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上多天，資訊受限，香港期間唯一的大新聞似乎只是民主黨公佈與中央就政改達成協議的經過。
我此前說，這是2003年七一遊行以來，香港最重要的政治發展。
今後，泛民分為溫和與強硬自不待言。但強硬派又分為柔和剛兩種形式。以社民連為代表的剛派的語言和行為式暴力已用老，但自恃有80後的意識形態和基層的民生怨氣撐腰，希望在最大的程度上分化社會，形成像台灣的深綠陣營，最終逼使建制難以運行。
激進的80後從意識形態出發，缺乏生活、家庭等基本因素的維繫,沒有妥協的誘因。只能先穩住社會上的大多數，等80後隨著年事漸長、家庭負擔、時代過去而復歸於平淡。挑釁建制是他們搶鏡、製造新聞之道，相當於在球場上刻意衝撞，逼對手發火以還牙，最終反被趕出場。對此只能保持冷靜、展示風範，免予人把柄。
經此一役，唐英年如果是特首競選的大贏家，何俊仁則是香港首見大仁大勇的『政客』。香港至今的兩個政治icon，民主之父李柱銘是英式酸秀才，無論思想還是語言與新一代的激進派都南轅北車。雙方唯一的共同點是仇共，不相信任何的接觸，更遑論承諾。上一代與共產黨的交往相信影響了李柱銘對現政權的看法，以致只相信英美的保護。由於中共的往績，這無可厚非。不幸的是，英美在經濟上要靠中國，令李柱銘顯得孤立無援。他對中國的感情大概只限於飲食、氣功等傳統文化，對民族和歷史相信是否定的。
同屬民主icon，司徒華出身基層，無論教育、職業、經濟地位都與殖民地建制相距較遠，1970年代初就投入社運，與建制對立。也許因為這種背景，他對民族的歷史和苦難同情多過痛恨，這可能是他與李柱銘最大的分別。一句話，爭取民主有民族與非民族兩種做法，前者不超出民族國家的範疇，後者則不局限在民族國家的框架內。
但由1980年代初中英談判、八八直選、八九民運到今天，港人爭取民主已即將30年。若以20年為一代，泛民裏已存在著老中青三代人。年齡相當於今天80後祖父的李柱銘與司徒華，已不足以代表孫子一代的情緒和行為方式。非民族的80後可能像挺藏獨的港大辣妹，是華裔的『國際人』，同道是西方人或者以西方語言為母語的華裔。民族的80後則可能像大陸的右派網民，非推翻這個政權不足以救國，同道可能是台灣的深綠、海外的流亡人士。
剛性的強硬派若繼續惡性抗爭，有可能逼走部分柔性者。後者內心也許想藉此來激起市民的怒氣，但本身以專業形象為賣點，最怕被非理性的行為牽連。在傳媒的保護下，柔性派暫時可保持緘默。但惡性抗爭一旦愈演愈烈，總有一天要表態。
何俊仁這次有擔當，面對黨內外空前的壓力，力排眾議，鍥而不捨，堅持原則的同時又能認清現實……. 做到了內地所謂的有理有利有節。在已知的體制下，他雖然當不了特首，但卻展現了香港至今首見的領袖質素。早在三十年多前，我就聽一個與何有親戚之誼的朋友說，何為人正直。現在看來，這句話並非偏私。中央應認真考慮，何今後在香港的管治上應扮演何種角色。
為了香港的長治久安、減少一國兩制予台灣的口實，中央應深入檢討對港的政策。初步看，泛民裏的民族派應獲准參與本港的管治，甚至內地的建設與改革。在本港尚未達成全面的普選前，建制與泛民民族派共治，可以使政府有最大的民意基礎，確保法案通過，減少民怨。雙方的主次可以商榷，而相信民族牌也會承認政治的現實，不會要求『執政』。
若此，第一步可能是對所有泛民議員簽發長期的回鄉證。但同時聲明，若有人因此而北上從事政治活動，將會按內地法律處理，沒收證件後，x年內不會再發。
與此同時，特區政府與中聯辦應與泛民裏的民族派常設溝通機制，話題不受限制。泛民成員作為香港的政治領袖，即使對內地有意見，也有權以公民身份表達，值得內地警醒。反過來，。中聯辦也可以藉此機會，說明令內地一些令港人感到困惑的問題，消除誤解。
趕著外出，暫且寫到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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