跟從台灣，採用「4‧4」。現在雖已回歸，但有誰敢提「6‧1」，必招來一國一制的批評。
但最難解的是印度：用開國總理尼赫魯的生日11月14日作為兒童節。總理再愛孩子，也不能用自己來代替他們呀！（完）
日本是最長壽的國家，人口老化早已不是新聞。雖然，我上月到東京旅遊時，街上經常可見孕婦；在櫻花盛放的地點，更不時可見母親推著嬰兒車來「花見」（賞花）。現在看來，不生孩子仍然是主流，只不過來賞花的嬰兒比例偏高。這會否是日人的教育方式，讓子女還未懂事，就開始接受薰陶？
同樣有趣的是，各國選哪一天作為兒童節。
韓國與日本一樣，以「5‧5」為兒童節。而眾所周知，韓國曾受日本統治。而由於1949年在蘇聯首都莫斯科舉行的一次國際會議把6月1日定為「國際兒童節」，當時東西方已陷入冷戰，歐美國家不但拒絕跟從，甚至拒絕設立兒童節。換言之，從「6‧1」還是非「6‧1」，就可以知道某個國家／地區原來是親共還是反共。
正因此，中國民國時代的兒童節訂在4月4日，後來延續到台灣，但人民共和國定在6月1日，兩岸左右分明。
香港則因為前宗主國英國不設兒童節，而老一輩的市民反共，因此不成文地跟從台灣，採用「4‧4」。現在雖已回歸，但有誰敢提「6‧1」，必招來一國一制的批評。
但最難解的是印度：用開國總理尼赫魯的生日11月14日作為兒童節。總理再愛孩子，也不能用自己來代替他們呀！（完）
你會去馬其頓？
馬其頓(Macedonia)宣布讓港人免簽證入境。我們享有免簽證或落地簽證的國家及地區，至此增至139個。但不知道有多少人會因此去馬其頓，又或者有多少人知道這是甚麼國家。
歷史上，這個地名最輝煌的時代是公元前四世紀亞歷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在位時。他用13年的時間，由中歐的巴爾幹半島，向東一直打到現在印度的邊緣。但一如成吉思汗，能打不能治，只是蠻勇。
亞歷山大的東征一直打到士兵拒絕再前進，才不得不停下。最後自己在征戰途中，客死異鄉的巴比倫。由於死時只有33歲，根本沒想到接班的問題，這個名義上的大帝國還未建立有效的統治，就已開始崩潰。但由於是第一個征服世界的西方人，西方歷史大讚。這反過來提醒我們，評價成吉思汗時，勿被虛榮而蒙蔽。
歷史上，這個地名最輝煌的時代是公元前四世紀亞歷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在位時。他用13年的時間，由中歐的巴爾幹半島，向東一直打到現在印度的邊緣。但一如成吉思汗，能打不能治，只是蠻勇。
亞歷山大的東征一直打到士兵拒絕再前進，才不得不停下。最後自己在征戰途中，客死異鄉的巴比倫。由於死時只有33歲，根本沒想到接班的問題，這個名義上的大帝國還未建立有效的統治，就已開始崩潰。但由於是第一個征服世界的西方人，西方歷史大讚。這反過來提醒我們，評價成吉思汗時，勿被虛榮而蒙蔽。
澳門行之一
很久沒去澳門。所謂久，是相對當地的發展而言。澳門自2002年開放何鴻燊獨佔多年的賭權後，美國賭城的同業蜂擁而至，新建的賭場多到連名稱都記不住。我上次去，「永利」(Wynn)剛開幕，豪華的程度堪稱一絕。但上周日再去，在車上遠眺，至少增加了四、五間比永利大的。其中最著名的「威尼斯人」(Venetian)把意大利水城的景點全部搬過來，儼然是一個小城。而由於新賭場大都建在氹仔，仿效拉斯維加斯The Stripe的「金光大道」也已大致成形。
只不過，賭場激增，形成惡性競爭，加上貪官挾民脂民膏來豪賭，中央收緊內地人遊澳的頻率，過去這一年，賭場已下再紅火，荷官（dealer）有時多過客人。港客本來因為下注不及內地人而被冷落，現在再度獲賭場提供優惠。
令賭業雪上加霜的是金融危機。賭場本來就收入大減，增建賭場霸地盤的大計無以為繼，現在銀行收緊銀根，新賭場遂借勢停工，連帶萬計的外勞，包括香港的三行工友被迫回流，加劇了香港的失業與民怨。這次搭巴士進出氹仔，也許並非假期，遠處有類似爛尾樓的大型建築，近處的威尼斯人則對著馬路的一邊幾乎唱空城計，遠看正門似乎也很冷清。
今天的澳門也最能體現中國成語裡的「滄海桑田」。記得上次去，從氹仔岸邊一列受保護的葡式住宅(正式的名稱是「龍環葡韻住宅式博物館」)往外望，雖然一片泥濘、雜草叢生，但視線不受阻擋。這次則整個地平線都已被賭場酒店佔用。左邊的酒店地盤與這列受保護建築相距不會超過兩百米。但現在人浮於事，澳門人相信不介意其擋風水，因為傳來開工的聲音，不像其他地盤看上去像廢墟。
更戲劇化的對比是氹仔舊區的主街「官也」(Cunha)。這條遊客必到的名街，對著大路的一頭，拔起了一座綠色玻璃外牆的豪宅，與官也街兩三層高的鄉村舊樓相比固然仿佛巨人與侏儒，與旁邊較舊的高層住宅也格格不入。但反過來似乎預示，這就是氹仔的明天。說不定10年後，整條官也街將會是一個玻璃幕牆的大商場。
澳門人的創意
這次去澳門是看友人參與的一個藝術節演出，沒進賭場。由於澳門有些演出不來香港，以前也想過去看，但從未付諸實踐。現在拜朋友之賜，總算有了突破。演的是澳門女作曲家林品晶基於中國古代傳奇創作的現代歌劇《文姬》（二零零一年在紐約首演時，名為《文姬‧胡笳十八拍》）。東漢才女蔡文姬被擄到匈奴地區後，被迫嫁給匈奴王。兩人結緣12年，誕下一對子女，相當恩愛。但曹操微時受教於文姬的父親，得天下後表示報恩，出重金把文姬贖回中原，令她面對匈奴之家與中原之國的兩難。
當時交通阻隔、戰亂頻繁，文姬一旦回到中原，就很難與匈奴丈夫和子女再見面。但她在中原並沒有親人，父親早已在政治動盪中被處決，山長水遠地回去一個沒有家的母國，真的比留在有家的異國更值得？歷史裡的文姬回歸了中原，滿足了漢人的優越感，令這個故事得以家傳戶曉。但編劇活在全球化新時代，似乎想刺激觀眾重新思考這個定勢。
《文姬》是內地編劇家徐瑛旅美時的作品，所反映的是上一代海外華人常見的心結，也就是眼前的生活與遙距的鄉情難以兩全的矛盾。數以百萬計的第一代華人移民散居全球，雖然早已在居留地開枝散葉、事業有成，現實中不可能落葉歸根，但感情上總覺得遺憾。個別人真的回國定居，卻發現自己在故鄉不但沒有根，更因為收入差距所養成的習慣，與自己的同胞格格不入。現實中，文姬回到以男性為主的漢族社會後，沒有她在匈奴地區與丈夫子女生活時那樣快樂，連再婚後的漢族丈夫也差點因為政治問題而被殺。
但相對於老一輩，從內地外流的新一代較少這種情緒。一來資訊發達、通訊費用低廉、機票便宜，很少人會思鄉成疾、望洋興嘆。二來今天的人比較現實，是否回國主要看事業。因此，開放頭十年往外擠，接著的十年仍然以出國為榮，但最近這十年開始倒過來。由於內地的發展快過歐美，海外很多人覺得回國更有「錢途」，「海歸派」應運而生；內地的大學生則日漸明白，出國不一定更好，開始放棄出國、就地發展。但就這部歌劇來說，除了文姬選擇真實的家還是抽象的國這個難題，她的父親與後來丈夫的遭遇，也會令人聯想到知識分子在內地受到的迫害，令很多人由於心情不舒暢或者出於恐懼，而選擇自我流放。
這次請我與家人去看演出的友人，退休前統領聯合國駐全球各地的幾百個口譯（香港稱為「即時傳譯」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人員。個人除了專長中英法三種語文的口譯，也擅長西班牙文和俄文。由於中英文超班，從小深受詩書禮教，因而私下經常被抓公差，為藝術作品客串翻譯。這次她負責將戲裡「xxx兮xxx」的古詩體唱詞翻譯成英文。
至於這次演出，除了歌詞有古風、用寫實的方式表達這兩點，我完全沒有資格評價。自問缺少藝術細胞，對琴棋書畫最多是有點好奇。聽音樂時，只知道是否悅耳。至於這種音樂說了些甚麼、是否有藝術價值，我連別人的專業評論都看不懂，更不要說自己來評論。以這個角度出發，我只能說，《文姬》的音樂也許比較現代，not my cup of tea。我由於只會聽旋律，在這方面絕對守舊。記得讀書時，聽芝加哥交響樂團演奏美籍俄裔現代派作曲家Igor Stravinsky的經典《Firebird》，自此敬而遠之，管他是否大師。
演出的場地是早期按葡萄牙風格建造的崗頂劇場，殖民地時期可信是上流社會的文化社交場所，現在保留作小型演出用。「崗頂」是澳門半島斜坡上一個帶有貴族色彩的小區，除了劇場，還有一個天主教堂、一個稱為Casa Ricci也就是與利瑪竇有關的古蹟、一棟現在用作「何東圖書館」的古建築。拜葡萄牙人對文化的執著，整個崗頂小區保留得很好，一派清幽，既是「寧靜致遠」的體現；而距離遊人必到的「議事堂前地」（相當於北京的天安門廣場）步行不過五分鐘，又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最佳明證。時有西方人捧著旅遊書來此探索、日韓少女以kawaii的甫士拍照留念，反而香港和內地客較少。
崗頂劇場本身就是一件藝術品，一進門就仿佛到了歐洲。先是一個超大型的社交大堂，方便觀眾等候入座、中場休息寒喧和散場後彼此道別。舞台和觀眾席完全是歐洲古時的貴族氣派。上下兩層合共大概只有兩百多個座位，以今天看無疑很少，但劇場建成之初，澳門的統治階層大概也就這個數目。
葡文的現實
澳門約只有五十萬人，只相當於香港一個「區」(district)，日常的事務照理比香港簡單。但語文是例外。作為明文寫入《基本法》的殖民地遺教，公共場所有中文的地方，就必須提供葡文對照。但就路人的樣貌看，只懂葡文而不懂中文和英文的澳門人，不會多過幾千。只認同葡萄牙或者不願意受中國管治的澳門人，回歸前早就隨殖民地政府撤回葡國，又或者利用葡國護照，在歐盟各國擇善而棲。
公眾場合的葡文主要是簡單的指示，翻譯不難。但翻譯藝術創作，功夫就大了。原劇目的唱詞以中文為主，夾有小量英文。因此，舞台兩邊的字幕有三種文字，由上到下依次是中、葡、英。中英之間隔著葡文，要一上一下地跳著看，實在辛苦。但一眼看去，觀眾裡只懂葡文而不懂英文和中文的，不會超過1%。為此而要多翻譯一種文字，不僅浪費資源，更可能增加表達上的偏差，製造誤解。但這就是政治現實。
我回港20多年，去過澳門起碼十幾次。但現在才第一次看表演，主要是船票貴。在港看表演，交通費不過二三十元。但去澳門來回要三百多元，貴過香港一般演出的門票。這還不算兩個多小時的航行時間和出入境手續。而且，演出大都在晚上，一散場就要坐船回港。澳門的文化藝術想多些港人捧場，宜與船票甚至酒店提供套餐，否則兩地的交流始終有限。
望廈賓館
這次去澳門，還值得一提的是入住的「望廈賓館」(Pousada de Mong-Há)。原址是葡軍兵營，後來改建為葡國來訪高官的住處，葡人撤退前改為酒店，用來訓練旅遊業學生。這可能是澳門唯一的官方酒店，全部只有20個房間，而且交通相對不便。雖然位於澳門半島，但距離遊客區非步行可及。而且在山坡上，山雖然很矮，但整個山頭都是旅遊學院的設施，住客要走幾分鐘，下到平地才有公共交通。附近又是平民區，沒有商場、名店、手信鋪。要坐大約10分鐘的士，才能吃喝玩樂。
但如果想優雅寧靜，這家賓館會適合你。由於原來是葡人的高尚住宅，賓館的室內設計很葡萄牙，保養得很好。房間的布置葡中合璧，雅緻悅目。服務員大都是學生，或者不及賭場酒店的人員醒目，但年輕友善，對旅客一般的需要，都很願意幫忙。
房價比賭場酒店便宜。但酒店規模小，無法像賭場那樣透過旅行社，大幅度折讓房價，講求著數的話不適合。
我這次與友人算是運氣。這家賓館5月23日到7月5日閉館維修。希望重開後只會更好，而不會失卻原來的優雅和友善。
