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而立還是三十年河西？

原載《信報》時事評論 <兩地一檢>專欄 2008 12 22

　　為了開放改革三十年後該怎麼走，各方由黨內外鬥到海內外。胡錦濤欲一錘定音，上周借紀念開放改革之便「左右」開弓，既排除左的回頭路，恢復以公有制為主體，亦痛斥照搬西方政制的右派「邪路」，例如本欄上周提到的《零八憲章》。

　　總書記為國人制訂了中長期的美麗藍圖：十三年後也就是中共建黨百年時，全國達到小康；繼而在四十一年後也就是共和國百周年時，達到社會主義現代化。但他除了督促黨員自強，並未說明該怎麼走，顯然還未找到左右之間的第三種政制，而只會見步行步。看來明年三月的兩會也不會有突破。

　　但社會矛盾迅速惡化（《明報》周五引述北京學者說，明年各種潛伏的政治力量將會「走到前台」），國人只怕等不了十三年。借用當年蘇聯反共作家的名言，中共也不一定活得到那天。即使沒有人篡黨亡國，按照過去這三十年的軌跡，四十年後的中國恐怕只會以共產黨之名行黨國資本主義之實，談不上胡總許諾的「民主、文明、和諧」。屆時的「中國共產黨」只是祖上留下的老招牌，沒有人會當真。

　　中共的蛻變在內地是公開的話題。一個學運過來人說，他在內地從商時，看到太多腐敗，後來見人就問：七千萬黨員有沒有百分之五是好的？被問的人包括黨官，起初說應該有吧。但看到友人滿臉狐疑，自己也覺得不可信，說也許沒有。友人追問：那有沒有百分之一？答道：這總有吧！但這回輪到我質疑：百分之一也就是七十萬，分散在全國，肯定被地方上另外的九成九同僚踩扁。

　　友人補了一句：我假設胡錦濤這些頂上的人是好的。言下之意，胡、溫一個頂一百萬。但這就像一個身兼地方人代的下海黨官對香港有線電視說：「黨中央在北京，離我們遠得很！」換言之，中央縱有包青天，但山長水遠，老百姓日常被數以百計的貪官奸商裹脅，只能按後者定下的土規則來生活。說穿了，在地方上想發財、做實事、有影響，哪能不沾鍋？

經濟崩潰帶來政治危機

　　意料之中，中共紀念改革開放，異見者則唱對台。流亡美國的「六四黑手」陳子明等人出版文集，認為目前是《中國改革的末路》（夏菲爾十二月初。我在書店翻過，最有價值的可能是百多頁七八年以來的大事記）。近月適逢金融海嘯，中國出口暴跌，東莞蕭條，民工異動。西方傳媒質疑中國的經濟是否正步日本當年的後塵。美國《新聞週刊》亞洲版的封面大彈中國〈fragile〉，英國《經濟學人》封面則說中國〈vulnerable〉。轉眼間，中國的形象由「新世紀內超越美國的第一強國」回到百年前外強中乾的「天朝」。上周看本報網頁得知，久違了的美國華裔評論家 Gordon G. Chang（章家敦）為右派刊物 The Weekly Standard 撰文回顧中國的改革開放，重申過去七年來未能應驗的 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 論，認為「Economic collapse may soon bring political crisis」，預言中國樹倒猢猻散。

　　如何看待中共涉及個人的家庭、教育、友朋、利益、情仇、宗教、意識形態……，兩極的看法都有本身的理由。以改革開放來說，過去這三十年是人類史上規模最大的經濟「奇蹟」，但也留下了同樣龐大的後遺症。正負相抵，功仍大於過。下一階段的國運當在「三十而立」和「三十年河西」之間，既不是人到三十，如日方中，但也不見得就是「三十年河東」之後，「三十年河西」，粵語所謂「有咁耐風流，有咁耐折墮」。

　　中共在四九年後錯多過對，而且錯的大、對的小。錯的時候禍國殃民；但其中做得最對的改革開放，說穿了只是馬克思說的解放生產力。中國人是地球上生命力最強的民族，也最溫馴服從。中國的經濟成就，國人勤勞自強比改革開放的功勞更大。生產力本來就屬於人民，硬是禁錮了三十年，中共先要罪己才談得上有功。

　　但一口咬定中共除了極權腐敗，別無是處，則過於偏頗。開放市場無疑讓中共將獨攬的權力轉化為金錢以謀私利，但也解放了十三億人的生產力、讓國人得以選擇生活方式。何況在那些認為推翻中共才能救中國的人裏，看不出有誰能順利接過權力，迅速讓國人過回自己的生活，以免觸發全球最大的難民潮。

