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第一次呼籲當天，我就覺得是他當選後的第一次民意測試。身為政府之首，應就拉布發聲，而主流社會可信也厭惡拉布，希望有所作為。但要求踢拉布者出局反會令市民擔心自由和兩制受損。世事就是這樣微妙，政治尤然。一旦過火，得分反變失分，偷雞不着蝕把米。且看下次的民望會否打回原形。
當然，這只是我的看法，梁有他的基本觀眾。今晨去土瓜灣屋邨看醫生，由於初次光顧，提早出門。不料在微雨中「送車」，下一架巴士久等不至，只好趕的士。司機車到屋邨入口處，叫我下車問secu點行，不願入村。我夠現代的話，可以像一個朋友般，要他開去警署報案。但我當然沒有，結果在屋邨各座之間騰來騰去，問了五六個途人，應該是住客，但知道我那一座的不夠一半。現代鄰居之疏離，由此可見。趕到醫生處，足足晚了半小時。
但就是這位司機大佬，我一上車，就主動講政治。我在車上致電醫生說遲到，他也無意收口。由鬧唐英年今晨又講錯野，鬧到「公公」（司機語）和「曾」今晨講既野。
我出門前來不及看新聞，下午看電視方知，唐暗示他落選後被秋後算賬，曾則反對議員拉布。唐此言是有點stupid，即有其事，也應該由他人去說、由市民判斷。但罵曾則顯得過分。候任人兩次施壓後，主事人才來開口，其實已失職。現在不得不說，相信是因為傳媒說他故意不撤回議案，借拉布來拖死候任人。
司機在大約十分鐘的車程裡，除了痛罵唐、曾、林，也不止一次說：「如果俾佢(唐)做就死啦！而家天都光晒」。但他始終不提梁振英的名字，只是先後兩次說「我地國家既鄧小平先生」。我忽然想起，土瓜灣是工聯會總部所在。
對於國家，司機建議憲法寫明不得父傳子。但中共打從毛澤東起就無此意，聽來更像「障眼法」。但他有一句批評：封建。中共私下也不否認，只不過在實踐中切身利益為先。
後來在屋邨也見到有中年婦女手提工聯會購物袋。這相信就是區內的群眾基礎。土瓜灣主通道上掛的議員橫匾是一個所謂的「潛水左女」。
五十年前讀中學時，我在土瓜灣、紅磡合共住過三個地方。其中一個距離今晨的屋邨步行只要五分鐘。由土瓜灣搬回深水埗後，不久後升讀大學，曾一度回舊居附近天光道的新亞舊址修課。後來我的一個好友也住在我舊居隔兩條街處。
但當時想也沒想過紅磡、土瓜灣深藏的政治。住在那裡，印象最深也最痛苦的是交通。我讀書的年頭，不錯全港都沒有地鐵、過海巴士，甚至沒有小巴。但土瓜灣特別痛苦，因為區內沒有巴士總站，所有巴士都從觀塘方向開來。
早上繁忙時間還未進入土瓜灣，「滿座」牌就已高懸，大概三班有兩班飛站。餘下的一班也最多上一兩人，五中甚至十中取一。於是，大家一起跟隨埋站巴士奔跑，判斷其停定時車後條閘的位置，務求搶先從賣飛佬hold住巴士條閘的手臂與抬高大髀鈎住條閘之間的三角空隙鑽進去。因為賣飛佬萬一大大聲「一個一個！」那第二名就又要等兩三班車。我中等身材，判斷較準，「搶」(豈止「逼」而已)巴士成績不差。但每天返學都像打仗，擔心遲到被罰，很累。
土瓜灣、紅磡要到這兩天才落實地鐵，六年後才通車，距離我搶巴士的日子足足六十年，幾乎相當於中共建政那樣長。如果當時左派組織居民，要求在土瓜灣設巴士總站，我可能已成了左仔。
回歸前，我就地鐵為何不通土瓜灣、紅磡請教過擔任交通公職的飽學之士。答案是標準的官話：人口不夠。目視即可知，土-紅的人口密度不亞於世上大多數市區，只不過港府不做虧本生意，密度非要地鐵有錢賺才算數。但文盲都知道，交通通了，會帶來區外人口，帶旺沿線，最終平衡地鐵的區內收支。經濟上慣常的demand-driven是靜態思維。但當涉及整個社會時，有時候也需要反向動態的supply-driven。土-紅有不少居民，與內地不惜工本把地鐵建到無人地帶，硬谷房地產不同。當年的港府走另一個極端，與今天的內地同樣不以民為本。
今回土瓜灣，竟又碰到交通問題，冥冥中提醒我這段歷史。土-紅通地鐵那一天，如果我還在，一定第一時間區內逐個站上落一次。
寫到這裡，不記得當時的女生是怎樣與我們這些男生逼巴士的。當年還是男性中心，上學上班要緊，我們肯定不會當紳士，而女生相信也不願與男生碰撞。加上賣飛都是男的，換了女的，我們怎敢從她的胸脯和大髀之間鑽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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