注：「望廈」是賓館所在山丘的名字，這個地名在愛國史上扮演過重要的角色。望廈山從前有望廈村（又名旺廈村），早期村民來自廈門，故以遙「望」或興「旺」廈門為村名。1839年（清道光十九年），欽差大臣林則徐在現在望廈山腳的蓮峰廟接見據澳的葡人，宣佈嚴禁鴉片，要求葡人驅逐澳門的英國鴉片煙商。此舉觸發了鴉片戰爭。5年後，清朝與美國在現在望廈山腳的普濟禪院簽訂不平等條約，史稱《中美望廈條約》。又5年後，葡人驅逐清朝派駐望廈村的縣丞，正式侵佔澳門；同年，葡萄牙總督Amaral（亞馬留）因為在澳門擴張，被望廈村民沈志亮等刺殺。蓮峰廟和普濟禪院就在望廈賓館山腳下，步行過去不過幾分鐘。
只不過，賭場激增，形成惡性競爭，加上貪官挾民脂民膏來豪賭，中央收緊內地人遊澳的頻率，過去這一年，賭場已下再紅火，荷官（dealer）有時多過客人。港客本來因為下注不及內地人而被冷落，現在再度獲賭場提供優惠。
令賭業雪上加霜的是金融危機。賭場本來就收入大減，增建賭場霸地盤的大計無以為繼，現在銀行收緊銀根，新賭場遂借勢停工，連帶萬計的外勞，包括香港的三行工友被迫回流，加劇了香港的失業與民怨。這次搭巴士進出氹仔，也許並非假期，遠處有類似爛尾樓的大型建築，近處的威尼斯人則對著馬路的一邊幾乎唱空城計，遠看正門似乎也很冷清。
今天的澳門也最能體現中國成語裡的「滄海桑田」。記得上次去，從氹仔岸邊一列受保護的葡式住宅(正式的名稱是「龍環葡韻住宅式博物館」)往外望，雖然一片泥濘、雜草叢生，但視線不受阻擋。這次則整個地平線都已被賭場酒店佔用。左邊的酒店地盤與這列受保護建築相距不會超過兩百米。但現在人浮於事，澳門人相信不介意其擋風水，因為傳來開工的聲音，不像其他地盤看上去像廢墟。
更戲劇化的對比是氹仔舊區的主街「官也」(Cunha)。這條遊客必到的名街，對著大路的一頭，拔起了一座綠色玻璃外牆的豪宅，與官也街兩三層高的鄉村舊樓相比固然仿佛巨人與侏儒，與旁邊較舊的高層住宅也格格不入。但反過來似乎預示，這就是氹仔的明天。說不定10年後，整條官也街將會是一個玻璃幕牆的大商場。
澳門人的創意
這次去澳門是看友人參與的一個藝術節演出，沒進賭場。由於澳門有些演出不來香港，以前也想過去看，但從未付諸實踐。現在拜朋友之賜，總算有了突破。演的是澳門女作曲家林品晶基於中國古代傳奇創作的現代歌劇《文姬》（二零零一年在紐約首演時，名為《文姬‧胡笳十八拍》）。東漢才女蔡文姬被擄到匈奴地區後，被迫嫁給匈奴王。兩人結緣12年，誕下一對子女，相當恩愛。但曹操微時受教於文姬的父親，得天下後表示報恩，出重金把文姬贖回中原，令她面對匈奴之家與中原之國的兩難。
當時交通阻隔、戰亂頻繁，文姬一旦回到中原，就很難與匈奴丈夫和子女再見面。但她在中原並沒有親人，父親早已在政治動盪中被處決，山長水遠地回去一個沒有家的母國，真的比留在有家的異國更值得？歷史裡的文姬回歸了中原，滿足了漢人的優越感，令這個故事得以家傳戶曉。但編劇活在全球化新時代，似乎想刺激觀眾重新思考這個定勢。
《文姬》是內地編劇家徐瑛旅美時的作品，所反映的是上一代海外華人常見的心結，也就是眼前的生活與遙距的鄉情難以兩全的矛盾。數以百萬計的第一代華人移民散居全球，雖然早已在居留地開枝散葉、事業有成，現實中不可能落葉歸根，但感情上總覺得遺憾。個別人真的回國定居，卻發現自己在故鄉不但沒有根，更因為收入差距所養成的習慣，與自己的同胞格格不入。現實中，文姬回到以男性為主的漢族社會後，沒有她在匈奴地區與丈夫子女生活時那樣快樂，連再婚後的漢族丈夫也差點因為政治問題而被殺。
但相對於老一輩，從內地外流的新一代較少這種情緒。一來資訊發達、通訊費用低廉、機票便宜，很少人會思鄉成疾、望洋興嘆。二來今天的人比較現實，是否回國主要看事業。因此，開放頭十年往外擠，接著的十年仍然以出國為榮，但最近這十年開始倒過來。由於內地的發展快過歐美，海外很多人覺得回國更有「錢途」，「海歸派」應運而生；內地的大學生則日漸明白，出國不一定更好，開始放棄出國、就地發展。但就這部歌劇來說，除了文姬選擇真實的家還是抽象的國這個難題，她的父親與後來丈夫的遭遇，也會令人聯想到知識分子在內地受到的迫害，令很多人由於心情不舒暢或者出於恐懼，而選擇自我流放。
這次請我與家人去看演出的友人，退休前統領聯合國駐全球各地的幾百個口譯（香港稱為「即時傳譯」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人員。個人除了專長中英法三種語文的口譯，也擅長西班牙文和俄文。由於中英文超班，從小深受詩書禮教，因而私下經常被抓公差，為藝術作品客串翻譯。這次她負責將戲裡「xxx兮xxx」的古詩體唱詞翻譯成英文。
至於這次演出，除了歌詞有古風、用寫實的方式表達這兩點，我完全沒有資格評價。自問缺少藝術細胞，對琴棋書畫最多是有點好奇。聽音樂時，只知道是否悅耳。至於這種音樂說了些甚麼、是否有藝術價值，我連別人的專業評論都看不懂，更不要說自己來評論。以這個角度出發，我只能說，《文姬》的音樂也許比較現代，not my cup of tea。我由於只會聽旋律，在這方面絕對守舊。記得讀書時，聽芝加哥交響樂團演奏美籍俄裔現代派作曲家Igor Stravinsky的經典《Firebird》，自此敬而遠之，管他是否大師。
演出的場地是早期按葡萄牙風格建造的崗頂劇場，殖民地時期可信是上流社會的文化社交場所，現在保留作小型演出用。「崗頂」是澳門半島斜坡上一個帶有貴族色彩的小區，除了劇場，還有一個天主教堂、一個稱為Casa Ricci也就是與利瑪竇有關的古蹟、一棟現在用作「何東圖書館」的古建築。拜葡萄牙人對文化的執著，整個崗頂小區保留得很好，一派清幽，既是「寧靜致遠」的體現；而距離遊人必到的「議事堂前地」（相當於北京的天安門廣場）步行不過五分鐘，又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最佳明證。時有西方人捧著旅遊書來此探索、日韓少女以kawaii的甫士拍照留念，反而香港和內地客較少。
崗頂劇場本身就是一件藝術品，一進門就仿佛到了歐洲。先是一個超大型的社交大堂，方便觀眾等候入座、中場休息寒喧和散場後彼此道別。舞台和觀眾席完全是歐洲古時的貴族氣派。上下兩層合共大概只有兩百多個座位，以今天看無疑很少，但劇場建成之初，澳門的統治階層大概也就這個數目。
葡文的現實
澳門約只有五十萬人，只相當於香港一個「區」(district)，日常的事務照理比香港簡單。但語文是例外。作為明文寫入《基本法》的殖民地遺教，公共場所有中文的地方，就必須提供葡文對照。但就路人的樣貌看，只懂葡文而不懂中文和英文的澳門人，不會多過幾千。只認同葡萄牙或者不願意受中國管治的澳門人，回歸前早就隨殖民地政府撤回葡國，又或者利用葡國護照，在歐盟各國擇善而棲。
公眾場合的葡文主要是簡單的指示，翻譯不難。但翻譯藝術創作，功夫就大了。原劇目的唱詞以中文為主，夾有小量英文。因此，舞台兩邊的字幕有三種文字，由上到下依次是中、葡、英。中英之間隔著葡文，要一上一下地跳著看，實在辛苦。但一眼看去，觀眾裡只懂葡文而不懂英文和中文的，不會超過1%。為此而要多翻譯一種文字，不僅浪費資源，更可能增加表達上的偏差，製造誤解。但這就是政治現實。
我回港20多年，去過澳門起碼十幾次。但現在才第一次看表演，主要是船票貴。在港看表演，交通費不過二三十元。但去澳門來回要三百多元，貴過香港一般演出的門票。這還不算兩個多小時的航行時間和出入境手續。而且，演出大都在晚上，一散場就要坐船回港。澳門的文化藝術想多些港人捧場，宜與船票甚至酒店提供套餐，否則兩地的交流始終有限。
望廈賓館
這次去澳門，還值得一提的是入住的「望廈賓館」(Pousada de Mong-Há)。原址是葡軍兵營，後來改建為葡國來訪高官的住處，葡人撤退前改為酒店，用來訓練旅遊業學生。這可能是澳門唯一的官方酒店，全部只有20個房間，而且交通相對不便。雖然位於澳門半島，但距離遊客區非步行可及。而且在山坡上，山雖然很矮，但整個山頭都是旅遊學院的設施，住客要走幾分鐘，下到平地才有公共交通。附近又是平民區，沒有商場、名店、手信鋪。要坐大約10分鐘的士，才能吃喝玩樂。
但如果想優雅寧靜，這家賓館會適合你。由於原來是葡人的高尚住宅，賓館的室內設計很葡萄牙，保養得很好。房間的布置葡中合璧，雅緻悅目。服務員大都是學生，或者不及賭場酒店的人員醒目，但年輕友善，對旅客一般的需要，都很願意幫忙。
房價比賭場酒店便宜。但酒店規模小，無法像賭場那樣透過旅行社，大幅度折讓房價，講求著數的話不適合。
我這次與友人算是運氣。這家賓館5月23日到7月5日閉館維修。希望重開後只會更好，而不會失卻原來的優雅和友善。
注：「望廈」是賓館所在山丘的名字，這個地名在愛國史上扮演過重要的角色。望廈山從前有望廈村（又名旺廈村），早期村民來自廈門，故以遙「望」或興「旺」廈門為村名。1839年（清道光十九年），欽差大臣林則徐在現在望廈山腳的蓮峰廟接見據澳的葡人，宣佈嚴禁鴉片，要求葡人驅逐澳門的英國鴉片煙商。此舉觸發了鴉片戰爭。5年後，清朝與美國在現在望廈山腳的普濟禪院簽訂不平等條約，史稱《中美望廈條約》。又5年後，葡人驅逐清朝派駐望廈村的縣丞，正式侵佔澳門；同年，葡萄牙總督Amaral（亞馬留）因為在澳門擴張，被望廈村民沈志亮等刺殺。蓮峰廟和普濟禪院就在望廈賓館山腳下，步行過去不過幾分鐘。
意料中事
原載《都市日報》2009年5月5日〈都市博客〉專欄
眼看沙士拖垮了董建華，曾蔭權這次以對新病毒所知有限、須作最壞的打算為由，寧枉勿縱，出手奇快。
香港上周迎來亞洲第一宗豬流感（政治正確的名稱是「甲型H1N1流感」），比韓國的確診個案早了大約半天。但疫情正在發展，你看到本文時，本港說不定已不只一宗。甚至已蔓延至大陸、台灣、澳門。
病毒由一名男子自墨西哥帶來。勞動節假期傍晚八點確診後，防疫的戒備即時提升至最高的「緊急」。患者入住的酒店被封鎖，有過接觸的人一律隔離。香港至此成為疫症「三連冠」，先是回歸那年首次發現禽流感會傳給人；接着在零三年成為全球沙士死亡人數最多的地區。
我們在這方面特別脆弱，相信是因為人流的國際化程度居亞洲之首，進出的人多，來往的地區更多。上述三大疫症，除了禽流感外，都由外地傳入。這次的重災區大都與初發的墨西哥有淵源。美國有幾百萬墨裔居民，加拿大與美國的來往基本上不設防，西班牙是墨西哥文化的源頭。（同屬西班牙語系的中南美洲未受影響，是否說明墨西哥作為西語系大國，主要與發達國家來往？）但香港與墨國很少聯繫。現在有人由家鄉飛來播毒，說明國際聯繫面較以前廣。
我們面對的疫症風險，以內地最高。生態污染、農牧落後、假劣產品都可能成為源頭。但兩地血濃於水，防不勝防。提高警戒，作最壞的打算，隨時善後，這就是我們的現實。
眼看沙士拖垮了董建華，曾蔭權這次以對新病毒所知有限、須作最壞的打算為由，寧枉勿縱，出手奇快。有一向批評政府的報紙認為「值得肯定」、「有必要」；但其市場死對頭繼續罵說，〈疫魔攻陷香江 港府坐以待斃〉。
香港這次還做了一件好事。沙士那次，內地不但有人來播毒，官員更隱瞞疫情，間接連累我們在防疫上拖拉，讓病毒得以坐大。我們這次確診後即時上報，使內地得以及早隔離與患者同機的乘客，並即時停飛來往上海和墨西哥的航班。
