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来日本前,我又匆匆翻阅了日本教育家与时评家高桥敷1970年以国外生活作对比的《丑陋的日本人》。书里描写日人厕所脏、乱扔垃圾、在动物园不听指挥喂长颈鹿等等。1990年第一次到日本时就读过。可到了日本才发现,那本书描写的好像不是日本,而是我们国家。
日人的“素质”是如何在短期内提高的?是经济快速发展?还是民主的作用?又或者是全民反思引来了改变?我们也许能從中找到解决自己问题的办法。
高桥当时因为这本书受到日人围攻。但日本的很多陋习却从那时开始得到纠正。台湾85年出版柏杨模仿这本书而写的《丑陋的中国人》,台湾的社会风气也大抵从那时开始好起来。然後是94年韩国的朴泰赫出版《丑陋的韩国人》。
三本“丑陋”依次在亚洲三个民主正在转型、社会风气逐渐好转、民众素质大幅提高的亚洲国家/地区出版,耐人寻味。
记得《丑陋的中国人》提到:中国人无论到哪里,总改不掉恶习。这话有失偏颇,有些本性难移,但大多陋习可随环境与制度而改变。
这次来日的第一站是大阪,第一个感觉是街道真干净。
逛街后同三位大阪的中国女网友/作家吃饭。由于旅途劳顿,有团友饭后不适,在街上被风一吹,当场吐了一地。才来日两年的网友站到呕吐物旁,示意行人绕道。另外两位女士则向两边的商店跑去。
这时接我们的车来了。为了尽快带身体不适的团友回酒店,我们匆匆同三位女士说再见。车子离开时,我看到从旁边商店买来清洁工具的两位女士同网友一起蹲在地上清洁呕吐物。由于“工具”(卫生纸与水等)不顺手,她们看上去几乎是在赤手做清洁。
我生活过的美国、澳洲也顶多是找个标志放那里,提醒行人小心,等清洁工来处理。我这才明白,为什么看不到清洁工的大阪街道会如此干净。
此刻在那里清洗呕吐物的三位女士都很好看很优雅。但车子离开时我匆忙间用手机拍下的这张模糊的照片,是最美的。
用日本历史同中国做比较,无论政治、经济还是文化、技术,日本都无法同中国同期相提并论。即便在对西方与维新、改革的认识上,也比不上中国。
可是,明治维新让日本在短短十几年里进入到近代社会,在所有战争中都打败了中国。而清朝的“戊戌变法”以及各种改革都失败了。
近代中国输给日本,最重要的原因是:清朝有一个强大的“利益集团”阻扰改革!
清朝此前千多年,中国都走在日本前面。钱穆指出,中国从汉朝开始,政制并不落后,例如作为国家象征与精神领袖的皇帝与作为政府首脑的宰相实行分权,科举制选拔全国各地读书人做官,皇权很多时受到限制,朝廷广开言路,甚至鼓励知识分子给皇帝提意见。
可当各国进入近代时,中国人迎来了满族政权,满清几乎是全面反动。汉代以来,政府要职几乎都靠“考试”与“选拔”(官员推荐),对全国读书人开放。但清朝最重要的职位全由满人担任,搞世袭。义和团之后,才对汉人放开一些职位。清朝以前的历代,“皇帝通过知识分子与精英治理国家”,但滿清是“满族利益集团通过皇帝统治汉民族”。
元朝也是由外族统治,但当时世界并没有非要你做出决定的变革。清朝不同,诸国进入近代。如果当时治国的是除元朝外,秦到明的任何一朝,中国很可能在变法图强上做出有如日本的选择。
清朝以前,皇帝只是一个人,顶多一个家族。大臣很少是皇族,而且几乎都是知识分子,还有相当数量是从清贫家庭奋斗出来的(这个现象世界鲜见),不成为固化的“利益集团”。正因此,大多数皇帝都得听从大多数读书人的意见。
明治的“维新”、改革是最高权威(皇帝)与知识分子和精英达成共识时才能启动的。这种改革通过提高国力来巩固皇帝的地位。汉、唐与宋面临这样的生死抉择時,知识分子不但会作出正确的决定,想要强国的皇帝更会作出正确的选择。明治维新这种事一定会发生在中国。除非兵变,没有人能阻止皇帝与精英。
清朝的“戊戌变法”及诸多改革也几乎同时得到“皇上”与知识精英的支持,可却失败了。原因就是在他们之间、国家之上,有一个强大的“利益集团”——满族人。惟一的目的是保住自己的利益,永远对汉人拥有统治权与奴役权。皇帝只是他们的工具,国家强大与否与他们无关。这个集团不管做什么,都不用负最后的责任。他們阻止改革,因为改革惟一损害的就是集团的利益。
今日在奈良,我在想,近代的中国输就输了吧。但“现在”还在我们手里,“未来”由我们创造。中国不能再输,应抓住历史最后给我们的机会完成和平转型,不能让特殊的“利益集团”阻止改革。
2 則留言:
作者明顯誇大了清朝的種族歧視政策。事實上,晚清許多重臣也還是科舉出身。
中國的利益集團一直沒有改變過。國民黨老大、共產黨幹部,也許甚至包括我們所見的民主鬥士,也都是同一個利益集團而換了招牌而已。
如果連黃之鋒也是公民黨員的兒子,而不是毫無背景的普通人,中國問題的根源,究竟該怪「利益集團」阻頭阻勢,還是該怪廣大人民自己對社會抱着「事不關己,己不勞心」的態度?
"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則指,父母不是公民黨黨員,並在Facebook公開向公民黨查詢後,公民黨的回覆信件,證實其父母不是該黨黨員。" from wi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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