　　看本港兩大報對改革開放的回顧可以感覺到，積極在北京經營的知識報想走開明建制派的路，在可能的範圍內批評；而一向是內地拒絕來往戶的大右報則繼續反建制，但減少煽情、增加深度和說服力，周四的〈胡溫矛盾突生〉一文就值得注意。只要中央看得開，這兩種態度都有積極的作用。但讀者就要兼看兩報，不能只信一個。

逐漸喪失和平轉型條件

　　批判改革開放的新書，袁劍著的《中國：奇跡的黃昏》（文化藝術出版社零八年九月初版）值得一題。與一般講故事的國情書不同，作者主要談經濟，有數據、有理論、文字不「酸」，有說服力。袁劍生於六零年代，最近上過香港的電視，肯定改革開放，但慨歎其變質，認為農民只好了頭幾年，真正得益的都是「官商」，中國已淪為「官僚資本主義」。

　　作者的文風很內地，聳動、富挑戰性，內地幾乎所有知名的經濟學者都被批。本書主要寫於四年前，但論點整體上仍然有效，甚至因為金融海嘯，所講的危機顯得更迫切。以下是書中的摘錄：　　國運：底層不堪剝奪。國債十七萬億元，隨時可能破產。中國正逐漸喪失和平轉型的條件，胡錦濤時代出現重大轉折的概率相當高。

　　「六四」：物價闖關失敗引發通脹。民眾同情學生，但上街只是想發洩。知識分子錯以為支持激進的改革。六四剝奪了改革的最後一絲理想主義，變成野蠻、原始色彩的經濟衝動。鄧不再具有領袖魅力，政改消失，改革只能在官僚利益最大化下追求經濟增長。

我們難頂 政府難捱

原載 都市日報 香江人語 2008 12 17

比問責制更根本的是，由高官以至整個社會上層仍未能擺脫殖民地遺留的菁英觀，難以適應開放社會對政治領袖的要求。

靠電訊起家的亞視新總裁上任三把火。除了炒人，更要求新聞娛樂化、省人手、講包裝。但諸多改革中，最反映社會心態的是：要近年被譏為「中央十台」(中央電視台有九個頻道。亞視近年內地廣告充斥，節目內容被指「親京」)的亞視改為「砌政府」。

自稱「生意人」的新官是真的相信政府做得不好應該砌，還是純粹想迎合民意以博收視不得而知，但由此可見政府的困境。如果不是看準了砌政府有着數，把傳媒當作純商品的生意人絕對不會與錢作對。如果曾蔭權是奧巴馬，生意人必定會順着民意為政府叫好，直至民意轉軚再隨風擺柳。

最新的港大民調顯示，特首曾蔭權的民望僅僅超過五十分，是他本人自香港回歸以來的新低。記得官員當年為曾蔭權前任辯解時，說五十分也就是有過半市民支持，換了在西方已經不低。但香港相信沒有人認為，特首可以像日本首相那樣，只有兩三成的支持率仍然硬撐下去。只不過，中國人講面子，我們的特首不會引咎辭職。但在壓力下，要不是頭痛欲裂，大概就是胃痛難捱，最後遵照醫囑提早榮休。

曾蔭權最近說來的確運滯，新招一推出就被負面新聞掩蓋，令他難以得分。上述民調公布後，他隨即公布動用千億救市。不料碰上禽流感，而且發生在本港。政府這次雖立即殺雞，但已轉移了對救市的注意。而且，專門「查找不足」的傳媒仍然找到了話題：當局可能為家禽防疫時用錯疫苗，做了虛功。

自己想過，與朋友談過，聽專家講過，但對政府年來一次又一次的失常，仍然似明非明。在公眾場合聽市民議論，最常見的反應是：「呢的官邊值十幾萬唧？」

的確，二三十位年開支合共幾千萬的副局長和局長助理上任後，不覺得施政有所改善。公眾甚至不知道他們做過甚麼。

豁免外傭稅、增加生果金也許在新貴上任前已定案。但泰國包機是突發事件，新貴按理說比公務員擅長政治，正是大派用場的時候。但我們現在才得知，花十幾萬月薪請來的局長助理原來不是部門的政治顧問，而只是部門與外訪局長之間的傳話人。這在私人企業只是秘書的工作，兩三萬元月薪就足以勝任。

包機問題最後還是交由原來的公務員做決策，用公務員按章辦事的習慣去應付市民流落外地的危機，結果搞到一鑊泡。若此，又何須在公務員之上再僱用一批政治問責官？

更諷刺的是，近月因為一再宣布加快基建和調整發展方向而得分的女局長，原來是沒有副局長和局長助理的。這是否說，這些新貴除了必要時站在局長背後以壯聲勢，實際上可有可無？

但比問責制更根本的是，由高官以至整個社會上層仍未能擺脫殖民地遺留的菁英觀，難以適應開放社會對政治領袖的要求。以後有機會再談。

借問楊佳有多少?

