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慣英美日的刑偵/推理、間諜/反恐片。講東江縱隊「三年零八個月」地下工作的《明月幾時有》（圖）太反高潮。給地下黨抗日credit無可厚非。但想用文藝手法來昇華地下活動的殘酷，先要懂戰爭的根本。一個在香港溫室環境成長的文藝導演，硬來講戰爭、淪陷，只想得到輪水、冇米開飯。一講到地下工作，連常識都不夠。
地下工作人員送情報，將大疊抗日傳單放在籘籃裡，隨便用塊布遮住就排隊過關。兩次被華人憲兵翻到，竟獲放行。難道日軍旗下的本地兵也都是游擊隊臥底？李安拍張愛玲同樣講敵後抗日特工的《色戒》至少合理。
間諜片當然可以有文藝feel，但文藝不能喧賓奪主。香港本來就沒有John Le Carre，加上文藝浮淺，又不下苦功鑽研歷史。
片子一開頭用了十幾分鐘，講地下黨將茅盾、沈從文、梁漱溟、鄒韜奮、...等避居日據香港的800名文化界精英偷運回內地，免被日軍脅迫。功不可沒，但也令人想到，中共得國後，這批「國寶」輕則打入冷宮，重則公開批鬥，自始至終待如上賓的絕無僅有（郭沫若好像不在這800人裏）。
我對三年零八個月本來興趣不大。但近年就自己的身世做過些推算，很想多知道。
父母說我生於廣州，我猜是忌諱。按情境推算應生在香港，後來才因爲母親嫁給父親而北遷。
母親應該是30年代末，因爲家鄉福建淪陷而隻身來港，寄住在灣仔親戚家。她說自己入讀現在銅鑼灣的聖保祿。但按歲數，中學或未畢業，香港就已淪陷。其後在中環的日人機構或公司打過工。以月份推算，我孕於44年底，其時日軍大勢已去。
生父的姓名、年齡、在家鄉的出身、來港做什麼、什麼時候爲什麼走佬，我一概不知。只知是母親出於真心承受的，並非戰爭暴行的產物。
看香港歷史書裏當時的照片可知，淪陷前，灣仔有不少日人店鋪。更有人告訴我，講日軍攻佔香港經過的英文書"Hong Kong, 1941-45"說，英軍淪爲日軍階下囚後方知，很多淪陷前爲他們打工的廚師、司機、女僕...，原來是日方的間諜。怪唔得英軍輸到仆。
由此看，灣仔當時的日人店鋪肯定有他們的front。
至於說日人外語差，點會來港做間諜，奧妙可能在於當時日治的台灣。有些台民爲求在升學、做官、升遷上享有近乎日人的優遇，接受「皇民化」，改用日本姓名，全家着和服、講日語、用日本習俗。
最佳的例子是李登輝家族。他一家改姓岩里，自己名政男，兄長參軍在南洋戰死，供奉在東京靖國神社。
但台灣民間慣講福建南部漳州、泉州、廈門的閩南話，與廣東的潮汕話同一語系，與香港的潮州人可稱兄道弟。加上第一代皇民化的台民仍看得懂中文，日軍遂利用這些人到華人社區收集情報。
關於我的生父，家族裏也有人說是台灣人。聽來合理。母親從未講過日語，也無日系喜好。但母親最愛自己的家鄉，因爲小時候家族最有錢，以閩南話和閩北的福州方言爲雙母語，最愛家鄉的食物。
閩南話是她和我生父最可能的交集。
當然，所有這些都是瞎猜，沒有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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