患者得以入境，被質疑「邊境防疫失守」。但可以相信，患者過關時並未發燒，當局不可能知道其帶菌。退一步說，每天有幾萬人過關，憑儀器在一兩米外掃一掃，難免有漏網之魚。檢疫方式永遠有改善的餘地，但不可能完美。想要更可靠，恐怕要旅客排隊站定，逐一過機器。但你是否願意延長過關的時間？
現在每天有幾萬人進出，病毒傳到港是早晚的事，關鍵是發現問題後有否盡人事。反應既要快又要定，猶豫與恐慌都是大忌。與禽流感和沙士相比，這次的病毒不利的是像傷風咳嗽那樣，容易人傳人；但殺傷力似乎與感冒差不多，不像沙士，徵狀重，惡化快，往往束手無策。
誠然，正如專家說，不同的人對病毒有不同的反應，美國患者徵狀不重，不等於中國人可以放心，一切要看實例才能作準。但就目前看，沒有沙士那樣恐怖。傳媒愛以上世紀初「西班牙流感」禍及幾百萬人為話題，但當時的衞生條件、訊息自由度、國際合作程度與今天差天共地，沒有必要驚惶。但想自己放心，坐港鐵時不妨戴口罩。
眼看沙士拖垮了董建華，曾蔭權這次以對新病毒所知有限、須作最壞的打算為由，寧枉勿縱，出手奇快。
香港上周迎來亞洲第一宗豬流感（政治正確的名稱是「甲型H1N1流感」），比韓國的確診個案早了大約半天。但疫情正在發展，你看到本文時，本港說不定已不只一宗。甚至已蔓延至大陸、台灣、澳門。
病毒由一名男子自墨西哥帶來。勞動節假期傍晚八點確診後，防疫的戒備即時提升至最高的「緊急」。患者入住的酒店被封鎖，有過接觸的人一律隔離。香港至此成為疫症「三連冠」，先是回歸那年首次發現禽流感會傳給人；接着在零三年成為全球沙士死亡人數最多的地區。
我們在這方面特別脆弱，相信是因為人流的國際化程度居亞洲之首，進出的人多，來往的地區更多。上述三大疫症，除了禽流感外，都由外地傳入。這次的重災區大都與初發的墨西哥有淵源。美國有幾百萬墨裔居民，加拿大與美國的來往基本上不設防，西班牙是墨西哥文化的源頭。（同屬西班牙語系的中南美洲未受影響，是否說明墨西哥作為西語系大國，主要與發達國家來往？）但香港與墨國很少聯繫。現在有人由家鄉飛來播毒，說明國際聯繫面較以前廣。
我們面對的疫症風險，以內地最高。生態污染、農牧落後、假劣產品都可能成為源頭。但兩地血濃於水，防不勝防。提高警戒，作最壞的打算，隨時善後，這就是我們的現實。
眼看沙士拖垮了董建華，曾蔭權這次以對新病毒所知有限、須作最壞的打算為由，寧枉勿縱，出手奇快。有一向批評政府的報紙認為「值得肯定」、「有必要」；但其市場死對頭繼續罵說，〈疫魔攻陷香江 港府坐以待斃〉。
香港這次還做了一件好事。沙士那次，內地不但有人來播毒，官員更隱瞞疫情，間接連累我們在防疫上拖拉，讓病毒得以坐大。我們這次確診後即時上報，使內地得以及早隔離與患者同機的乘客，並即時停飛來往上海和墨西哥的航班。
患者得以入境，被質疑「邊境防疫失守」。但可以相信，患者過關時並未發燒，當局不可能知道其帶菌。退一步說，每天有幾萬人過關，憑儀器在一兩米外掃一掃，難免有漏網之魚。檢疫方式永遠有改善的餘地，但不可能完美。想要更可靠，恐怕要旅客排隊站定，逐一過機器。但你是否願意延長過關的時間？
現在每天有幾萬人進出，病毒傳到港是早晚的事，關鍵是發現問題後有否盡人事。反應既要快又要定，猶豫與恐慌都是大忌。與禽流感和沙士相比，這次的病毒不利的是像傷風咳嗽那樣，容易人傳人；但殺傷力似乎與感冒差不多，不像沙士，徵狀重，惡化快，往往束手無策。
誠然，正如專家說，不同的人對病毒有不同的反應，美國患者徵狀不重，不等於中國人可以放心，一切要看實例才能作準。但就目前看，沒有沙士那樣恐怖。傳媒愛以上世紀初「西班牙流感」禍及幾百萬人為話題，但當時的衞生條件、訊息自由度、國際合作程度與今天差天共地，沒有必要驚惶。但想自己放心，坐港鐵時不妨戴口罩。
2009年5月5日 星期二
廢墟裏的大爺
原載《信報》2009年5月4日〈兩地一檢〉專欄。
今天是「五．四」學運九十周年，此誌。
最近北上。期間除了《文匯》、《大公》，香港媒體網站的內容幾乎都無法顯示。不看五天新聞本來樂得清靜，但這次碰上甲型 H1N1 流感（豬流感），上周四再次看報，恍如隔世。
反智為榮物極必反
官民已就此展開角力。當局吸取禽流感、沙士的教訓，出重手搶分，但有大報力谷恐怖感、盡力找紕漏。周四連頭條〈紐約淪陷〉在內，發了二十七條新聞，為各報之冠，其中兩則〈美爆疫潮 港經濟難復蘇〉〈若大爆發拖垮經濟 流感或吞噬三千九百億〉，說的是「假如」疫情失控可能的後果。但「假如」是沒有底的，任何可能性都可以「假如」一番，然後用〈人類浩劫〉等巴掌大的標題「做大佢」。
我們吃過疫症的苦頭，用流感做頭條理所當然。但除了上頭條還要做多大，除了事件客觀的大小，更取決於傳媒的主觀，包括促銷賣錢、捧誰打誰、鼓吹信仰，這在美國叫做「議題設定」，中國以前叫做「文以載道」，現在叫做「人文關懷」。
該報「做大」疫情的玄機，看來在於〈全城洗太平地「得個樣」抗疫又做騷〉的標題。六年前沙士肆虐，該報動員市民倒董有成，現任的特首曾蔭權當時正是被派去「洗街」，現在雷曼苦主高呼倒曾。有人或想借勢為「六．四」二十周年和「七．一」遊行動員市民。但目前的民怨遠低於六年前，該報最怕賭爆煲。誠然，現在講求率性，以反智為榮，立場鮮明、出位、大聲才算進步，客觀、中道被視為無個性。但物極必反，奧巴馬當選美國總統，可能是理性的回歸。黃毓民以為用台式手法鬥高官會大快人心，不料民望跌幅居議員之首，兩名黨友也不幸被自己的口頭禪「ＰＫ」言中。
回到正題。下周二就是四川地震一周年。近日獲當局安排，隨傳媒同行走訪當地。我此前未到過災區，但團友裏有熟悉災區的記者、做有關研究的博士生。
全程獲當局安排，前後約有三天時間了解災區。但一來以省會成都為基地，來往災區一程要兩三個小時，坐車的時間多過落地；二來沒有接觸百姓，主要靠官員解說、看示範點；三來即使臨時安置區的板房，也只是在外觀望，不能說看得很多。
至於災民的情形，有線電視呂秉權、林建誠等重訪災區的境外記者已提供了一些答案。例如，既然重建用的水泥也有些用手一捏就碎，豆腐渣房舍在震前肯定存在，問題是多少。此外，網上流傳〈地震死難學生調查報告〉。中央應在適當的時候深入調查，還苦主一個公道。
道路未通惟赴北川
去年的震央位於成都西北大約七十公里的映秀鎮附近。以成都為座標零點，重災區大致沿着兩個狹長地帶往北伸展，受災最重的是西北方十點到十一點之間的汶川縣、映秀、都江堰市；次之是東北方零點到一點之間的北川縣、綿陽市、德陽市。我與團友看的是後者。
未安排我們去最嚴重的災區，當局說，原因是通往汶川方向的公路要到地震一周年當日才通車，而通往臥龍熊貓保護區的公路也在搶修，故未安排我們參觀港人資助的這項工程。此說間接獲得證實。這次離團去映秀做研究的團友說，進出當地要走小路，他搭摩托車才回到成都。
三天下來，除了上述去映秀的團友，唯一與我們團交談過的災民是附圖的老大爺。大爺是團友在北川震後廢墟（見下周本欄）走動時發現的。臉上的風霜、背上兩個將近一人高的大塑膠袋和一臉童真的笑容，構成了他最不協調的吸引力。他沒有睫毛，眼皮紅得來異常，顯有眼疾。問他，說是看東西很矇。
老人一口方言，還有點失聰。在時有時無翻譯之下，我只聽懂這些：大爺今年「九十囉！」家裏有一個兒子、一個「丫頭」（大概是孫女）。至於其他家人的去向，我沒有聽見。但住在重災區，一家人想全身而退很講運氣。政府似乎（有可能誤解）每月給老人發三百元，但不夠用，因此拾荒幫補，一天大約賺三塊。
一個拾荒老人夾在一眾開車來遺址憑弔的遊人裏，很形象地勾畫出今天的中國。絕大多數人比以前富裕，暴發的行為觸目皆是。但市場大、發展不平衡、社保撤銷快，加上政府壟斷、官商合謀，赤貧仍觸目皆是。十三億人裏只要有千分之幾，就相當於香港的人口。有團友給老大爺塞了點錢聊表心意。
內部監督需要透明
老人拾荒在港也不時可見，這是社會之恥，但反過來也突顯了中華民族的堅韌。老人這輩子恐怕沒過過好日子，但仍然樂觀純真，令富裕社會的很多問題更像無病呻吟。我們以食腦為榮，最沒有腦的人才去拾荒。但在道德上，相對於用腦來發明雷曼迷債，拾荒簡直是偉大。有人會問，老人是否來廢墟博同情。但一個五四那年出生的人為了十元八塊，背着兩大袋垃圾老遠走來，你也就饒了他吧！
官員的講解集中在三方面：災情慘狀、救災努力、重建成就，希望傳達出災區以至整個四川省「明天會更好」的訊息。具體來說，「借」地震的破壞，按現代規劃重塑災區，使布局更合理、住房更牢固、學校更安全、交通更快捷、經濟有新亮點、扭轉對環境的破壞、借地震帶來的知名度發展旅遊。
但世紀災難真的可以變成世外桃源？我可以相信重建的大方向和一年來的成績。出於國家意志和集權，去年的救災已充分說明內地行動之快、調度能力之大、國民的向心力。災後重建是舉國的大事，一聲令下，不要說四川，即使其他省市也要「認頭」。但單憑「科學發展觀」的口號，就能在幾個月裏為過千萬人定出「敢教日月換新天」的方案，在幾年內完成？即使沒有貪腐和大白象工程，會否買了物料用不上、造了設施又要拆、副作用太大？有團友問當局如何監督。答案是資源還未到達四川，中央已派來五個組盯緊。但內部的監督還要有透明度，才能維持善長義工的信心、提升國譽。
(〈四川浩劫一年後〉二之一。見報後略經潤飾)
2009年5月3日 星期日
2009年5月2日 星期六
謝謝與抱歉
不只一個友人來郵，問我是否有事，說有讀者注意到，我的博客足足有一個月沒有更新。
謝謝關心，我沒有事。除了《信報》放復活節假那個星期一，香港兩份報紙的每周專欄都按時見報。
最近文章見報後沒有上博，或者說忘了更新，主要是過去這個月，接連兩次離港外出。先是與家人去日本旅遊，接著與香港一些寫評論的朋友應邀去四川。
前者是家人聚會，純粹是散心和開心。後者則是地震一年後的官方活動。只不過沒想到，兩個行程湊得太近，以致應付了報館的稿債，卻忘了上博的責任。只能在此致歉。
我其實一直想在博客裡寫些讀書筆記、社會見解、生活感受、交流所得。無奈放不下兩個專欄的責任，以致選題限於時事，被新聞拖死。我本來就不特別喜歡政治，既怕勾心鬥角的real politics，又怕冗長的報告、艱澀的規章、深奧的官話。現在一見報就講國事，自己也覺得悶。
由我選擇，寧願寫些思想性的小品，取材不限於時事，字數不拘，形式隨意。有人看固然好，沒有人看也不會被罵騙稿費。
也許，就把這次忘了上博的壞事變成好事，今後不定期地在這裡寫些個人的見聞、感受。
有時候也許只是幾句話，但希望是有的放矢，不是無病呻吟。
Thank you.
謝謝關心，我沒有事。除了《信報》放復活節假那個星期一，香港兩份報紙的每周專欄都按時見報。
最近文章見報後沒有上博，或者說忘了更新，主要是過去這個月，接連兩次離港外出。先是與家人去日本旅遊，接著與香港一些寫評論的朋友應邀去四川。
前者是家人聚會，純粹是散心和開心。後者則是地震一年後的官方活動。只不過沒想到，兩個行程湊得太近，以致應付了報館的稿債，卻忘了上博的責任。只能在此致歉。
我其實一直想在博客裡寫些讀書筆記、社會見解、生活感受、交流所得。無奈放不下兩個專欄的責任，以致選題限於時事，被新聞拖死。我本來就不特別喜歡政治，既怕勾心鬥角的real politics，又怕冗長的報告、艱澀的規章、深奧的官話。現在一見報就講國事，自己也覺得悶。
由我選擇，寧願寫些思想性的小品，取材不限於時事，字數不拘，形式隨意。有人看固然好，沒有人看也不會被罵騙稿費。
也許，就把這次忘了上博的壞事變成好事，今後不定期地在這裡寫些個人的見聞、感受。
有時候也許只是幾句話，但希望是有的放矢，不是無病呻吟。
Thank you.
