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載《信報》2008年11月3日〈兩地一檢〉專欄
大選前夕加上金融海嘯,美國人無心工作,靜待新朝代來臨。因此,無論奧巴馬還是麥凱恩當選,都會拿出作為以滿足選民的期盼,但這相對只是小變化。真正令美國 never be the same 的是奧巴馬。即使大熱倒灶,馬丁路德金帶領三十萬黑人在華盛頓遊行爭取平權時只有兩歲的這個政壇新丁,也已圓了金牧師的「dream」,為黑人「overcome」了上進的障礙。
誠然,奧巴馬身為哈佛非洲高材生和白人母親的混血兒,自己與妻子都是哈佛畢業的律師,不代表祖上有為奴之痛的一般黑人。但現在有一半選民不再抗拒黑人當總統,說明美國已開始超越黑白之分。大遊行後,黑人在四十五年內由白宮的下人躍升為候選的主人,相對美國立國的前兩百年,是重大的飛躍。奧巴馬如果當選,就更是世紀的革命,用「末代總督」彭定康的話說,選黑人做總統將會最有力地證明,美國是「世上最全球化的國家」。
經驗過時
由於現任的喬治布殊成為眾矢之的,兩位候選人都高呼變革。麥凱恩竭盡了一個老人的餘力、發揮了軍人的鬥志。無奈身上帶參戰時的傷痕,肩膀與頸部無法揮灑自如,卻碰上數十年一遇的超級對手,在公關主導大選、媒體主導選民的時代,一眼就被比了下去。再加上同黨布殊這個政治包袱和分化多過團結選民的競選搭擋佩琳,很難不沒頂。
老先生比布殊大十歲,國會議員當了二十五年。但世界觀受越戰主導,在伊拉克問題上,看不出他比傳媒視為「死蠢」的布殊有睿智。上周看他講金融海嘯,也只是老生常談,未能回應對美式資本主義的質疑。若此,麥凱恩除了膚色,唯一的長處是多活了二十五年,食鹽多過奧巴馬食米。但現在的人打機玩電腦長大,用一兩年就得換準則來看待世代交替,視經驗為過時。你愈賣老,他愈不買。老人家,你七十開外,最多不過做四年,怎麼可能為國家帶來長遠的發展?想賣經驗,去寫書吧!至於麥凱恩當戰俘的「英雄史」,只有右派會當寶。
我如果是美國人,也會選奧巴馬。反恐方面,加速向伊拉克轉移權力,將重點轉到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聽來很合理。但更需要借助他的是金融。華爾街的沉痾已危及美式制度的根本,有必要借有銳氣、與華爾街沒有瓜葛的年輕人來「矯枉」。以奧巴馬的左,有可能仿效一九二九年股災後羅斯福採用的大政府、大赤字、大監管「新政」,對八十年代起長達二十年的列根—戴卓爾右翼革命「反攻倒算」。這無疑會「過正」,但不用重藥可能無法根治痼疾。歷史說明,人類有自制的能力,過猶不及之後,鐘擺總會盪回來。生怕過正而拒絕矯枉,反會長期沉淪。
奧巴馬直到四年前民主黨大會前仍然寂寂無聞,現在當了大概兩年國會議員就開始選總統,主要靠口才和魅力,不排除講多過做。但政客食言本屬普選的「投資風險」,選民只能把「四年一任」當作止蝕線。現在美國過千萬選民提前
投票,拒絕被最後幾天的負面傳聞動搖,連保守派名流也公開挺奧巴馬,可見求變的決心。
貨幣戰爭
除了伊拉克,外交不是這次大選的議題。兩位候選人要到美國在華商會屬下的《China Brief》(中國簡報)十月號面世,才比較完整地交代對華政策(全文見amcham-china.org.cn)。
兩人的關注點大同小異,尋求與華合作的領域也很「大路」:減少貿易摩擦、對付氣候變暖、改善軍事交流、防止核擴散。但兩人裏以奧巴馬的政策較為具體,看來比較重視中國,對中國的壓力也會比較大。奧巴馬認為,中國想獲得持久穩定的發展,還須保護環境、減少能源密集型生產、用內需帶動經濟、改善社會保障、鼓勵技術創新;此外不能「無限期地孤立於外」,而應「保護人權,向民主與法治前進」,跟上「全球大勢」。他希望台海兩岸建立信任、改善關係,特別強調「保護西藏人民獨特的宗教與文化傳統」將會是對華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國際衝突方面,奧巴馬希望中國協助:阻止伊朗發展核武器,結束蘇丹達爾富爾地區的屠殺,扭轉津巴布韋的無政府狀態等。換言之,要求中國管好自己的的「壞朋友」,但沒有提到緬甸。
由雙方最近的言論看,奧巴馬如果當選,對華的第一仗有可能是內地暢銷書說的《貨幣戰爭》(簡體原版:北京中信,○七年六月;繁體版:台北遠流,○八年九月):美國要人民幣升值,中國要終止美元的「霸權」。奧巴馬一再承諾:「利用一切可行的外交途徑」,改變中國「人為」制訂低貨幣率的政策。溫家寶則不點名地指美國金融拆爛污、要求在國際體系內增加發言權,中銀副行長更說〈抗衡美元唯有人民幣〉(十月二十四日香港《文匯報》)。
《貨幣戰爭》可說是憤青處女作《我們可以說不》的新世紀金融版。作者宋鴻兵眼中的紐約和倫敦銀行大亨就像占士邦電影裏的犯罪集團,為了牟取暴利,透過控制美元發行權,策劃歷史上所有的經濟周期和牛熊市。這種陰謀論源出於美國文獻,在牛市中沒有人會理會,但現在獲得了金融海嘯的「引證」。由於說得逼真,出版以來每月重印不只一次,作者的「金本位」貨幣觀可信不代表官方。但國人不忿人民幣被美國濫發美元拖累,偏激的「愛國」觀有市場。
同期內,西方傳媒說中國不准媒體捧奧巴馬,但人民喜歡他。言下之意,這個政府不代表人民。但中共搞外交,歷來對強國講實利、對弱國講仁道,故對歐美寧可右派上台。原因是右派(極右除外)像港人,只要有利經貿,願意在人權上妥協;但左派重人文,偏向民粹,比較不願意用經貿換人權。中共則從實利出發,只要能繞過主權,一切有商量。毛澤東在文革期間與美國的右派總統尼克遜簽定在台灣問題上「互不否認」的《上海公報》,即為明證。
但過去三十年的中美關係說明,民主黨在現實中不一定比共和黨難纏。卡特和克林頓初上任時,都曾經就人權對華施壓,但後來都與中南海友好。最能說明現實的是,開放改革之初,卡特基於「遷徙是人權」的原則,當面要求鄧小平讓人民自由出境。鄧反問:你想要多少?意指我這十億人巴不得都去美國,但你容得下嗎?據說卡特從此不敢再叫中國人移民。由此看,國際政治說到底以國家利益為本,中國對奧巴馬重新起用克林頓政府的班底無需太擔心。面對改革開放三十年的後遺症,中國正急於找到持續發展的「王道」,政治權和生存權都需要大幅度地提升。若此,不妨借用美國下任總統的壓力來推進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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