瞻前顧後二十年

原載《信報》2009年6月1日〈兩地一檢〉專欄

　　香港作為全球紀念「六‧四」的「基地」，這次二十周年去到盡。當局雖力谷和諧以降溫，但以民調看，三天後的維園晚會有可能爆棚。此外澳門民怨趨烈，特首參選人的大熱門上周破天荒遭人踩場，高呼反對商人治澳。為六四靜坐的人數也可能創新高。

　　同期內，湖北修腳女不甘受辱殺官，民間反響空前強烈，為「六四‧二零」火上加油。鄧玉嬌不像一般中國人逆來順受，而是冤有頭、債有主，就地解決，較楊佳結鬱於胸，過後尋仇，見人就捅更令人同情。當地封鎖消息，但中央保持緘默。案件已成為國情指標，只要使人覺得不公，隨時會觸發暴亂。

不信文革語氣官話

　　趙紫陽因六四而被軟禁至死的殉道者地位，使他成為爭取事件平反、推動和平演變的守護神。現在隨著他親自錄音的回憶錄《改革歷程　趙紫陽》（香港：新世紀出版社；另有英文版《Prisoner of the State》）面世，更上升為改革之父。當年親信鮑彤在〈導言〉裡寫道：

　　「包括鄧小平和陳雲在內，當時誰都說不清楚什麼叫做『體制改革』。.....但......1978年，四川省委在第一書記趙紫陽主持下，作出了擴大自主權......的決策。......四川人口全國第一(本欄：四川當時包括重慶市)，.....獲得新生。......『要吃糧，找紫陽』的民謠，.....傳到北京。」（第十一到十二頁）

　　但對中南海來說，把鄧「開放改革總設計師」的官定地位轉帳給趙，也就是否定過去三十年開放改革以至中共執政的合理性。「六四」二十年後，當局首次作出反擊，而不只是說「歷史已有定論」。專門為境外供稿的中通社連發兩文，咬定趙「永」不可能翻案。不怕說，我不相信當時的高層裡只有趙一人知道怎樣改革經濟，但更不相信文革語氣的官話。我猜，本報讀者大都看得到六四變調甚至平反。

　　沒有人懷疑，趙是地方上改革的先驅，一心為民，政治上開明，為人坦誠。但在垂簾聽政的時代，只有鄧有資格和性格鎮住大局，在全國範圍內主導開放，而且在六四後仍然堅持。當然反過來，也沒有人拗得過鄧在政治上的固執。

　　歷史上，過若不大，可將功作抵；但一旦涉及大是大非，單憑功也就不能抵償。讓億計人口脫貧之功，不能用來抵銷開槍鎮壓民運之過。再說，鄧粗放經濟的後遺症，現已無人不知。歷經頭三十年由大躍進到文革的大鍋飯後，粗放也許是在最短的時間內讓最多人富起來的necessary evil。但決定粗放時，顯然沒有準備第二階段朝向細放的升級方案。二十年前就部分因為粗放的後遺症而觸發六四；二十年後，粗放更導致官商一體、貧富衝突、環境破壞…….。現只怕不夠時間在下一個六四前挽回狂瀾。

學生無意挑戰中共

　　至於就六四提供的各種辯解，由曾蔭權的飯碗決定論到外力介入論、歷史長河論，更彷彿提醒市民紀念六四。指責外力令六四變質，就如緬甸軍政府利用美國人潛入其住宅來起訴昂山。六四若確有外力推波助瀾，那並非因為港人北上資助，而是人類第一次長時間電視直播大型示威，牽動了全球。但有利有弊：既為學生贏得舉世的同情，也錯使他們一放到底，以為最終的勝利必定屬於他們。無奈權仍在老人手裡。黨國元老限於革命經歷，把書生吶喊當作篡黨亡國。但只要看學生在人民大會堂的台階下跪就知道，他們無意挑戰傳統的「皇權」。

　　至於說歷史長河，誠然，以黃仁宇的層次看，六四在五百年一循環的「大歷史」裡純屬「小事」。在五六千年的人類歷史裡，人命傷亡更慘重的少說也有幾千回。但現在犯人的安全也有保障，又怎能把北京長安街上的千百條人命一筆勾銷？說到底，這筆帳有拖冇欠。現只盼像台灣的「二‧二八」，維持壓力，待有關的人事過去後，和平地還歷史一個公道。

　　過去這二十年令人最意外的是，六四後經濟不但沒有垮，更遠勝六四前。當局用犧牲基層來製造中產，如同早期用犧牲農民來發展工業。只要維持增長，得益者多，同時嚴控社會，不讓民怨匯聚，弱勢也就莫奈其何。中國人特別講求實際。當政經不能兩全時，多數人會用留得青山在、哪怕沒柴燒的傳統智慧，先順從經濟。雖然副作用是物欲萬歲、文明倒退、矛盾尖銳，但現在全球經濟危機，資本主義失靈，連美國都來求助，當局覺得中式社會主義優越。何來平反六四的誘因？

　　而且，利用物質來緩和政治訴求，香港也很常見。回歸後，特區政府經常派糖。三十多年前，殖民地政府壓下左派暴動後，成功地利用福利來化解民怨。當時政治上也有法國式激進和內地式愛國的訴求，但曲高和寡。要到八零年代才因為港人恐懼「九七」，英國決定「還政於民」，以免被指將富裕文明的七百萬人交給「共產極權」，民主運動才成形。

確保農民獲合理回報

　　上周看明珠台轉播的英國BBC專輯。記者造訪北京一棟造價高達數億的法國宮廷式別墅，問附近一個耕地被收後每月只獲得三百元補償的老農，會否覺得不公。老農說：不公平也沒辦法。內地可能有千萬計的中年農民失去土地，補償又被官商聯手騙去，無以維生。確保農民在發展中獲得合理的回報更為迫切。

　　更令人關注的是未來。六四後第二個二十年的中國往何處去，從Shiho Fukada上月二十一日在《紐約時報》發表的這張照片（圖）或可見端倪。這五個北大生競選學生組織，但打扮像模特，賣造型多過政綱。西方學生競選必定穿便服，以示活力開明、來自選民中間。一副行政打扮只會使人覺得還未進入社會，就已失卻學生的本真。但二十年後的政治局委員、大企業總裁，......可能就在這五個同學裡。王丹如果今天像六四那樣，紮著頭箍競選，只會被當作扮野。新一代精英的形象說明，中國今後仍然會堅持硬發展，繼續是一個世人有所求但不一定尊敬的國家。

　　最後，記協託本報轉來當年六四記者團集體創作的《人民不會忘記》。這次再版保持初版的原貌，只加了個序言和二十年來與六四有關的大事記。不少作者現在身居高職，但並未要求撤回作品，似乎說當年的感受，即使以現在的身分也難以否定。最近就六四出版／重版的書，少說也有十本八本。如果在書店裡買不到，周四晚的維園應該可以一網打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