金融真正好？
原載《都市日報》2009年4月28日〈都市博客〉專欄
死谷金融有點像賭博，只看到贏的喜悅，拒絕去想輸的痛苦。
上訴庭上周否決電盈私有化，輿論幾乎一致叫好。電盈雖然可要求終審法院翻案，但公信力在庭上備受質疑，官司再打下去只會加深怨懟。不如搞好業務，還股民一個公道。大股東算得太盡，變成「寧教我負天下人，莫教天下人負我！」的曹操。股價年來徘徊在幾元的水平。不要說最高時曾經過百元，即使在四五十元時購入，帳面上也已近乎血本無歸。私有化計劃一元幾毫的增減，根本沒有意義。當數以萬計的股民have little to lose時，就只能與你拼到底。
上周坐堂的三個法官備受輿論讚賞。但法例顯然過時。要股東出馬、按人頭來取決私有化的制度，顯然是股東主要住在香港時訂下的。但現在股權散布全球、上百萬港人常居外地，要外地股東專程來港投票，無形中構成歧視。
同期內，同樣一度是大藍籌的中信泰富，因為炒燶謔稱「I kill you later」的外匯合約Accumulator，一下子輸掉一百五十多億，將近是半間公司。作為中資企業，除了要由十三億人填氹，更遭到警方調查。為了降低匯價風險，財團利用金融工具本屬正常。問題是用股東一半的身家來落注，還有沒有常理？
更棘手的是雷曼迷債。數以萬計的市民合共損失過百億元，包括很多人的退休老本。滙豐、中銀等幾乎所有大銀行都涉嫌胡亂推銷，誤導投資者。由於牽涉面廣、法律複雜、部門扯皮，當局顯得束手無策。政府、銀行和立法會三方角力不知何時了。苦主由衝擊銀行進而高呼「曾蔭權下台」。講明若「七．一」看不到出路，就扶老攜幼上街。言下之意，重演沙士當年導致董建華下台的大遊行。由於經濟疲弱，這次遊行看來十萬人少不了。
以上三大紕漏都源自我們視為經濟之本的金融業，其中又主要是不少人引以為傲的財技。這充分說明，與製造業、服務業等「實」業相對，金融業與財技不生產實物，除了帳面上的數字，本質上很「虛」。而且帶有強烈的雙刃性：好的時候可以暴發，衰的時候沒有底。死谷金融有點像賭博，只看到贏的喜悅，拒絕去想輸的痛苦。願賭應該服輸，但下注前應該從本身的條件和承受力出發，平衡效益和風險。而不是只看到彩池，愈買愈大，用高利貸來博。不要誤會，我講的不是上述公司的大小股東，而是香港的發展方向。香港應該發展金融，但抱着僥倖的心理，跟在華爾街後面跑，靠炒作和內地資金來支撐，只會自取其辱。最終被上海超越。
同樣諷刺的是，金融方面接連出事之時，《明報》上周說，金融管理局總裁去年的年薪加花紅高過行政長官、政務司長、財政司長「合計」的年薪，也高過歐、英、日、美四大央行行長薪酬的「總額」。這當然是因為前年市場暢旺，金管局花紅狂飆造成的。但金管局當初處處與私人銀行看齊，是殖民地留下來的病態。應該像該報說的，在現任總裁九月離任時，除了決策獨立外，逐步使該局回復政府體制。
死谷金融有點像賭博，只看到贏的喜悅，拒絕去想輸的痛苦。
上訴庭上周否決電盈私有化，輿論幾乎一致叫好。電盈雖然可要求終審法院翻案，但公信力在庭上備受質疑，官司再打下去只會加深怨懟。不如搞好業務，還股民一個公道。大股東算得太盡，變成「寧教我負天下人，莫教天下人負我！」的曹操。股價年來徘徊在幾元的水平。不要說最高時曾經過百元，即使在四五十元時購入，帳面上也已近乎血本無歸。私有化計劃一元幾毫的增減，根本沒有意義。當數以萬計的股民have little to lose時，就只能與你拼到底。
上周坐堂的三個法官備受輿論讚賞。但法例顯然過時。要股東出馬、按人頭來取決私有化的制度，顯然是股東主要住在香港時訂下的。但現在股權散布全球、上百萬港人常居外地，要外地股東專程來港投票，無形中構成歧視。
同期內，同樣一度是大藍籌的中信泰富，因為炒燶謔稱「I kill you later」的外匯合約Accumulator，一下子輸掉一百五十多億，將近是半間公司。作為中資企業，除了要由十三億人填氹，更遭到警方調查。為了降低匯價風險，財團利用金融工具本屬正常。問題是用股東一半的身家來落注，還有沒有常理？
更棘手的是雷曼迷債。數以萬計的市民合共損失過百億元，包括很多人的退休老本。滙豐、中銀等幾乎所有大銀行都涉嫌胡亂推銷，誤導投資者。由於牽涉面廣、法律複雜、部門扯皮，當局顯得束手無策。政府、銀行和立法會三方角力不知何時了。苦主由衝擊銀行進而高呼「曾蔭權下台」。講明若「七．一」看不到出路，就扶老攜幼上街。言下之意，重演沙士當年導致董建華下台的大遊行。由於經濟疲弱，這次遊行看來十萬人少不了。
以上三大紕漏都源自我們視為經濟之本的金融業，其中又主要是不少人引以為傲的財技。這充分說明，與製造業、服務業等「實」業相對，金融業與財技不生產實物，除了帳面上的數字，本質上很「虛」。而且帶有強烈的雙刃性：好的時候可以暴發，衰的時候沒有底。死谷金融有點像賭博，只看到贏的喜悅，拒絕去想輸的痛苦。願賭應該服輸，但下注前應該從本身的條件和承受力出發，平衡效益和風險。而不是只看到彩池，愈買愈大，用高利貸來博。不要誤會，我講的不是上述公司的大小股東，而是香港的發展方向。香港應該發展金融，但抱着僥倖的心理，跟在華爾街後面跑，靠炒作和內地資金來支撐，只會自取其辱。最終被上海超越。
同樣諷刺的是，金融方面接連出事之時，《明報》上周說，金融管理局總裁去年的年薪加花紅高過行政長官、政務司長、財政司長「合計」的年薪，也高過歐、英、日、美四大央行行長薪酬的「總額」。這當然是因為前年市場暢旺，金管局花紅狂飆造成的。但金管局當初處處與私人銀行看齊，是殖民地留下來的病態。應該像該報說的，在現任總裁九月離任時，除了決策獨立外，逐步使該局回復政府體制。
當年中日被逼走上相反的路
原載《信報》2009年4月27日〈兩地一檢〉專欄
日本上周春祭，大概相當於中國清明。即將訪華的右派首相到靖國神社交貨，議員更集體參拜。但中韓反應低調，中國更高調檢閱海軍，似欲藉勢崛起。但「五‧四」運動九十周年在即，「保衛釣魚台」成為學運傳承的象徵。香港街上掛著橫匾，台灣六七十年代留美的人士定於月初回台紀念保釣，說要請在學期間曾參加釣運的馬英九出席。我從日本旅遊回港後，看到一則電視新聞，或有助於知彼知己。
為了紀念一百五十年前被西方強迫開埠，東京的門戶橫濱近日從西方請來一隻幾層樓高的機械蜘蛛，讓其在街頭橫行，日人都覺得kawai。但橫濱當年被人霸王硬上弓，經驗絕不好受。日人當時閉關已兩百多年，自得其樂，沒想到幾艘漆黑可怖的美國砲艦開到東京灣示威，噸位比日本船大幾十倍。日人久不上陣，嚇得屁滾尿流，只好在一八五九年六月開放中部的橫濱、南部的長崎和北部的箱館（今北海道的函館），與西方通商。但現在這幾個城市似乎慶幸自己得以帶領國家進入現代。
這與中國人有天淵之別。橫濱遭劫十七年前的一八四二，中國在鴉片戰爭中慘敗，香港被英國拿去當養子。翌年七月，上海像橫濱那樣被迫開放。這兩個小漁村先後淪為中國最大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但也從而發展成為大都會。上海在一九四九年「解放」；香港被英國人管了一百五十多年後，也在十一年前回歸。但很難想像中國的兩大金融中心今天會慶祝自己當年被列強「蹂躪」，又或者紀念國家被迫簽訂《南京條約》，一八四一年英軍在水坑口登陸，佔領香港。
中日看待外侮大不同，也許是因為以下的「國情」：
文武之別：日本古時以武士為中心。武士隨時面對生死，故崇尚實力。而且不少受儒學薰陶，像岳飛多過張飛。對他們來說，被西方人用槍指著頭送死，不如反過來取長補短，美國人說，If you can’t beat them, join them。日人早期從葡萄牙人手裡取得火槍後，翌年就開始生產，幾年內即已普及。戰後初期，產品靠模仿歐美，「日本貨」是「化學」的代名詞。但勇於學習、精益求精，最終超越歐美。日本四十年前幾乎不生產自用車，但只用二十年就打垮了美國車，導致今天美國三大車廠的厄運。我們相反，發得太早，以為有五千年的文化就永遠無敵。以儒家為道統、文人為中心、科舉為階梯、務虛為榮。智者埋首書堆、吟風弄月，鄙視實際。我們把發明家當作工匠，在「士農工商」裡的排名還不如農民，以致有發明而無展。「四大發明」被歐洲人發揚光大，反過來控制我們。
敬虔之心：日人崇拜自然，將萬物當作神，處事時畢恭畢敬。飲茶、擊劍、柔術固然有「道」，連握壽司、下拉麵甚至進食的方式都帶有宗教心（雖然我覺得，日本不同餐館的食物並沒有那樣大的分別）。我們相反，獨尊儒家，宗教地位低，缺乏敬虔心，只求實用，拜神純粹為利害。雖然比日人更善於模仿，但走精面，做到魯迅筆下的「差不多」就交差。雖然能夠用最快、最慳水慳力的方法複製任何產品，「世界工廠」當之無愧，但學習先進時只求八十分，只能在廉價市場裡稱霸。而且一味求快求多求便宜，難免造假。雖然憑著十三億人口，再亂搞也能找到足夠的「瘟生」，但到日資超市轉一圈就感覺到，中產願意較街市價多花一兩倍的錢來換取安全，內地輸掉的不僅是市場，而是國民歸屬感。成龍不滿港人崇洋崇日而不崇中。但正如毛澤東說，人民怎會有無緣的愛和恨？
一句話，日人笨而慢，但可靠；我們精而快，但容易用在壞處上。最近上映的日本片《禮儀師之奏鳴曲》和描述中國非法移民打混的香港片《新宿事件》（主角正是成龍），是最佳的對照。片子裡「禮儀師」（日語稱為「納棺師」，本木雅弘扮演）對往生者的尊重，令人對日本肅然起敬。日前在東京返港的班機上，我看了香港尚未上映的《嫌疑人X的獻身》（改編自日本人氣作家東野圭吾的名著，我在公共圖書館預約了將近半年還未輪到）。戲裡的執法人員趕抵命案現場後，先按神道儀式對著屍體低頭合十，然後才收集證據。有基督教傳統的西方人也沒有這種禮貌。
但話說回來，日人除了官商不分、層級分明、和諧蓋過制衡，做足一百二十分也有副作用。一是成本高，苦了基層。幾百元一個密瓜、一磅和牛，想想也罪過。次之是產量少，難以滿足大量的需要。三是不環保。包裝之精美、安全冠絕全球。但包裝的過程和用完後的處置和再生，耗費大量資源。希望中國及早擺脫暴發階段，多花錢以確保產品的安全，少用來包裝。
日本在一八五三年遭美艦脅迫後，被迫與美歐簽訂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六八年開始維新（現代化改革）；七五年逼使朝鮮簽不平等條約；八九年頒布憲法；九四年在甲午戰爭中大敗中國，此後據台五十年，同年開始廢除與西方的不平等條約；一九零四年大敗俄羅斯，躋身五強；一零年兼併韓國；一一年亦即中國辛亥革命同年，廢除所有不平等條約，恢復主權。換言之，由遭遇外侮到與西方平起平坐，花了五十八年。但後來侵華和對美英宣戰，四五年以慘敗告終，首次由外人入主。大約在六零年代後期才恢復列強地位。中國則自一八四零年鴉片戰爭算起，直到近年才再度與西方平起平坐。花了一百六七十年，將近是日人的三倍。
日人維新後，不但要與西方平起平坐，更以領導亞洲人打倒白人為致志，戰後高聲對美國說不。但文化包袱小、地理條件所限，反應靈活。一旦明白西方比自己先進，很快就由恐懼變成擁抱。主島本州呈條型，海岸線長，但橫向很窄，一旦遭外人入侵，沒有腹地可以退守，不得不妥協。中國腹地大，沿海失陷仍可退入內陸，就如清末慈禧逃避八國聯軍，蔣介石和毛澤東分別以重慶和延安為抗日基地。但中國正因為是大魚，成為列強主要的目標；日本一來小，二來被用來遏制俄羅斯南侵，獲西歐列強網開一面。二戰後又因為韓戰，獲美國扶持以圍堵中共。說白了，日本的飆升除了民族的功勞，也帶點「運氣」。（完）
日本上周春祭，大概相當於中國清明。即將訪華的右派首相到靖國神社交貨，議員更集體參拜。但中韓反應低調，中國更高調檢閱海軍，似欲藉勢崛起。但「五‧四」運動九十周年在即，「保衛釣魚台」成為學運傳承的象徵。香港街上掛著橫匾，台灣六七十年代留美的人士定於月初回台紀念保釣，說要請在學期間曾參加釣運的馬英九出席。我從日本旅遊回港後，看到一則電視新聞，或有助於知彼知己。
為了紀念一百五十年前被西方強迫開埠，東京的門戶橫濱近日從西方請來一隻幾層樓高的機械蜘蛛，讓其在街頭橫行，日人都覺得kawai。但橫濱當年被人霸王硬上弓，經驗絕不好受。日人當時閉關已兩百多年，自得其樂，沒想到幾艘漆黑可怖的美國砲艦開到東京灣示威，噸位比日本船大幾十倍。日人久不上陣，嚇得屁滾尿流，只好在一八五九年六月開放中部的橫濱、南部的長崎和北部的箱館（今北海道的函館），與西方通商。但現在這幾個城市似乎慶幸自己得以帶領國家進入現代。
