豬流感是曾蔭權的「黑天鵝」？

原載《信報》2009年6月15日〈兩地一檢〉專欄

　　掌控世界的不是那些一再重複的事，而是一些極端、未知和我們以為極不可能發生的事。我們無法預測這類「黑天鵝事件」，只能適應。因此，觀察已經發生的事無助於預測未來的走勢，想獲利的話應該專注於還不知道的事。（摘自Taleb《黑天鵝事件》）

　　還有三個星期就是七一，豬流感（本報稱新流感）突然惡化，兒童停課，菲傭感染，父母大為分心。全球範圍內，曾蔭權前下屬主持的世在過去四十一年來，首次將警戒級別提升到最高的第六級。港府呼籲外傭周末避免聚集，預告月內疫症將會達致高峰，體弱者遊行前要想清楚。泛民懷疑當局借流感來對付抗爭，聲言戴口罩也要上街。

　　由於病情並不比常年的流感嚴重，我不太擔心。但我不能代表任何人。香港人口密度超高，六年前是全球沙士死亡人數最多的地區，市民擔心絕對有理。由現在到七一這半個月若進一步擴散，每天有幾十人入院，當局即使不頒禁令，市民也會暫停集會、避開人流。六四後泛民的大好形勢將隨風消逝，堅持上街甚至會被指播毒。

人流全球化難避擴散

　　這當然只是想當然。但現在人流全球化，社會上各環緊扣，牽一髮動全身，機會再小也不能忽視。可預知的只是：疫症遲早會擴散，現只能減慢速度、推遲惡化，拖到病毒「冬眠」的季節，自動解除警報。同時希望病毒不致變種，令防治的研究推倒重來。這使人想起二戰。初期德軍長驅直入，蘇軍挨打，只能利用全球最大的國土來誘敵深入，拖到冬天，利用酷寒來制服敵人。

　　今後兩周會如何，沒有人說得準。但豬流感若果然像同文余錦賢說的，在七一來臨前〈再救煲呔〉於險境，也就應驗了 Nassim Nicholas Taleb 說的 The Black Swan: The Impact of the Highly Improbable（英文原版：二○○七年；繁體譯文：黑天鵝效應，台北大塊文化，二○○八年）。作者在黎巴嫩內戰中成長，先後留學法、美，專長機概率，受過企管訓練，最後落籍美國，從事金融交易和教學。

　　疫症由於傳播的途徑和基種的過程難測，最能說明「黑天鵝事件」。Taleb 有美國人的科學頭腦，有遺民對世情的洞察，以科學為業，但同時精通哲學、認知學，更因為生於中東的亂世，對世事看得透。由於目睹家鄉的內戰和美國的九一一事件，他在書中提醒我們：人生無常，世事難料，因為現實中太多變數，有的難以控制，有的甚至不知道其存在，任何一個都可能導致「意外」的結果。而人通常執著於已知的事，忽視那些很少發生或者自己不知道的，以致見樹不見林。只掌握細節，但藐視抽象、忽略整體，找不到規律。其實，你不知道的事遠比你知道的更重要。很多時候，帶來嚴重損失的是一些我們以為不會發生的事，台灣稱為「大安」心態。

　　類似的看法十年前也有人提過。深信市場行為無從預測的美國經濟學者 Paul Ormerod 在 Butterfly Economics: A New General Theory of Social and Economic Behavior （蝴蝶經濟學）一書引用數學上的混沌（chaos）理論說，印尼叢林哪隻蝴蝶撲一下翼，都可能令地球的另一端刮風下雨。最接近此說的實例大概是沙士：廣州一個患者來港參加婚禮，最終把疫症擴散到地球另一端。

著眼短利忽視風險

　　以這個角度看，經驗本無用，何處惹塵埃！讀史可能是浪費時間，因為歷史不一定會重複，即使看似重複，也不一定是因為同樣的理由。只不過人都喜歡馬後炮，事後找理由來自我安慰，聽來好像早就料到。

　　這在日常生活其實很常見。粵語說，「有早知，冇乞兒」，若明知股票是升還是跌，教別人買賣何不自己投資？風水佬教人趨吉避凶，自己卻不能永世其昌。至於說足球，全場苦無建樹，但最後一分鐘，對手忙中踢出的球，撞到你滾進他的龍門還是你的，令你成為全場的功臣或罪魁。但無論股市是升是跌、風水是否應驗、球場上哪一隊運氣更好，事後總有專家能夠「舉證」，說明為何會有此結果。

　　社會變化有太多無法量化的變數，以數學的精確度衡量，比量子力學的物體更測不準。我最後一次做科學，正是用隨機（stoichastic）方式模擬化學問題。發覺即使用最簡單的非線性模型，機概率隨時間的變化，有時候也會暗含一些意想不到的周期。模型若較為複雜，走勢就更難說。

　　但數學不等於現實。大眾心理難測，但不一定像數學那樣怪異，連主次的因素都不可知。直覺上，蝴蝶效應出現在數學上的機會遠比現實中大。哲學和宗教可以什麼都不信，什麼都「睇化」；但在現實人不能這樣生活。為了降低風險、保護環境，規律再難找也要試。何況，叢林的蝴蝶數以億計，當千計的蝴蝶同時撲翼，所形成的氣流說不定與另一批蝴蝶的氣流相抵；兩批蝴蝶同時撲翼，氣流又相加的機率，不一定高於相減的可能。

　　數學是最理性的學問。但人並不這樣理性，有時候甚至相反。即使理性時，也往往眼於面前的短利，非理性地忽視長遠的風險。只不過當涉及億計人口時，一些個人的非理性行為就如統計學上的噪音，不影響群體的趨勢。

借六四分散「長治」衝擊

　　而且在現實中，有些事當時雖然沒有想到，但回過頭來看，則顯然是刻意的安排，有規可循。梁洛施四月二十六日為李嘉誠次子李澤楷生下兒子「長治」，但一個多月後「六四二十」那天才透露給《蘋果日報》。這相信不是酷愛民主的父親想借兒子來紀念六四，而是預知該報翌日會大炒燭光晚會，不會用他婚外生子的獨家上頭條，而市民也忙於講六四，八卦的人較少。換了任何一天，他生仔都必定是全港媒體的頭條。但現在可以借六四來分散第一次見報時的衝擊，翌日即使其他媒體跟進做頭條，壓力也小得多。

　　再說，社會上很多事其實早已形成規律，完全可以預測。你也許猜不到巴西球星卡卡會賣給誰，但從ＡＣ米蘭的財務狀況感覺到，他們會出售身價最高的球星給皇馬。同樣地，澳門無論是否有人陪崔世安跑，連講話聲調都像何厚鏵的這個世家子必定當選。此外每年暑假，青少年最空閒，零用錢也最多，很多潮流時尚都在此時出爐。但反過來，夏天正因為誘惑多，青少年花費大。近日濫藥、打劫、援交等新聞，恐怕並非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