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淡西藏

原載《信報》2008年11月24日〈兩地一檢〉專欄
上網的版本略有改動

　　流亡的藏人以達賴年邁（近月兩次入院，據說患膽石）、爭取「大藏區」自治二十年不果為由，上周齊集印度舉行公決，看是繼續走目前的「中間路線」，一統全中國的藏族居地，學港、澳那樣「藏人治藏」，還是謀求獨立。

　　達賴避席以示由族人自決。大會最後決定：繼續尋求自治，倘無進展就謀求獨立，但在北京軟化前不再談判。由於可以暗中調整立場來控制交涉的成果，藏人此舉是表面溫和，但隨時激化。

　　流亡者留一手，理由是：海外的少壯派要獨立，但老一輩流亡者和中國境內的藏人仍然追隨達賴。言下之意，再過幾年，待老一輩離去，就會正式謀求獨立。北京的回應相信也是一實一虛：先譴責分裂，然後對西方交差說，接觸的大門仍然敞開。

達賴身後問題更棘手

　　流亡者急於決定「統獨」，因為明年三月十日是達賴流亡五十周年，而再過三個月就是「六四」二十周年，須決定如何出擊。屆時西藏裏外若有人發難，洋人粉絲、恨共的漢人，以至台獨、疆獨、法輪功必爭相起鬨，務求形成較今年拉薩「三一四」更為震撼的效果，使同年十月慶祝六十大壽的共和國大為掃慶。

　　北京若為保安全而像奧運那樣全國動員、停發簽證，外人固怨聲載道，金融海嘯下的市面也將更為蕭條。加上美國首次由少數民族當總統，競選時講明「保護西藏人民獨特的宗教與文化傳統」。北京若鐵腕對付藏人，奧巴馬將不得不出聲。

　　同情維吾爾人和藏人的內地作家王力雄配合藏人大會，上周三在反共網站博訊上撰文，認為西藏有了「實現」獨立的可能。理由是：黨政涉藏部門以「反分裂」為既定利益，一於硬到底，將藏人逼上梁山。但世間所有議題都存在著官員的利益，不見得就一事無成。北京對藏寧左勿右，關鍵在大漢心態和盲從唯物論。對台的反分裂容易辦，因為兩岸只有地域而沒有文化分歧。

　　達賴身後，問題的確更棘手。達賴見過毛澤東，與中原還有些淵源。但出走五十年後，至少有兩代藏人在歐美成長，基本上是愛藏的西方人，只講原則，不考慮歷史和實際，對北京只有鄙視和鬥爭。

　　相信是針對藏人大會，北京近月空前強硬，直指達賴破壞京奧，勾結法輪功、疆獨，威脅溫家寶外訪時的人身安全，言而無信，沒有資格談西藏問題，只能談「個人前途」。換言之，接受招安，到北京終老（北京拒絕讓達賴回拉薩長住，以免他接近藏人），否則 shut up。但不界定何謂「獨立、半獨立、變相獨立」而一概否定，顯得蠻橫。

　　與此同時，繼西藏自治區一位政府副主席和公安廳長被免職，中央統戰部的西藏局漢族女局長上周去職。港報前天獲北京放料說，女局長電腦裏的機密遭黑客下載，驚動胡錦濤，換言之與事主對西藏的看法無關。但不早不晚，偏偏在藏人大會期間開刀，太過巧合。

大藏區之議無稽

　　由於達賴可能無法轉世，北京與藏人都想用強硬的姿態來增加籌碼。藏人用激進的後生嚇北京：不趁著達賴在生成就大藏區，他一去，我們就索性獨立。但中國的經濟舉世欣羨，以二萬億美元的儲備，在金融海嘯中獲全球高唱「他是我們的大救星」，西方不會為了西藏而開罪中國。

　　何況大藏區之議也實在無稽。如果四川、青海、雲南、甘肅的藏人聚居點都應該併入西藏，統一歸藏人管理，印度、尼泊爾、不丹的藏區是否也作如是觀？這個難題相信聯合國都解決不了。再說，世上各民族長期混居，如果都有權一統聚居地，第一強國將會是以色列。紐約和倫敦的金融街、紐約的鑽石街都是猶太人地頭，應歸特拉維夫管轄。

　　但反過來，北京如果以為只要達賴無法轉世，就可以用錢來誘使藏人轉向世俗，則是中了唯物論的毒。只要看並非佛教徒的本報同文陳耀紅上周五所述與藏人的交往，就可以明白，藏人的精神力量不會因為物質而消亡。

　　我未到過藏區，沒有藏傳佛教的朋友，但看書本和影碟同樣感覺到，藏人的宗教情懷是全世界特有的。我相信西藏黨委書記說的，西藏九成的花費來自北京。但我也相信，讓藏人選的話，他們會放棄這筆資助來換取「自治」。他們只有六百萬人，在歐美有僑民和粉絲，西藏是旅遊勝地，怎會挨餓？

　　不幸的是，藏漢剛好是兩個極端，一個最重精神，一個最講實用。由於彼此間缺乏共同點，西藏雖然幾百年前就納入了中國版圖，但關係疏遠，漢人並未予以足夠的重視。開放改革後的經濟發展又純從漢人的賺錢致富觀出發，對藏人的精神生活造成新的困擾。

勿製造以巴式世仇

　　中共應該為歷史作補救。一要相信，宗教導人向善、服務社會的作用遠遠大過對黨的挑戰。二要拋開禁忌，為西藏文化在文革中的損害道歉。三要摒棄大漢史觀，少講漢人五九年以來為西藏做了多少好事，少逼藏人承認歸屬。「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生活是否有改善，藏人心裏有數。藏人心服，自然會來歸。天天講西藏自古就是中國的領土、中共如何解放農奴，不要說藏人，連我都覺得煩。中共更不能以為，最好是藏人大搞暴力，以便像疆獨那樣列為恐怖分子，受全世界孤立。這只會製造出以色列—巴勒斯坦式的世仇。

　　最後引用○六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Orhan Pamuk（帕慕克）自傳《伊斯坦布爾》的一段話。所講的是土耳其大約一九六○年代西化菁英對社會主流的看法。當時九成五的人信伊斯蘭教，但大都貧窮。菁英遂把不信神當作富裕和現代化的象徵。作者出身於這種家庭。下文將我╱我們改為漢人，他們改為藏人，現代化和西化改為開放改革，或許能夠看出今天漢藏的問題：

我的家人取笑信教的家傭，使我知道他們的善良純潔要付出代價：國家現代化、繁榮、西化的夢想因而更難達到。身為西化、實證派的有產階級，我們有權治理這些半文盲，防止他們太迷信。……政府控制的媒體嘲笑（宗教傳統），學校紀念革命烈士，提醒我們國家屬於我們，而不屬於窮人信眾。他們的虔誠會把我們跟他們一起拖垮。我們對國家的控制權取決於現代化和西化的眼光。（上海：世紀出版，第一七五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