這與中國人有天淵之別。橫濱遭劫十七年前的一八四二，中國在鴉片戰爭中慘敗，香港被英國拿去當養子。翌年七月，上海像橫濱那樣被迫開放。這兩個小漁村先後淪為中國最大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但也從而發展成為大都會。上海在一九四九年「解放」；香港被英國人管了一百五十多年後，也在十一年前回歸。但很難想像中國的兩大金融中心今天會慶祝自己當年被列強「蹂躪」，又或者紀念國家被迫簽訂《南京條約》，一八四一年英軍在水坑口登陸，佔領香港。
中日看待外侮大不同，也許是因為以下的「國情」：
文武之別：日本古時以武士為中心。武士隨時面對生死，故崇尚實力。而且不少受儒學薰陶，像岳飛多過張飛。對他們來說，被西方人用槍指著頭送死，不如反過來取長補短，美國人說，If you can’t beat them, join them。日人早期從葡萄牙人手裡取得火槍後，翌年就開始生產，幾年內即已普及。戰後初期，產品靠模仿歐美，「日本貨」是「化學」的代名詞。但勇於學習、精益求精，最終超越歐美。日本四十年前幾乎不生產自用車，但只用二十年就打垮了美國車，導致今天美國三大車廠的厄運。我們相反，發得太早，以為有五千年的文化就永遠無敵。以儒家為道統、文人為中心、科舉為階梯、務虛為榮。智者埋首書堆、吟風弄月，鄙視實際。我們把發明家當作工匠，在「士農工商」裡的排名還不如農民，以致有發明而無展。「四大發明」被歐洲人發揚光大，反過來控制我們。
敬虔之心：日人崇拜自然，將萬物當作神，處事時畢恭畢敬。飲茶、擊劍、柔術固然有「道」，連握壽司、下拉麵甚至進食的方式都帶有宗教心（雖然我覺得，日本不同餐館的食物並沒有那樣大的分別）。我們相反，獨尊儒家，宗教地位低，缺乏敬虔心，只求實用，拜神純粹為利害。雖然比日人更善於模仿，但走精面，做到魯迅筆下的「差不多」就交差。雖然能夠用最快、最慳水慳力的方法複製任何產品，「世界工廠」當之無愧，但學習先進時只求八十分，只能在廉價市場裡稱霸。而且一味求快求多求便宜，難免造假。雖然憑著十三億人口，再亂搞也能找到足夠的「瘟生」，但到日資超市轉一圈就感覺到，中產願意較街市價多花一兩倍的錢來換取安全，內地輸掉的不僅是市場，而是國民歸屬感。成龍不滿港人崇洋崇日而不崇中。但正如毛澤東說，人民怎會有無緣的愛和恨？
一句話，日人笨而慢，但可靠；我們精而快，但容易用在壞處上。最近上映的日本片《禮儀師之奏鳴曲》和描述中國非法移民打混的香港片《新宿事件》（主角正是成龍），是最佳的對照。片子裡「禮儀師」（日語稱為「納棺師」，本木雅弘扮演）對往生者的尊重，令人對日本肅然起敬。日前在東京返港的班機上，我看了香港尚未上映的《嫌疑人X的獻身》（改編自日本人氣作家東野圭吾的名著，我在公共圖書館預約了將近半年還未輪到）。戲裡的執法人員趕抵命案現場後，先按神道儀式對著屍體低頭合十，然後才收集證據。有基督教傳統的西方人也沒有這種禮貌。
但話說回來，日人除了官商不分、層級分明、和諧蓋過制衡，做足一百二十分也有副作用。一是成本高，苦了基層。幾百元一個密瓜、一磅和牛，想想也罪過。次之是產量少，難以滿足大量的需要。三是不環保。包裝之精美、安全冠絕全球。但包裝的過程和用完後的處置和再生，耗費大量資源。希望中國及早擺脫暴發階段，多花錢以確保產品的安全，少用來包裝。
日本在一八五三年遭美艦脅迫後，被迫與美歐簽訂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六八年開始維新（現代化改革）；七五年逼使朝鮮簽不平等條約；八九年頒布憲法；九四年在甲午戰爭中大敗中國，此後據台五十年，同年開始廢除與西方的不平等條約；一九零四年大敗俄羅斯，躋身五強；一零年兼併韓國；一一年亦即中國辛亥革命同年，廢除所有不平等條約，恢復主權。換言之，由遭遇外侮到與西方平起平坐，花了五十八年。但後來侵華和對美英宣戰，四五年以慘敗告終，首次由外人入主。大約在六零年代後期才恢復列強地位。中國則自一八四零年鴉片戰爭算起，直到近年才再度與西方平起平坐。花了一百六七十年，將近是日人的三倍。
日人維新後，不但要與西方平起平坐，更以領導亞洲人打倒白人為致志，戰後高聲對美國說不。但文化包袱小、地理條件所限，反應靈活。一旦明白西方比自己先進，很快就由恐懼變成擁抱。主島本州呈條型，海岸線長，但橫向很窄，一旦遭外人入侵，沒有腹地可以退守，不得不妥協。中國腹地大，沿海失陷仍可退入內陸，就如清末慈禧逃避八國聯軍，蔣介石和毛澤東分別以重慶和延安為抗日基地。但中國正因為是大魚，成為列強主要的目標；日本一來小，二來被用來遏制俄羅斯南侵，獲西歐列強網開一面。二戰後又因為韓戰，獲美國扶持以圍堵中共。說白了，日本的飆升除了民族的功勞，也帶點「運氣」。（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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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都市日報》2009年4月21日〈都市博客〉專欄
你說「查明因由，還死者一個公道，避免再次發生」。「還死者一個公道」這句已認定死者無辜，警察有罪，你早已有了Bias。
本欄本月七日見報前，我離港外出。看到回應的電郵時，上周的截稿期已過。為表公允，現在按收到的先後摘錄在下。摘錄時有四個標準：字數不至爆棚；只保留批評，略去同意的部分；略去來郵引用的網址，因為在搜索器裏鍵入關鍵詞就可以找到。
略去姓名：
一星期交一篇專欄卻連十分鐘的思考時間都沒有用。我的業餘作家夢離實現不遠，原來受薪的撰稿人只是這種程度。
如果被殺的不是小(少) 數族裔，只是單純的開槍事件。今次因為死者兄長認為因為死者不識廣東話至(致)引起「誤會」。警員就算不能溝通，難道下一步就是開打？別以族裔問題「博同情」。
你所講的令人啼笑皆非。第一：請於「我會…」前加上：「當有人距我三米以上亮出兇器並表明將會襲擊我。」這樣你之後的「防止對方埋身」才有可能成立。第二：(1) 操作槍械要點之一係「槍口只可對着目標的物件」。你所講的「向天開槍」違反這項守則。澳門警員向天開槍還有後文：有市民中彈，懷疑乃子彈下跌時誤中副車。相信警員均明白，天空沒有東西會襲擊任何人，所以沒有警員會認為向天開槍是選擇之一。(2) 如果兇徒打算襲擊警員，應該先以最低暴力應付，亦即胡椒噴霧。該警員已經用盡。
警員不會以頭部作為攻擊目標，不過被襲擊之際，開槍時沒法先確認目標：(1) 兇徒已在身邊；(2) 自身姿勢並非穩定；(3) 猶豫會令兇徒有機會搶走佩槍。
Edmond：
你究竟知不知道甚麼叫後座力？(本欄：略去附帶的網址)。如果你是警察，真的可以用「走避」來避開這個用盡了 (警員) 胡椒噴霧的人嗎？你寫出「面對躁狂的拒捕者都失準，又怎樣應付真正的歹徒」。真正的歹徒還可以預測他的行為，但躁狂的拒捕者是失去理智的，哪個比較難應付？
你說「查明因由，還死者一個公道，避免再次發生」。「還死者一個公道」這句已認定死者無辜，警察有罪，你早已有了Bias。
越南通：
你認為香港有沒有種族歧視立法需要？
本人生於香港，近年因愛上研究越南而70多次到訪越南，了解亞洲強大的勢頭不止在中國。(1) 哪個國家給中國最大的民主改革壓力？(不是美國) (2) 為何中國愈來愈多「差額選舉」的訴求？(3) 越南民主落後於中國？(4) 越南有沒有國會選舉？
印尼人、越南人、巴基斯坦人沒有香港人般花巧。家庭關係、事業煩惱，甚麼都可以講！香港人有沒有學習第三 (世界) 國家的優點？
尼裔遭警員射殺一事，本欄就交代到這裏。下周會換個話題，並非怕被罵，而是不想壟斷讀者的興趣。
你說「查明因由，還死者一個公道，避免再次發生」。「還死者一個公道」這句已認定死者無辜，警察有罪，你早已有了Bias。
本欄本月七日見報前，我離港外出。看到回應的電郵時，上周的截稿期已過。為表公允，現在按收到的先後摘錄在下。摘錄時有四個標準：字數不至爆棚；只保留批評，略去同意的部分；略去來郵引用的網址，因為在搜索器裏鍵入關鍵詞就可以找到。
略去姓名：
一星期交一篇專欄卻連十分鐘的思考時間都沒有用。我的業餘作家夢離實現不遠，原來受薪的撰稿人只是這種程度。
如果被殺的不是小(少) 數族裔，只是單純的開槍事件。今次因為死者兄長認為因為死者不識廣東話至(致)引起「誤會」。警員就算不能溝通，難道下一步就是開打？別以族裔問題「博同情」。
你所講的令人啼笑皆非。第一：請於「我會…」前加上：「當有人距我三米以上亮出兇器並表明將會襲擊我。」這樣你之後的「防止對方埋身」才有可能成立。第二：(1) 操作槍械要點之一係「槍口只可對着目標的物件」。你所講的「向天開槍」違反這項守則。澳門警員向天開槍還有後文：有市民中彈，懷疑乃子彈下跌時誤中副車。相信警員均明白，天空沒有東西會襲擊任何人，所以沒有警員會認為向天開槍是選擇之一。(2) 如果兇徒打算襲擊警員，應該先以最低暴力應付，亦即胡椒噴霧。該警員已經用盡。
警員不會以頭部作為攻擊目標，不過被襲擊之際，開槍時沒法先確認目標：(1) 兇徒已在身邊；(2) 自身姿勢並非穩定；(3) 猶豫會令兇徒有機會搶走佩槍。
Edmond：
你究竟知不知道甚麼叫後座力？(本欄：略去附帶的網址)。如果你是警察，真的可以用「走避」來避開這個用盡了 (警員) 胡椒噴霧的人嗎？你寫出「面對躁狂的拒捕者都失準，又怎樣應付真正的歹徒」。真正的歹徒還可以預測他的行為，但躁狂的拒捕者是失去理智的，哪個比較難應付？
你說「查明因由，還死者一個公道，避免再次發生」。「還死者一個公道」這句已認定死者無辜，警察有罪，你早已有了Bias。
越南通：
你認為香港有沒有種族歧視立法需要？
本人生於香港，近年因愛上研究越南而70多次到訪越南，了解亞洲強大的勢頭不止在中國。(1) 哪個國家給中國最大的民主改革壓力？(不是美國) (2) 為何中國愈來愈多「差額選舉」的訴求？(3) 越南民主落後於中國？(4) 越南有沒有國會選舉？
印尼人、越南人、巴基斯坦人沒有香港人般花巧。家庭關係、事業煩惱，甚麼都可以講！香港人有沒有學習第三 (世界) 國家的優點？
尼裔遭警員射殺一事，本欄就交代到這裏。下周會換個話題，並非怕被罵，而是不想壟斷讀者的興趣。
數碼講
原載《都市日報》2009年4月14日〈都市博客〉專欄
「你地就好啦！」我剛坐下叫了蛋治奶茶，一個中年女士走過來瞄了一眼說。
她看上去是茶餐廳的老闆，當然不是說我有錢嘆茶，而她沒有。她指的是我在面前攤開的netbook。再說得準確些，她不是說自己沒有電腦，而是我會用，她不會。
我問老闆娘想用電腦做甚麼。「玩下囉！」聽她的語氣，相信不是說打機，而是說並非用來工作，甚至沒有特定目的。不用說，她是想用電腦來拓闊視野、開發興趣。
現在的生活離不開電腦。三十歲以下的人，手機貼身的程度比得上內衣，由上學到上班，大部份時間都對著電腦。老一輩不學的話，連親子都有困難。這就像英文，不懂也可以生活，但與社會生疏很多。有子孫在外國生活的話，上下兩代雞同鴨講。
電腦的用途比英文更廣，面世後一直存在著「數碼鴻溝」(digital divide)的問題。會用與不會用的人少了很多溝通，「腦盲」(digital illiterate)無論工作機會和生活情趣都不及「腦明」(digital literate)的人多。
而且，電腦發展快，即使會用，也不擔保你跟得上。我學科學出身，二十年前電腦進入家庭就開始使用。但日常要看新聞、寫稿，沒有時間上網到處「貢」，近年日漸脫節。年來最流行的YouTube和Facebook，前者我只在新聞提到時才去看。後者相當於私家會所，我雖然已入會，但不像其他會友幾乎天天去，彼此很熟絡。我太久不去，連當初入會的代號都忘了。現在每逢會友說，我在facebook裡提到你，請過目，我只好從實說：我已患上老人癡呆，不記得自己的會名，不認得去會所的路，已經出局。
在這方面，通常越年輕的人越精通。我最近認識一個神奇小子，硬件軟件無所不能。看他製作短片上網，剪輯影像和聲音，插入文字，加入美術效果，快到連他按了甚麼鍵都未看清楚，就已完成。
這並非說，電腦這樣難，老闆娘最好不要碰。剛好相反，這是說，我用了二十年，與老闆娘也只是一百步與五十步之差。只要能增廣見聞、促進親情，八十歲學都不遲，能學多少就多少。今天就可以開始：
