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問楊佳有多少?

信報 時事評論 2008 12 15

這幅照片使人聯想到「楊佳」產生的根源。攝影者盧廣，原載北京《文明Civilization》十二月號第一一七頁。相中的兒童在淚光中隱含著怨恨。原文的說明是「河南艾滋（港譯「愛滋」）村的孤兒張夏依把『仇』『忍』『殺』寫在手上，更刻在心裡」。按內文推斷，拍攝日期在零一到零四年之間。

引文：
「有些委屈如果要一輩子背在身上，我寧願犯法。」──楊佳殺警後說

兒子是「真正維護自己尊嚴的人。」──楊佳父親說。

楊家父子以上的「人文」宣示說明，民間積怨太深，模糊了是非黑白的界線。不知道有多少這種定時炸彈的社會有可能失控

正文：

三十年前的這個星期，中共告別文革，進入改革開放時代。此後，經濟呈現人類有史以來規模最大、持續最長的一次高速增長。但理想幻滅、政治滯後，經濟發展蛻變成簡單的發財致富，道德淪喪，貧富失衡，大自然敗壞，社會衝突頻仍。鄧小平開創的粗放發展已走到了盡頭。由黨內外到海內外，紛紛為下一階段該如何走展開角力。胡溫政府在政治上似乎想以小變應萬變。但胡溫的革命導師馬克思告訴我們，中國的政制滯後太多，拖經濟的後腿，鬆綁是時候。

以輿情看，這已成為普遍的共識。以年來的舉措看，當局也默認這個必要性。關鍵是對人民來說，開放的速度是否趕得上積壓了二十年的預期；對中共來說，權力會否失控，動搖黨本。

隨著開放改革的大壽漸近，異見者大力唱輓歌，直接挑戰國體。上周二《世界人權宣言》發表六十周年前夕，內地數百知識份子仿效七十年代的捷克反對派，發表《零八憲章》，要求改行聯邦制，三權分立、直選領導、結社集會和言論自由、開放黨禁報禁、與台對等談判，一句話，政制學美國、加拿大、澳洲。發起人劉曉波被帶走。胡錦濤繼續以生存權和發展權來回應，顯然未找到新的出路。

緊接著，首次有人到外交部門外抗議，認為現在不但不是發言人說的中國「人權最好的時期」，反而是「特權最好的時期」；老牌民運人士任畹町對美國電台說，維權在中國已證實無效，今後的出路在「抗暴」。

在非關對外的議題上反對外交部，在內地前所未聞；改變國體和主張暴力更是瀰天大罪。樂觀地看，異見者借中共做壽之機、金融海嘯激化社會矛盾之時，用激烈的言詞逼當局出重手，希望激起國內外「同仇敵愾」、重振民運熱情。悲觀地看，政改拖得太久，社會矛盾惡化，人們開始失卻耐性。明年是「六四」二十周年、中共建政六十周年，此前的三月十日是達賴出走五十周年（右翼的異見者與台獨、藏獨、疆獨在倒共上目標一致），這些里程碑任何一個都有可能在經濟低迷中引發動盪。希臘就因為政府顢頇、失業高企，左派上周藉著一個少年被警方槍殺，連日用暴力倒政府，看來會得償所願。西歐各國的無政府主義者見獵心喜。

異見者說，胡錦濤親自下令抓劉曉波。但現在異見者也玩spin，不宜盡信。可以相信的是，當局不放人，只會越來越被動。劉曉波這一代人到中年，早已豁了出去，加上有網絡為後盾、有西方從旁保護，百無禁忌。中共除了威嚇，可用的手段越來越少。抓人只會製造「英雄」，拖到美歐施壓才放人，更有損國譽。

小題：

近年看內地新聞，只要帶上jungle law（蠻荒裡弱肉強食）亦即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眼鏡，無論多光怪陸離都不難理解。唯獨民間對楊佳案的反彈，令人擔心這個社會離失控不遠。

案情按理說是黑白分明的。這位二十八歲的北京青年去年十月五日在上海遭到盤查，聲稱在公安局內遭到毆打，事後投訴無果。今年七月一日，他持刀闖入該公安分局，見警員就捅，造成六死四傷，當場被捕。被判死刑，上月二十六日執行。

但因為他專門殺執法者，楊佳成為不堪公權暴虐、「以一人之力對抗強勢公安」的「英雄」。法院宣判當日，門外挺楊的人群高呼「打倒共產黨」。楊佳顯已成為借題反共的符號。

的確，改革開放以來，由公安到「管理隊」，濫權貪腐、包庇不法、手段暴虐的故事罄竹難書。但在楊佳案裡，公安的暴力（楊佳所說的可信是實情）罪不致死。即使官官相護、無法得直，也不能要六個警察和他們的家人來陪葬。我可以相信，以內地審理的粗糙，換了在英美，楊佳有機會以程序為由開脫。但我同樣相信，楊佳如果在英美獲判無罪，民眾肯定大吵，警察工會甚至會抗議。

從文首楊佳和父親的名言可知，這對父子只知有個人，不知有輕重。內地不知道有多少人，所受到的「委屈」百倍於楊佳。人人都要「犯法」才能恢復「自尊」，這符合西方的人文觀嗎？美國的Rodney King是否也要殺幾個警察來回報當眾對他的毒打？

同樣地，我們如果只罵向美國使館扔石頭、砸日本食肆、杯葛法國超市的「愛國」憤青，卻盛讚用殺公安來償暴的無政府憤青，也就無是非可言。把楊佳因為殺六人而被處死譽為「取義成仁」，更落入共產黨改革開放前「兩個凡是」的巢臼。凡是對共產黨有利的，我們就反對；凡是對共產黨有害的，我們就贊成。繼續這樣「成仁」，最後大概就是退回到辛亥革命之前，用「炸彈無罪，暗殺有理」來對付滿清的歲月。這就是所謂「出路在抗暴」？

以人權角度看，楊佳案可質疑的是從反對死刑的西方角度出發，要求改判無期徒刑。但本港媒體大概不便用普通法為楊佳開脫，又不願意說中共判處有理，不約而同地避談（專業反共的雜誌除外），連以法治為賣點的報紙也絕少評論。同樣反映傳媒潛規則的是，一份在北京常駐記者的大報上周三首次報導《零八憲章》後，接著的幾天在網上隻字不提，只剩下專供異見者放料的反共對手跟進。是否受到壓力，繼續報導反對活動就不再獲當局放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