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杂志生活

南風窗 專欄 2008 01 30 第3期

最近在港报上看到一则反潮流的小新闻：明报集团的《亚洲周刊》今年起不再获准在内地销售。意思大概是：大酒店也不再出售；但外籍和台港澳人士仍可向官方订阅。

由于奥运前，外国记者可在华自由采访，我起初以为政策只会宽不会紧。但看了上述消息忽然明白，讯息大概是管进不管出：外国记者来采集作出口用的讯息放宽，但不包括输入讯息来影响内地。

那为甚么特别突出这本港刊呢？除了内容敏感，我想不出其它理由。以内地角度看，该刊像〈媒体口罩与中央眼罩〉这类封面，是蛮刺激的。可这是港、台杂志的惯技，并非该刊所独有。

但平心而论，要讲做新闻，现在的《亚洲周刊》（Yazhou Zhoukan，简称YZ。这大概是香港当时唯一用汉语拼音作为英文刊名的杂志）才算交得出货。20年前创刊时，只相当于内地的「参考数据」。

我在YZ筹组期间加入工作，正式出版后还做了大约两年。大概是1989年秋天，就那场风波写过「社论」后离开。但离职与「89」无关，而是当时有「发烧友」想办一种新型的「城市周刊」，有老板推荐我。我于是继YZ后，又成了《壹周刊》的创刊元老。

我在YZ时，该刊是英文杂志《Asiaweek》（以下简称AW）的小弟。AW是当时东亚英文周刊先驱《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远东经济评论，简称FEER）的对手，影响力虽然不能比，但在东南亚总算站稳了阵脚。同期内，中国在经济上日渐开放，气氛活跃，渴求信息。AW的新西兰籍创办人Michael O’Neill遂加开中文版，希望可以北进。

当时香港很多媒体都有这个想法，关键是落实。O’Neill是新闻人，不谙中文，又深信AW模式的优越性，遂把英文版的做法照搬到中文版。当时的AW全彩印刷，论美观比得上你现在看的《南风窗》。相比之下，东南亚一些地区的华文报刊印刷粗糙、新闻管得严，华文甚至受到排斥，读者对全彩的时事杂志自然惊为天人。但香港报刊多、全彩刊物也不缺，AW式的内容不够卖点。

甚至是AW式的内容呢？原来，该刊要概括全亚洲的新闻，但人手有限，故主要靠「炒稿」。方法是选辑通讯社的稿件和亚洲各地空运到港的报纸，综合改写。自己采访的内容不到一半。炒稿在香港报界很常见。港报规模小，有些新闻无法派人到场，就录写电台和电视的报道，当作「本报讯」。最多是见报前致电有关人士，引述一两句话。

这虽然有违知识产权，但每天发生的事根本登不完，很多其实只要交代几句即可。但如果周刊大半内容都靠炒稿，那就不能说是「新闻」，而只是「摘要」。当来，现代生活紧张，让你很快地看完一周的大事，那也很重要。但YZ既然名为《亚洲周刊》，也得报导非华人的事；而港人当时楼股齐飞，对发展中地区的事不感兴趣。

令O’Neill深信AW模式优越的是，撰述员根据剪报炒出稿件后，要由另一组资料员逐字核对剪报后才能出街，而中文报纸没有这种制衡。但只要随便看三种不同的中文报纸就知道，不要说立场，同一件事的报导，在细节上通常都有出入，有时候影响到读者对责任谁属的判断。若此，撰述员应根据哪一份剪报来写稿？在同类的报导里，数据员又应该以哪份剪报为准？有报纸登过就当作事实的根本，那不是制衡而是教条。

对同事来说，这种制度更令人厌倦的是，编辑和撰述员名为新闻人，其实只是word processor(文字处理器)。一周才出版那50-60页，选题基本上由老总说了算。其它同事只需坐在办公桌后，埋首报纸堆。撰述员负责改写，我与其它编辑负责改。我改稿很快，大部分时间都在等下班。待遇不错，但浪费青春。后来请辞，洋老板挽留，特地找我去吃饭。但一个比较明白我又深得老板喜爱的同事对老板说：他名为「助理老总」，但其实只是a glorified copy-editor（美化了职衔的文稿编辑）。

至于上述的「89」文字，并非YZ的社论，而是当时香港民意沸腾，YZ出版的照片集前言。老总的中文能读不能写，我作为手下第一人，责无旁贷。YZ当时的文字不附带员工姓名，理由是集体创作，非一人之功，但其实更可能是不欲对手来挖角。至于我那篇东西写得如何，留待他人评说，不在这里自赞自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