一、 經濟低迷，如果與家人同住，先不要買，請家裡的年輕人用他們的電腦教你一個鐘，然後自己在試完一個鐘。明白怎樣收發電郵、上網，有了信心後再買。
二、 初用買最基本的，大概四千元就可以。現在一般都用手提型，電線少，接駁簡單。但可另購大螢幕，以保護眼睛。
三、 熟能生巧。電腦用得越多越純熟，操作的錯失越少、越有信心；用得越少越生疏、越容易出錯、越恐懼。
四、 會打中文很重要。即使與親友慣用英文，書信來往時，個別字眼也可能用中文才講得清楚。怕記不住輸入法部首的話，可以花一兩百元買塊手寫板，再加些耐性，電腦就能辨認你的筆跡。
學電腦，先要破除心障。今天的電腦比二十年前已經容易得多。純粹是收發電郵、上網看報紙和短片，只要識字就學得會。（完）
「你地就好啦！」我剛坐下叫了蛋治奶茶，一個中年女士走過來瞄了一眼說。
她看上去是茶餐廳的老闆，當然不是說我有錢嘆茶，而她沒有。她指的是我在面前攤開的netbook。再說得準確些，她不是說自己沒有電腦，而是我會用，她不會。
我問老闆娘想用電腦做甚麼。「玩下囉！」聽她的語氣，相信不是說打機，而是說並非用來工作，甚至沒有特定目的。不用說，她是想用電腦來拓闊視野、開發興趣。
現在的生活離不開電腦。三十歲以下的人，手機貼身的程度比得上內衣，由上學到上班，大部份時間都對著電腦。老一輩不學的話，連親子都有困難。這就像英文，不懂也可以生活，但與社會生疏很多。有子孫在外國生活的話，上下兩代雞同鴨講。
電腦的用途比英文更廣，面世後一直存在著「數碼鴻溝」(digital divide)的問題。會用與不會用的人少了很多溝通，「腦盲」(digital illiterate)無論工作機會和生活情趣都不及「腦明」(digital literate)的人多。
而且，電腦發展快，即使會用，也不擔保你跟得上。我學科學出身，二十年前電腦進入家庭就開始使用。但日常要看新聞、寫稿，沒有時間上網到處「貢」，近年日漸脫節。年來最流行的YouTube和Facebook，前者我只在新聞提到時才去看。後者相當於私家會所，我雖然已入會，但不像其他會友幾乎天天去，彼此很熟絡。我太久不去，連當初入會的代號都忘了。現在每逢會友說，我在facebook裡提到你，請過目，我只好從實說：我已患上老人癡呆，不記得自己的會名，不認得去會所的路，已經出局。
在這方面，通常越年輕的人越精通。我最近認識一個神奇小子，硬件軟件無所不能。看他製作短片上網，剪輯影像和聲音，插入文字，加入美術效果，快到連他按了甚麼鍵都未看清楚，就已完成。
這並非說，電腦這樣難，老闆娘最好不要碰。剛好相反，這是說，我用了二十年，與老闆娘也只是一百步與五十步之差。只要能增廣見聞、促進親情，八十歲學都不遲，能學多少就多少。今天就可以開始：
一、 經濟低迷，如果與家人同住，先不要買，請家裡的年輕人用他們的電腦教你一個鐘，然後自己在試完一個鐘。明白怎樣收發電郵、上網，有了信心後再買。
二、 初用買最基本的，大概四千元就可以。現在一般都用手提型，電線少，接駁簡單。但可另購大螢幕，以保護眼睛。
三、 熟能生巧。電腦用得越多越純熟，操作的錯失越少、越有信心；用得越少越生疏、越容易出錯、越恐懼。
四、 會打中文很重要。即使與親友慣用英文，書信來往時，個別字眼也可能用中文才講得清楚。怕記不住輸入法部首的話，可以花一兩百元買塊手寫板，再加些耐性，電腦就能辨認你的筆跡。
學電腦，先要破除心障。今天的電腦比二十年前已經容易得多。純粹是收發電郵、上網看報紙和短片，只要識字就學得會。（完）
司徒華的勇氣和曹二寶的坦白
原載《信報》2009年4月20日〈兩地一檢〉專欄
上周一是本報的復活節假期，筆者與家人去了日本。但入住的旅舍若非上網太貴就是沒有網絡，街上也少見網咖／吧，公共場合更未見有Wi-Fi標記。旅途上無須看新聞，我也樂得活在壽司和拉麵裡。
但在機場、地鐵，偶有上班族將「手指」插在電腦裡上網。這使我想起，一些未通電話的地區當年繞過固網，直接進入手機時代。日本是否因為3G普及，以致無線上網只見於家庭和辦公室，公眾無緣分享？
返港後重新面對現實，發覺當局的管治開始帶有「喜劇」色彩。高官在上班時瀏覽成人網，要說操守太爛，不如說頭腦太差。只要不損及他人，這種癖好難以非議，但只能躲在家裡幹。用個人的前途和政府的聲譽做賭注，愚不可及。至於說預告巴士減價，當局顯然想在近月的失誤中搶回點分。不料統計出錯，變成放流料。處長是技術官僚，不善出鏡，道歉之時看不出誠意。各大公共事業今後反對減價，更為振振有詞。
至於前身為愛國大黨副主席的副局長申用外傭時以卡片當作入息證明，入境處追查誰人踢爆，從保障市民私隱的角度出發本來有理。但據署理處長說，有兩三成申請人獲豁免提供入息證明。現在有人唯獨踢爆高官，目的顯然在於公眾利益。真正要講公道，那應該是對所有權貴一視同仁，而不是專整政敵、放過同道。當局的上策是誠懇道歉、杜絕後門。如果因為「七‧一」遊行將近，想靠捉「內奸」來煞住醜聞，反會越鬧越大。
圍繞「六‧四」二十周年的造勢雖然獲左派的港大學生會長加火添柴，但對公眾來說只屬茶杯風波。唯一的教訓是，港大生若不接受左派，今後還須正視選舉。相對於校園內的爭議，真正重要的是，司徒華在美國哈佛大學演講時預言，三年後胡錦濤任滿後，中共將會掀起內鬥，十年後垮台，到時六四就會獲得平反。此語的關鍵不在於會否應驗，而是由以往要求立即平反，進而默認歷史有發展的過程，不以義憤為轉移。
華叔能夠這樣說，彰顯了香港港民運精神領袖的道德勇氣。因為，如果真的還要等十三年，也就是天安門淌血三十三年後才能平反，當年的學生領袖已接近退休，一些受害人的家屬更可能不在。但在歷史長河裡，又只是轉瞬之間，相對於台灣的「二二八」事件將近五十年後才平反，仍然「快」了十多年。這也許就是公民意識和全球化程度強化之助。
至於十三年後的中國，就近年黨企一體化的走勢看，恐怕不能排除日本模式，也就是一個官商結合的大黨享有近乎壟斷的地位，而由黨內各派輪換執政的可能。鄧小平當年盛讚新加坡。但獅城彈丸之地，可以長期靠威權，中國學不來。日本無論規模，講求階層、和諧的特性，都比較接近中國，可能是中共的「理想」。
近年因為老闆而成為天主教會政治喉舌的報紙說，接替「激進派」樞機的「親京」主教〈支持普選平反六四〉。兩位主教若基本價值相近，但處事手法硬軟有別，乃信徒之福。相對於為港人爭民權，促進內地的宗教正常化長遠來說更為重要。若此，港人應記取美國當年對華confront(鬥爭)還是engage（交往）之爭。喬治‧布殊與北韓、伊朗等誓不兩立，但八年下來，沒有鬥倒一個「流氓政權」，反而孤立了自己，淪為最糟的美國總統之一。現在的奧巴馬深知，硬橋硬馬不等於有效。他開始解除對古巴將近五十年的禁令、主動與反美的委內瑞拉總統握手，舉世寄以厚望。何況這並不妨礙，香港的樞機退休後繼續走他的路。
上周的另一個話題是中央講明與特區政府「共管」香港。回歸前，港人最怕共產黨插手，與英方想盡方法設限。回歸後，民主派也以防共為致志。不料去年年初，中聯辦研究部部長曹二寶在中央黨校期刊《學習時報》發表〈「一國兩制」條件下香港的管治力量〉說，香港回歸後，管治權「一分為二」，由「兩」支隊伍分管：一是特區政府；一是「中央、內地從事香港工作的幹部隊伍」，主要是中聯辦、外交部駐港公署和駐港部隊。這加上兩會期間傳言，中聯辦與特區政府有「十點協議」，希望港區政協今後多「關心」港事，也就觸動了人們的神經。
我對憲制沒有研究。但從作者的一句話：「中央與特區的關係是單一制政體下授權與被授權的關係，不是複合制政體下的分權關係」，我「似乎」明白了，回歸前中英爭拗的源頭。「複合制」指歐美國家。組成複合體的各地先天上有權力，而由各地將部分權力委託給中央以便管治。打個港式比喻，歐美的地方是國家的股東，透過股份享有固定的權力，國家不能剝奪。在邦聯制下，地方甚至可以要求退股，也就是獨立。
與此相反，中國行「單一制」，權力屬於國家。各組成的地區本身無權，全靠中央放權以便管治。中央多放少放、是收還是放，地方無從置喙。用上述的比喻，中國的地方政府是國家的子公司而不是股東。業績差不但可以換人，甚至可以撤銷法人地位，收歸中央管理；業績好也可能獲中央增資放權，擴大業務。地方與中央的關係，有點像宗教裡的人與神。這部分解釋了中央對達賴的態度。唯一的例外是台灣。後者不但有海峽與大陸分隔，更有武裝。兩岸將來只能是合股公司，而非母子關係。
以這個角度看，香港回歸後的自治權是透過《基本法》向中央「借」來的。權力是多是少，例如普選權，取決於中央對「港人治港」的表現是否放心。現在曹二寶將涉港幹部在回歸初期的低調地位明朗化，相信是歷經董建華「八年之亂」、曾蔭權紕漏百出後，擔心特區政府鎮不住，中央若不介入，香港會逐漸被內地趕上，成為國家的包袱。
若此，曹文只不過說明了香港的現實。可問額是，西方的複合制在港深入人心。很多知識菁英以為，回歸後，英國人留下的權力都「自動」轉帳給港人。不要說信心，港人對單一制甚至沒有足夠的認識，曹文的「坦白」難免會引起恐懼。港人在法理上無法反對中央「干預」，但干預要有市民的認同，施行才能順暢。這涉及到決策的透明度和港人的參與。政協限於政治質素，港人很難接受由他們代勞。（完）
上周一是本報的復活節假期，筆者與家人去了日本。但入住的旅舍若非上網太貴就是沒有網絡，街上也少見網咖／吧，公共場合更未見有Wi-Fi標記。旅途上無須看新聞，我也樂得活在壽司和拉麵裡。
但在機場、地鐵，偶有上班族將「手指」插在電腦裡上網。這使我想起，一些未通電話的地區當年繞過固網，直接進入手機時代。日本是否因為3G普及，以致無線上網只見於家庭和辦公室，公眾無緣分享？
返港後重新面對現實，發覺當局的管治開始帶有「喜劇」色彩。高官在上班時瀏覽成人網，要說操守太爛，不如說頭腦太差。只要不損及他人，這種癖好難以非議，但只能躲在家裡幹。用個人的前途和政府的聲譽做賭注，愚不可及。至於說預告巴士減價，當局顯然想在近月的失誤中搶回點分。不料統計出錯，變成放流料。處長是技術官僚，不善出鏡，道歉之時看不出誠意。各大公共事業今後反對減價，更為振振有詞。
至於前身為愛國大黨副主席的副局長申用外傭時以卡片當作入息證明，入境處追查誰人踢爆，從保障市民私隱的角度出發本來有理。但據署理處長說，有兩三成申請人獲豁免提供入息證明。現在有人唯獨踢爆高官，目的顯然在於公眾利益。真正要講公道，那應該是對所有權貴一視同仁，而不是專整政敵、放過同道。當局的上策是誠懇道歉、杜絕後門。如果因為「七‧一」遊行將近，想靠捉「內奸」來煞住醜聞，反會越鬧越大。
圍繞「六‧四」二十周年的造勢雖然獲左派的港大學生會長加火添柴，但對公眾來說只屬茶杯風波。唯一的教訓是，港大生若不接受左派，今後還須正視選舉。相對於校園內的爭議，真正重要的是，司徒華在美國哈佛大學演講時預言，三年後胡錦濤任滿後，中共將會掀起內鬥，十年後垮台，到時六四就會獲得平反。此語的關鍵不在於會否應驗，而是由以往要求立即平反，進而默認歷史有發展的過程，不以義憤為轉移。
華叔能夠這樣說，彰顯了香港港民運精神領袖的道德勇氣。因為，如果真的還要等十三年，也就是天安門淌血三十三年後才能平反，當年的學生領袖已接近退休，一些受害人的家屬更可能不在。但在歷史長河裡，又只是轉瞬之間，相對於台灣的「二二八」事件將近五十年後才平反，仍然「快」了十多年。這也許就是公民意識和全球化程度強化之助。
至於十三年後的中國，就近年黨企一體化的走勢看，恐怕不能排除日本模式，也就是一個官商結合的大黨享有近乎壟斷的地位，而由黨內各派輪換執政的可能。鄧小平當年盛讚新加坡。但獅城彈丸之地，可以長期靠威權，中國學不來。日本無論規模，講求階層、和諧的特性，都比較接近中國，可能是中共的「理想」。
近年因為老闆而成為天主教會政治喉舌的報紙說，接替「激進派」樞機的「親京」主教〈支持普選平反六四〉。兩位主教若基本價值相近，但處事手法硬軟有別，乃信徒之福。相對於為港人爭民權，促進內地的宗教正常化長遠來說更為重要。若此，港人應記取美國當年對華confront(鬥爭)還是engage（交往）之爭。喬治‧布殊與北韓、伊朗等誓不兩立，但八年下來，沒有鬥倒一個「流氓政權」，反而孤立了自己，淪為最糟的美國總統之一。現在的奧巴馬深知，硬橋硬馬不等於有效。他開始解除對古巴將近五十年的禁令、主動與反美的委內瑞拉總統握手，舉世寄以厚望。何況這並不妨礙，香港的樞機退休後繼續走他的路。
