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過有關歐洲歷史的書裡，以這本得益最多：
from John Hirst 《你一定愛讀的極短歐洲史》（The Shortest History of Europe)〈結語：歐洲，為什麼可以搶第一？〉（excerpt）
有很長一段時間，中國文明比歐洲文明進步。歐洲的印刷術、造紙術、火藥、羅盤針和運河的水閘，皆直接間接從中國傳來。然而，世上第一波穩健的經濟發展發生在歐洲，工業革命繼之而起。其他現代的標記，如代議政體和人權觀念，也發軔於歐洲。
1480年，中國明朝皇帝下令海禁，對外貿易被視為走私。但在歐洲，沒有一個國王有這樣的威權，閉關自守代價高，沒有國王負擔得起。歐洲的國王強敵環伺，但中國皇帝的君權無人能比，這既是優勢也是陷阱。歐洲各國相互為敵，推動它們向海外擴張。
羅馬帝國滅亡後，西歐未再出現統領整片疆土的力量。印度被莫臥爾人、中東被奧斯曼土耳其人的單一民族征服。但羅馬的征服者是數個互相敵對的日爾曼蠻族。他們從未當過主人，沒有治理固定國邦的經驗，無法維持羅馬帝國的徵稅機制。
並非所有東西都屬於國王
歐洲的歷史演進泰半從此刻起便已註定。政府無法掌控人民，必須殫思竭慮才能使人民服從。若想擴張，就得提供良好的管治——以維護治安作為回報，不能像亞洲和中東的王國，光靠收稅和進貢就能運轉。
數百年來，對歐洲國王最大的威脅是下屬的貴族地主。後者雖然最後臣服，但在自己的領土上雄霸了很久，早就為自己和土地上的人民爭取到私有財產的保障。在東方，「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在歐洲，「並非所有東西都屬於國王」，這成為歐洲自由和繁榮的基石。
為了讓貴族稱臣，歐洲國王依賴城市的商賈和金融家，一來靠他們貸款和提供人力以維繫官僚體系，二來可以對這些人的財富課稅。歐洲君主的徵稅細水長流、手法溫和，以免殺死下蛋的母雞；亞洲統治者比較獨裁，徵收苛捐雜稅之餘，手頭拮据時甚至直接充公商家的貨品。
歐洲君主謹慎，因為群雄環伺。商人若被欺壓太甚，可能轉投敵營。因此，君主重視經濟和科技也是不得已，而雖然科技主要用於戰事，但國防開支可能帶來回報。除了謹言慎行，君主也牢記羅馬帝國的教訓和基督徒國王的身份，不敢施行暴政、縱情聲色，而這在亞洲君主中屢見不鮮。
歐洲君王降伏貴族後，轉而支持城市的中產階級。這些君主當年勢單力薄時，曾經允許城鎮自治。但隨著城市的財富日增，這個讓步變得舉足輕重。相較自擁大軍、躲在城堡裏的貴族，中產階級似乎不具威脅性。然而，貴族無論多難應付，畢竟是社會秩序的一部分，而在這個社會秩序裏，國王是天經地義的元首；但中產階級的生活方式並不靠國王，長遠對王政的威脅遠比貴族棘手。
君主從薄弱的基礎起步，權勢逐漸增添。除了英國，君王被國會馴服。這個機構是中世紀的傳統：國王必須和大臣共商國事。即使最專制的法國，國王也不是令出必行；為了維繫國土完整，他必須讓步。中央的三級會議雖不再召開，偏遠省份的三級會議依然存在，在否決法王在1780年代推動的稅制改革上扮演了一定角色。法王變革失敗，被迫重開三級會議——改革分子借鏡英國，非逼得他那樣做不可。
至於中歐，也就是現在的德國和意大利，皇帝和教皇長年爭鬥，從來不曾有君主建立起統一的強國。都市、城邦、侯國封邑林立。但也正是這些迷你小國，為文藝復興和宗教革命奠定了基石，令歐洲脫胎換骨。
權力分散、遺產多元
歐洲在政治上四分五裂，但有完整的文明，中世紀以降就被稱為基督教文明。宗教改革之前，教會屹立於所有國土之上，甚至想控制國政。國王有義務護衛基督信仰，但拒絕對教會唯命是從。教皇和皇帝劍拔弩張。是為權力分散的另一例證。
教會是基督教社會精英文化的掌控者，也是這個宗教的聖典《聖經》以及古希臘羅馬學術的保護者。在中世紀，學者將《聖經》和基督教誕生前異教時代的希臘羅馬學術融合成一套基督教神學思維。但聖典避談教會的結構——教會其實是一個以羅馬帝國為典範的精密組織；另外，它所保存的古學術其實是異教徒（當時基督教尚未誕生）的作品。借著宗教改革和文藝復興運動，這樣的扞格就此爆發。
但中國古代的權力集中在皇帝手裏。精英文化則獨尊儒家，大力支持君權。個人修為和待人處世均以儒家為圭臬。受教育就是背誦四書五經，考試成績優異才能當官。
歐洲不但權力分散，精英文化也是大拼盤，與君權的繫帶並不牢固。中國人很少奇思異想，從來不會脫軌失控。但歐洲社會的開放源遠流長。近代歐洲在經濟上爆發力十足、知識生活百家爭鳴，皆因沒有單一強權掌控、形塑過。多元的遺產得以被充分發掘、延伸；希臘的數學觀念就在科學革命時期得到實現，建立起科技的新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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