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0503六陰：與羅孚的encounter

   左派出身的報人羅孚(承勳)離世，享壽93。AD抓到了政治話題：《伯樂離世　曾德成未表哀悼》。
   我初出道時，與老總有數面之緣。除了與上司在他招待過港作家的飯局上陪食，還記得他有關我的僅有一句話。但對象是我上司：「你不讓他寫嘛！」
   那應該是75年上半年，上司帶我去軒尼詩道的大公報大樓，大概是帶後生拜碼頭。我們走到羅孚的桌子前。他執筆疾書，沒有起身，只拋出這句話。
   他此前透過與我相熟的大公記者(俱知也已退休，姑隱其名)約我寫稿，但被我上司擋回去，原因沒說。當時我打工的粉紅月刊有一個長達萬言的國際專欄，由大公副老總供稿。羅孚也許覺得，「革命都是互相支援的」，我投桃而你不報李？
   我好在沒有發表的ego，加上文思慢，寫稿只為傳播知識思想，不讓寫也不覺得hurt。當時沒有電腦，全靠手寫，改來改去，寫幾百字可能要抄三遍。
   不怕說，我閱讀主要看內容，不追作者、專欄，沒有偶像。羅孚的文才我沒資格評說，但絕對相信他是好人。後來以「美諜」罪軟禁北京，如果是因為對文革失望，完全正常，但肯定不是想「賣國」。
   我70年代下半葉在左派新聞圈子4年，離開後很少見到舊識。但看一些人的發展，似乎前越左則後越反。
   那年頭出身左派家庭(父母在抗戰內戰期間追隨中共，來港後打左派工，子女讀左校，畢業後遵從分配打左派工)的文人，後來目睹文革之禍，甚至受組織迫害，思想常見180度逆轉，仇共更甚於港人。
   理由很簡單：我們在外看中共只是隔岸觀火，但他們身受其害。毛澤東說，壓迫愈大，反抗愈大。而且，文人感性自我，容易把個人之痛投射成全民的現象、民族缺陷、國運的咒詛。歷史上，莫說中國幾千年帝制，其他地區也不乏巨大的人禍。只不過中國人口特多、中共的控制特嚴，禍害特廣特深。
   左派舊人最反共，還有一個技術原因。左派這一兩代人成長於中共建國頭20年因為韓戰的受封鎖期。中共受封鎖後更反美，越搞越左，自我孤立。港共緊跟中央，左派學生的英文與主流學校差一大截，工作、社交、婚嫁、子女教育限於左派圈子，對世界的了解變成self-perpetuating，缺乏均衡。
    當時電視還不發達，新聞來自報紙。但左派報刊教條，幻滅的左派只好外求，就如今天的大陸人看禁書。時值冷戰、文革，訊息一面倒反共崇美。幻滅者恨透中共，但不知美之不足，缺乏西方的人文基礎，難以歷史角度剖析中美之別，易淪為極右。這與後來89民運的精英一面倒崇美，是同樣的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