上周的另一個話題是中央講明與特區政府「共管」香港。回歸前，港人最怕共產黨插手，與英方想盡方法設限。回歸後，民主派也以防共為致志。不料去年年初，中聯辦研究部部長曹二寶在中央黨校期刊《學習時報》發表〈「一國兩制」條件下香港的管治力量〉說，香港回歸後，管治權「一分為二」，由「兩」支隊伍分管：一是特區政府；一是「中央、內地從事香港工作的幹部隊伍」，主要是中聯辦、外交部駐港公署和駐港部隊。這加上兩會期間傳言，中聯辦與特區政府有「十點協議」，希望港區政協今後多「關心」港事，也就觸動了人們的神經。
我對憲制沒有研究。但從作者的一句話：「中央與特區的關係是單一制政體下授權與被授權的關係，不是複合制政體下的分權關係」，我「似乎」明白了，回歸前中英爭拗的源頭。「複合制」指歐美國家。組成複合體的各地先天上有權力，而由各地將部分權力委託給中央以便管治。打個港式比喻，歐美的地方是國家的股東，透過股份享有固定的權力，國家不能剝奪。在邦聯制下，地方甚至可以要求退股，也就是獨立。
與此相反，中國行「單一制」，權力屬於國家。各組成的地區本身無權，全靠中央放權以便管治。中央多放少放、是收還是放，地方無從置喙。用上述的比喻，中國的地方政府是國家的子公司而不是股東。業績差不但可以換人，甚至可以撤銷法人地位，收歸中央管理；業績好也可能獲中央增資放權，擴大業務。地方與中央的關係，有點像宗教裡的人與神。這部分解釋了中央對達賴的態度。唯一的例外是台灣。後者不但有海峽與大陸分隔，更有武裝。兩岸將來只能是合股公司，而非母子關係。
以這個角度看，香港回歸後的自治權是透過《基本法》向中央「借」來的。權力是多是少，例如普選權，取決於中央對「港人治港」的表現是否放心。現在曹二寶將涉港幹部在回歸初期的低調地位明朗化，相信是歷經董建華「八年之亂」、曾蔭權紕漏百出後，擔心特區政府鎮不住，中央若不介入，香港會逐漸被內地趕上，成為國家的包袱。
若此，曹文只不過說明了香港的現實。可問額是，西方的複合制在港深入人心。很多知識菁英以為，回歸後，英國人留下的權力都「自動」轉帳給港人。不要說信心，港人對單一制甚至沒有足夠的認識，曹文的「坦白」難免會引起恐懼。港人在法理上無法反對中央「干預」，但干預要有市民的認同，施行才能順暢。這涉及到決策的透明度和港人的參與。政協限於政治質素，港人很難接受由他們代勞。（完）
國罵
原載《都市日報》2009年4月7日〈都市博客〉專欄
筆者寫了幾年專欄，以上周論少數族裔之死所收到的回應最激。來函時間是見報當天早上九時二十七分，有名有姓，還有回郵地址。為了公正對待各方，以下是來郵的主要部份，一字不易：
「警員面對的是會走動的狂徒，加上正在受追襲，哪有可能瞄準某部位開槍! (開槍有後坐力)。警員已用盡胡椒，開槍前已多番警告，不應該說他是驚青!設身處地，讓崔少明受襲擊，給他一枝槍，我真想看他會否考慮開槍，又或他開槍會否慢慢瞄準?作者真的一派胡言， Use your Common Sense Please! 請不要混淆讀者，侮辱我們的智慧!」
來信提到後座力，看來是內行人。但既有後座力，難道向頭開槍後座力較小，因而準繩較高？再說，腹部目標較大、沒有那樣致命，走動時移動的幅度也小於頭，打腹部會否較容易？還是說，警員其實不是想打頭，而只是開槍時因為後座力而失準？但如果面對躁狂的拒捕者都失準，又怎樣應付真正的歹徒？
至於說「設身處地」，如果我是警員，肯定不敢打頭，大概會學澳門的抽水哥朝天開槍，不讓對方埋身。如果對方仍然衝過來，我只好走避，繼續指嚇他，急call支援。
正如上周裁決大樹壓死人屬於不幸，開槍事件可信也是偶發因素造成的。現在要做的是查明因由，還死者一個公道、避免再次發生。
這封來函使我想起，今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甲子大壽，中國在全球金融危機中受害也較輕，本應高興。不幸的是，用內地暢銷書的話說，《中國人不高興》。
港人因為普選姍姍來遲，上街高叫「Delay no more」。聽似Queen’s English，但很多人聽了說要洗耳。內地網民則不忿當局封殺言論，聲稱中國發現了一種較南美羊駝（llama）更kawai的新物種。日常吃草為生，生長在戈壁的泥地，取名「草泥馬」，它們所棲居的戈壁也就是「草泥馬戈壁」。這兩個名稱據說會向聯合國申請專利，每次使用收取人民幣一分，用來保護草泥馬戈壁，免受當局侵犯。
立法會的社民連三子則看準民怨的勢頭，一見官就咒他們「仆街」，說這句話並非粗口，意思大概是這句話並不涉及「性」。無奈議會繼承英國的紳士傳統，無法受落。
此外是電台後起之秀。過年之前，不忿官府壓死人的樹不砍、不應砍的亂砍，傷害他的幼年回憶，在節目中大罵不回覆查詢的新聞官「賤格、下賤、無恥、無口齒、低劣、低莊、下三流」。原來，新名嘴早前做過AO。新聞官對他來說，可能只是「妹仔」。但妹仔引發大量同情，電台遭當局「勸喻」。
這類大庭廣眾的國罵，萬變不離其宗：挑動大眾起鬨，激怒在位者打壓，以製造更多的口實、贏得「英雄」的口碑。被罵的很可能只是替死鬼，就如有人脅持人質博出鏡，誰在左近誰當災。
有人說，對於壓在我們頭上的威權，只有以暴抗暴。這我可以理解。現只怕你要子女做人要有禮貌又或者停手打機做功課時，子女也覺得你威權，大叫「仆街」「草泥馬」。（完）
筆者寫了幾年專欄，以上周論少數族裔之死所收到的回應最激。來函時間是見報當天早上九時二十七分，有名有姓，還有回郵地址。為了公正對待各方，以下是來郵的主要部份，一字不易：
「警員面對的是會走動的狂徒，加上正在受追襲，哪有可能瞄準某部位開槍! (開槍有後坐力)。警員已用盡胡椒，開槍前已多番警告，不應該說他是驚青!設身處地，讓崔少明受襲擊，給他一枝槍，我真想看他會否考慮開槍，又或他開槍會否慢慢瞄準?作者真的一派胡言， Use your Common Sense Please! 請不要混淆讀者，侮辱我們的智慧!」
來信提到後座力，看來是內行人。但既有後座力，難道向頭開槍後座力較小，因而準繩較高？再說，腹部目標較大、沒有那樣致命，走動時移動的幅度也小於頭，打腹部會否較容易？還是說，警員其實不是想打頭，而只是開槍時因為後座力而失準？但如果面對躁狂的拒捕者都失準，又怎樣應付真正的歹徒？
至於說「設身處地」，如果我是警員，肯定不敢打頭，大概會學澳門的抽水哥朝天開槍，不讓對方埋身。如果對方仍然衝過來，我只好走避，繼續指嚇他，急call支援。
正如上周裁決大樹壓死人屬於不幸，開槍事件可信也是偶發因素造成的。現在要做的是查明因由，還死者一個公道、避免再次發生。
這封來函使我想起，今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甲子大壽，中國在全球金融危機中受害也較輕，本應高興。不幸的是，用內地暢銷書的話說，《中國人不高興》。
港人因為普選姍姍來遲，上街高叫「Delay no more」。聽似Queen’s English，但很多人聽了說要洗耳。內地網民則不忿當局封殺言論，聲稱中國發現了一種較南美羊駝（llama）更kawai的新物種。日常吃草為生，生長在戈壁的泥地，取名「草泥馬」，它們所棲居的戈壁也就是「草泥馬戈壁」。這兩個名稱據說會向聯合國申請專利，每次使用收取人民幣一分，用來保護草泥馬戈壁，免受當局侵犯。
立法會的社民連三子則看準民怨的勢頭，一見官就咒他們「仆街」，說這句話並非粗口，意思大概是這句話並不涉及「性」。無奈議會繼承英國的紳士傳統，無法受落。
此外是電台後起之秀。過年之前，不忿官府壓死人的樹不砍、不應砍的亂砍，傷害他的幼年回憶，在節目中大罵不回覆查詢的新聞官「賤格、下賤、無恥、無口齒、低劣、低莊、下三流」。原來，新名嘴早前做過AO。新聞官對他來說，可能只是「妹仔」。但妹仔引發大量同情，電台遭當局「勸喻」。
這類大庭廣眾的國罵，萬變不離其宗：挑動大眾起鬨，激怒在位者打壓，以製造更多的口實、贏得「英雄」的口碑。被罵的很可能只是替死鬼，就如有人脅持人質博出鏡，誰在左近誰當災。
有人說，對於壓在我們頭上的威權，只有以暴抗暴。這我可以理解。現只怕你要子女做人要有禮貌又或者停手打機做功課時，子女也覺得你威權，大叫「仆街」「草泥馬」。（完）
神經質對碰？
原載《都市日報》2009年3月31日〈都市博客〉專欄
上周說為政者不但要公義，還要讓公眾看見。如今就有現成的案例。有尼泊爾裔市民懷疑拒捕遭警員射殺。由於死者並未使用危險武器，警方被指種族歧視、濫用暴力。關注的團體說，死者如果是華裔，就不會遭到這種對待，也不會被中文傳媒說成「神經漢」，讓人覺得警員開槍有理。繼一批保安員因為勞資糾紛而示威後，死者的族人前日為此再次遊行。
由於公眾不大相信警察查自己人，此案靠警方「按既定程序秉公辦理」肯定不夠。除了請死者在家鄉的遺屬來港辦理後事，也必須提高調查的透明度，讓少數族裔看得見。以為默默做了好事就心安理得的傳統美德，在這裡並不適用。有人若心存芥蒂，他日遇到不愉快的事就很容易放大。
本港的尼裔可信大都源於啹喀兵。世代以當兵為業，只服從英國，很少與華人交往。同樣來自南亞，印巴裔通曉粵語的比例相對較高。近月代表雷曼苦主的簡先生可信是巴裔，而「簡」是Khan的音譯。他在鏡頭前講粵語比一般人還要流利，甚至會用中國成語。但本案死者的胞兄稱，他兩兄弟在油麻地深水埗成長，但自己不諳粵語，現在在英國當兵。他弟弟出事時，對警員的喝令反應強烈，看來也聽不懂。尼裔粵語不通，英語平平，只會當兵，也就很alien。
美國每逢有白人警員射殺黑人，黑人就懷著舊恨新仇，上街聲討。當局稍有差池即可釀成騷亂。香港近年勞工界和文化界也走左，按歐美最高的標準來爭取平權。但今天的不公很多是歷史造成的。在殖民地時期，不要說華洋同工不同酬，即使印裔、尼裔、巴裔，在英國人眼中也有親疏之別。想即時達到全面的平等，也就脫離現實。
此案最強烈的證據是一段難以分辨對峙者身分和聲音（除了槍聲）的遠距離手機錄影。但已證實的是，警員根據投訴在山邊找到死者後，一再指令其接受查詢，經過一段時間的對峙才開槍。而且所遭到的反抗似乎是主動的衝擊，而不僅是被動的自衛，可以說是受到挑釁。
而說死者在山邊的一些行為令居民覺得滋擾，可信也有根據。一般來說，如果有人遠在山邊，河水不犯井水，大概不致於要被人趕。
同樣地，在缺乏醫學證據前，說死者「神經」或過分，但說有「神經質」應該不離譜。一般人只要覺得自己清白，都會與警方合作，不會在一再警告甚至拔槍後仍然衝擊警員。警員發出警告時，除了語言，還有神態和手勢，即使語言不通也應該不會錯判。
真正的問題是，當時的情勢應該未嚴重到要朝頭部開槍。事發當天我去理髮。一坐下，老師傅就找話題說：「唔使對著頭呀！打腳呀嘛！」我那天沒看新聞，聽不懂這句話。現在回想起來，小市民很明理。警員即使拔槍才放心，槍口也可以朝天，最多是對準非要害。不幸的是，神經質的死者碰上驚青的警員，火星撞地球。（完）
上周說為政者不但要公義，還要讓公眾看見。如今就有現成的案例。有尼泊爾裔市民懷疑拒捕遭警員射殺。由於死者並未使用危險武器，警方被指種族歧視、濫用暴力。關注的團體說，死者如果是華裔，就不會遭到這種對待，也不會被中文傳媒說成「神經漢」，讓人覺得警員開槍有理。繼一批保安員因為勞資糾紛而示威後，死者的族人前日為此再次遊行。
由於公眾不大相信警察查自己人，此案靠警方「按既定程序秉公辦理」肯定不夠。除了請死者在家鄉的遺屬來港辦理後事，也必須提高調查的透明度，讓少數族裔看得見。以為默默做了好事就心安理得的傳統美德，在這裡並不適用。有人若心存芥蒂，他日遇到不愉快的事就很容易放大。
本港的尼裔可信大都源於啹喀兵。世代以當兵為業，只服從英國，很少與華人交往。同樣來自南亞，印巴裔通曉粵語的比例相對較高。近月代表雷曼苦主的簡先生可信是巴裔，而「簡」是Khan的音譯。他在鏡頭前講粵語比一般人還要流利，甚至會用中國成語。但本案死者的胞兄稱，他兩兄弟在油麻地深水埗成長，但自己不諳粵語，現在在英國當兵。他弟弟出事時，對警員的喝令反應強烈，看來也聽不懂。尼裔粵語不通，英語平平，只會當兵，也就很alien。
美國每逢有白人警員射殺黑人，黑人就懷著舊恨新仇，上街聲討。當局稍有差池即可釀成騷亂。香港近年勞工界和文化界也走左，按歐美最高的標準來爭取平權。但今天的不公很多是歷史造成的。在殖民地時期，不要說華洋同工不同酬，即使印裔、尼裔、巴裔，在英國人眼中也有親疏之別。想即時達到全面的平等，也就脫離現實。
此案最強烈的證據是一段難以分辨對峙者身分和聲音（除了槍聲）的遠距離手機錄影。但已證實的是，警員根據投訴在山邊找到死者後，一再指令其接受查詢，經過一段時間的對峙才開槍。而且所遭到的反抗似乎是主動的衝擊，而不僅是被動的自衛，可以說是受到挑釁。
而說死者在山邊的一些行為令居民覺得滋擾，可信也有根據。一般來說，如果有人遠在山邊，河水不犯井水，大概不致於要被人趕。
同樣地，在缺乏醫學證據前，說死者「神經」或過分，但說有「神經質」應該不離譜。一般人只要覺得自己清白，都會與警方合作，不會在一再警告甚至拔槍後仍然衝擊警員。警員發出警告時，除了語言，還有神態和手勢，即使語言不通也應該不會錯判。
真正的問題是，當時的情勢應該未嚴重到要朝頭部開槍。事發當天我去理髮。一坐下，老師傅就找話題說：「唔使對著頭呀！打腳呀嘛！」我那天沒看新聞，聽不懂這句話。現在回想起來，小市民很明理。警員即使拔槍才放心，槍口也可以朝天，最多是對準非要害。不幸的是，神經質的死者碰上驚青的警員，火星撞地球。（完）
危機造就新時代
原載《信報》2009年4月6日〈兩地一檢〉專欄
上周的倫敦G20峰會初步顯示，人類可以回復理性、合力自救。若此，全球可望提前復甦，可見的將來不會重蹈危機。
與外界的預言相反，中國極其低調。雖備受禮遇（連以往避見中國領導人的英國皇儲也出來迎賓），以增加承擔獲西方承諾較大的發言權、獲法國確保不再在西藏問題上提出挑戰，但並沒有與美國將G20變成兩極峰會「G2」那樣誇張。更反過來靠美國斡旋，才得與法國化解僵局，令港澳暫免被列為「避稅天堂」，受到國際制裁。
中國這次高價出手、低價收貨，十分明智。今年經濟嚴峻、政治敏感，以穩為要。但上周差點令二十國協議難產，欠美國總統一個人情，其他與會領袖可能也有微言，中國須要回禮。港澳連累中央，更須釐清法例以絕後患。《文匯報》前天的社論說，〈中央呵護香港 香港亦須避嫌〉。
會議的功臣是居間折衝的東道主英國首相白高敦，但明星是初登國際舞台即展示世紀風範的奧巴馬。作為金融禍首的領袖，奧巴馬承擔責任，但用「accounting」的委婉詞，維護了國人的自尊。他更在關鍵時刻拿出律師本領，用不置可否的「note」代替協議草稿裡語氣肯定的「recognize」，讓中法得以下台、接受大會的決議。奧巴馬在二十國領袖裡是最年輕的一個，但深明捨小利而得大局的道理，雖未到過中國，對「小不忍則亂大謀」的中華智慧了然於胸。
這次的協議兼顧到美英要求刺激經濟、德法力促加強監管、金磚四國要求增加發言權的三種需要，避免了一九三三年大蕭條中全球救市大會無功而還的覆轍。連不滿美國疏於監管累通街的法國和德國也很難說不。法國總統不但沒有退席抗議，更稱讚成果「超出預期」，對奧巴馬讚不絕口。德國總理說，各國達成了「歷史性的妥協」。言下之意，妥協得來不易，如果連這都不接受，將會成為歷史罪人。英美也透過對新興國家的尊重、重新分配世界權力的誠意，初步挽救了被華爾街塗污的「盎格魯薩克遜資本主義」。
顯然由於經濟壓力，近月有摩擦的與會國家亦趁機在場外修好。奧巴馬與俄羅斯總統放下前任末期，兩國在防衛問題上的爭拗，議定進一步裁減核武、出訪俄羅斯，令對方笑不攏嘴。法國總統甘冒「叩頭」的罵名，主動上門，與中國重建關係。在釣魚島主權上碰壁的日本首相決定月底訪華，而中國也答應就北韓發射火箭一事盡最後的努力斡旋（北韓昨已發射，日本沒有攔截，據稱搭載的確是衛星）。其餘的兩個金磚國家印度和巴西似乎也沒有異議。
至於胡錦濤與奧巴馬初次會晤的成果，提升高層的往來事前已知曉，真正重要的是奧巴馬承諾今夏訪華。西歐國民為奧巴馬夫婦而風靡。到時十三億人對黑人總統夫婦的熱度與歷任相比，將會是民智的指標。奧巴馬與發展中國家有深厚的淵源，生父來自非洲，自己小時候先後在美國少數族裔比例最高的「邊區」夏威夷和亞洲國家印尼居住。一九七二年美國總統首次訪華時，他還是小學生。但憑著家教、才智、教育、理念和鬥志，為早期為奴的黑人登上了美國的峰頂。論魅力、口才、反應與決斷，在美國戰後的總統中數一數二。試想哪一天，在伊犁成長的少數族裔入主中南海，中國亦將脫胎換骨。
奧巴馬難能可貴的是，沒有利用黑人對白人的情緒來圖利，而是透過改善生活來幫助族人自強。他以優異成績在哈佛法律系畢業後，放棄高薪，長期以微薄的待遇為族人「維權」。他上周五對法德兩國青年演說時，高呼「new age of responsibility」，呼籲年輕人肩負起社會責任。他用「noble」來形容公共服務，認為以己為本，純粹為求賺錢享受而生活沒有意義。
奧巴馬的妻子出身寒微，同樣靠個人的聰慧入讀哈佛，因為欣賞他的理想而締結終身。他倆訪華，將會激發國人對國族和人生價值的思考。我們能否放下五千年文化的身段，利用弱小民族和外來居民之長來補己之短，再反過來透過後者，將漢族勤奮謙和、堅忍不拔的個性發揚光大？我們對主權和民族的執著是否限制了國家的發展？改革開放三十年後，「富起來」是否還是全民的目標？
奧巴馬出生的一九六一年，如果有非洲留學生在華娶妻生子，兒子在文革期間又留在中國，相信中學都讀不完，恐怕要外移才能出頭。中國有多少人才被錯置？奧巴馬的例子也說明，中國的維權律師裡可能有國家的棟樑，應該保護而不是打壓。
奧巴馬對歐洲青年的演說沿用美國小鎮召開居民大會的傳統，由「鎮長」當眾回應質疑。演講後，奧巴馬親自點選聽眾發問，懇請在場的美國人將機會留給歐洲聽眾，待回國後另找機會讓國民提問。他這次恢復了當選夜在芝加哥發表答謝演說的水準，彌補了就職演說缺乏新意的風評。
奧巴馬爭取平權的方法也值得深思。九七問題出現後，為防北京插手港務，我們想盡理由來加厚與內地之間的「防火牆」。但處處設限，凡事挑剔阻撓，蝸牛步進，令我們的優勢縮減，要靠中央不斷放水來維持繁榮。建制派吃慣免費午餐，缺乏自力更生的志氣；反建制派則只講監管和分配，創富管他娘。長此以往，等不到二零四七年，我們就要主動要求一國一制以維持生存。
被問及發展中地區的人權缺失時，奧巴馬更打破美國總統的慣例。他重申「民主、自由」這兩個英文字後接著說，只有「ballot box」並不夠，還要問：警察有否遭到欠薪？是否要賄賂才能開店？言下之意，經濟和法制要配套，選票才能真正反映民意，並非在任何地方放下票箱就立竿見影。他這樣說，可信是因為回過祖籍肯尼亞尋根、兒時在印尼本地的小學讀過四年書。歐美不存在廣泛的貪腐，但在發展中地區司空見慣。他不怕被罵為極權辯護，可見對真理有承擔。
奧巴馬思想進步，但講求實際、重視傳統。他正視歷史、接受現實、勇於承擔、長於聆聽，靈活包容、果敢決斷，是第一個有發展中地區經驗、摒棄「大美國」主義的白宮主人。他立足於美國人的進步和實用，而隱含某些中國儒家的優點。中國領導人單靠沉實穩重不足恃。（完）
上周的倫敦G20峰會初步顯示，人類可以回復理性、合力自救。若此，全球可望提前復甦，可見的將來不會重蹈危機。
與外界的預言相反，中國極其低調。雖備受禮遇（連以往避見中國領導人的英國皇儲也出來迎賓），以增加承擔獲西方承諾較大的發言權、獲法國確保不再在西藏問題上提出挑戰，但並沒有與美國將G20變成兩極峰會「G2」那樣誇張。更反過來靠美國斡旋，才得與法國化解僵局，令港澳暫免被列為「避稅天堂」，受到國際制裁。
中國這次高價出手、低價收貨，十分明智。今年經濟嚴峻、政治敏感，以穩為要。但上周差點令二十國協議難產，欠美國總統一個人情，其他與會領袖可能也有微言，中國須要回禮。港澳連累中央，更須釐清法例以絕後患。《文匯報》前天的社論說，〈中央呵護香港 香港亦須避嫌〉。
會議的功臣是居間折衝的東道主英國首相白高敦，但明星是初登國際舞台即展示世紀風範的奧巴馬。作為金融禍首的領袖，奧巴馬承擔責任，但用「accounting」的委婉詞，維護了國人的自尊。他更在關鍵時刻拿出律師本領，用不置可否的「note」代替協議草稿裡語氣肯定的「recognize」，讓中法得以下台、接受大會的決議。奧巴馬在二十國領袖裡是最年輕的一個，但深明捨小利而得大局的道理，雖未到過中國，對「小不忍則亂大謀」的中華智慧了然於胸。
這次的協議兼顧到美英要求刺激經濟、德法力促加強監管、金磚四國要求增加發言權的三種需要，避免了一九三三年大蕭條中全球救市大會無功而還的覆轍。連不滿美國疏於監管累通街的法國和德國也很難說不。法國總統不但沒有退席抗議，更稱讚成果「超出預期」，對奧巴馬讚不絕口。德國總理說，各國達成了「歷史性的妥協」。言下之意，妥協得來不易，如果連這都不接受，將會成為歷史罪人。英美也透過對新興國家的尊重、重新分配世界權力的誠意，初步挽救了被華爾街塗污的「盎格魯薩克遜資本主義」。
顯然由於經濟壓力，近月有摩擦的與會國家亦趁機在場外修好。奧巴馬與俄羅斯總統放下前任末期，兩國在防衛問題上的爭拗，議定進一步裁減核武、出訪俄羅斯，令對方笑不攏嘴。法國總統甘冒「叩頭」的罵名，主動上門，與中國重建關係。在釣魚島主權上碰壁的日本首相決定月底訪華，而中國也答應就北韓發射火箭一事盡最後的努力斡旋（北韓昨已發射，日本沒有攔截，據稱搭載的確是衛星）。其餘的兩個金磚國家印度和巴西似乎也沒有異議。
至於胡錦濤與奧巴馬初次會晤的成果，提升高層的往來事前已知曉，真正重要的是奧巴馬承諾今夏訪華。西歐國民為奧巴馬夫婦而風靡。到時十三億人對黑人總統夫婦的熱度與歷任相比，將會是民智的指標。奧巴馬與發展中國家有深厚的淵源，生父來自非洲，自己小時候先後在美國少數族裔比例最高的「邊區」夏威夷和亞洲國家印尼居住。一九七二年美國總統首次訪華時，他還是小學生。但憑著家教、才智、教育、理念和鬥志，為早期為奴的黑人登上了美國的峰頂。論魅力、口才、反應與決斷，在美國戰後的總統中數一數二。試想哪一天，在伊犁成長的少數族裔入主中南海，中國亦將脫胎換骨。
奧巴馬難能可貴的是，沒有利用黑人對白人的情緒來圖利，而是透過改善生活來幫助族人自強。他以優異成績在哈佛法律系畢業後，放棄高薪，長期以微薄的待遇為族人「維權」。他上周五對法德兩國青年演說時，高呼「new age of responsibility」，呼籲年輕人肩負起社會責任。他用「noble」來形容公共服務，認為以己為本，純粹為求賺錢享受而生活沒有意義。
奧巴馬的妻子出身寒微，同樣靠個人的聰慧入讀哈佛，因為欣賞他的理想而締結終身。他倆訪華，將會激發國人對國族和人生價值的思考。我們能否放下五千年文化的身段，利用弱小民族和外來居民之長來補己之短，再反過來透過後者，將漢族勤奮謙和、堅忍不拔的個性發揚光大？我們對主權和民族的執著是否限制了國家的發展？改革開放三十年後，「富起來」是否還是全民的目標？
奧巴馬出生的一九六一年，如果有非洲留學生在華娶妻生子，兒子在文革期間又留在中國，相信中學都讀不完，恐怕要外移才能出頭。中國有多少人才被錯置？奧巴馬的例子也說明，中國的維權律師裡可能有國家的棟樑，應該保護而不是打壓。
奧巴馬對歐洲青年的演說沿用美國小鎮召開居民大會的傳統，由「鎮長」當眾回應質疑。演講後，奧巴馬親自點選聽眾發問，懇請在場的美國人將機會留給歐洲聽眾，待回國後另找機會讓國民提問。他這次恢復了當選夜在芝加哥發表答謝演說的水準，彌補了就職演說缺乏新意的風評。
奧巴馬爭取平權的方法也值得深思。九七問題出現後，為防北京插手港務，我們想盡理由來加厚與內地之間的「防火牆」。但處處設限，凡事挑剔阻撓，蝸牛步進，令我們的優勢縮減，要靠中央不斷放水來維持繁榮。建制派吃慣免費午餐，缺乏自力更生的志氣；反建制派則只講監管和分配，創富管他娘。長此以往，等不到二零四七年，我們就要主動要求一國一制以維持生存。
被問及發展中地區的人權缺失時，奧巴馬更打破美國總統的慣例。他重申「民主、自由」這兩個英文字後接著說，只有「ballot box」並不夠，還要問：警察有否遭到欠薪？是否要賄賂才能開店？言下之意，經濟和法制要配套，選票才能真正反映民意，並非在任何地方放下票箱就立竿見影。他這樣說，可信是因為回過祖籍肯尼亞尋根、兒時在印尼本地的小學讀過四年書。歐美不存在廣泛的貪腐，但在發展中地區司空見慣。他不怕被罵為極權辯護，可見對真理有承擔。
奧巴馬思想進步，但講求實際、重視傳統。他正視歷史、接受現實、勇於承擔、長於聆聽，靈活包容、果敢決斷，是第一個有發展中地區經驗、摒棄「大美國」主義的白宮主人。他立足於美國人的進步和實用，而隱含某些中國儒家的優點。中國領導人單靠沉實穩重不足恃。（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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