信報 時事評論 2008 12 15

這幅照片使人聯想到「楊佳」產生的根源。攝影者盧廣，原載北京《文明Civilization》十二月號第一一七頁。相中的兒童在淚光中隱含著怨恨。原文的說明是「河南艾滋（港譯「愛滋」）村的孤兒張夏依把『仇』『忍』『殺』寫在手上，更刻在心裡」。按內文推斷，拍攝日期在零一到零四年之間。

引文：
「有些委屈如果要一輩子背在身上，我寧願犯法。」──楊佳殺警後說

兒子是「真正維護自己尊嚴的人。」──楊佳父親說。

楊家父子以上的「人文」宣示說明，民間積怨太深，模糊了是非黑白的界線。不知道有多少這種定時炸彈的社會有可能失控

正文：

三十年前的這個星期，中共告別文革，進入改革開放時代。此後，經濟呈現人類有史以來規模最大、持續最長的一次高速增長。但理想幻滅、政治滯後，經濟發展蛻變成簡單的發財致富，道德淪喪，貧富失衡，大自然敗壞，社會衝突頻仍。鄧小平開創的粗放發展已走到了盡頭。由黨內外到海內外，紛紛為下一階段該如何走展開角力。胡溫政府在政治上似乎想以小變應萬變。但胡溫的革命導師馬克思告訴我們，中國的政制滯後太多，拖經濟的後腿，鬆綁是時候。

以輿情看，這已成為普遍的共識。以年來的舉措看，當局也默認這個必要性。關鍵是對人民來說，開放的速度是否趕得上積壓了二十年的預期；對中共來說，權力會否失控，動搖黨本。

隨著開放改革的大壽漸近，異見者大力唱輓歌，直接挑戰國體。上周二《世界人權宣言》發表六十周年前夕，內地數百知識份子仿效七十年代的捷克反對派，發表《零八憲章》，要求改行聯邦制，三權分立、直選領導、結社集會和言論自由、開放黨禁報禁、與台對等談判，一句話，政制學美國、加拿大、澳洲。發起人劉曉波被帶走。胡錦濤繼續以生存權和發展權來回應，顯然未找到新的出路。

緊接著，首次有人到外交部門外抗議，認為現在不但不是發言人說的中國「人權最好的時期」，反而是「特權最好的時期」；老牌民運人士任畹町對美國電台說，維權在中國已證實無效，今後的出路在「抗暴」。

在非關對外的議題上反對外交部，在內地前所未聞；改變國體和主張暴力更是瀰天大罪。樂觀地看，異見者借中共做壽之機、金融海嘯激化社會矛盾之時，用激烈的言詞逼當局出重手，希望激起國內外「同仇敵愾」、重振民運熱情。悲觀地看，政改拖得太久，社會矛盾惡化，人們開始失卻耐性。明年是「六四」二十周年、中共建政六十周年，此前的三月十日是達賴出走五十周年（右翼的異見者與台獨、藏獨、疆獨在倒共上目標一致），這些里程碑任何一個都有可能在經濟低迷中引發動盪。希臘就因為政府顢頇、失業高企，左派上周藉著一個少年被警方槍殺，連日用暴力倒政府，看來會得償所願。西歐各國的無政府主義者見獵心喜。

異見者說，胡錦濤親自下令抓劉曉波。但現在異見者也玩spin，不宜盡信。可以相信的是，當局不放人，只會越來越被動。劉曉波這一代人到中年，早已豁了出去，加上有網絡為後盾、有西方從旁保護，百無禁忌。中共除了威嚇，可用的手段越來越少。抓人只會製造「英雄」，拖到美歐施壓才放人，更有損國譽。

小題：

近年看內地新聞，只要帶上jungle law（蠻荒裡弱肉強食）亦即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眼鏡，無論多光怪陸離都不難理解。唯獨民間對楊佳案的反彈，令人擔心這個社會離失控不遠。

案情按理說是黑白分明的。這位二十八歲的北京青年去年十月五日在上海遭到盤查，聲稱在公安局內遭到毆打，事後投訴無果。今年七月一日，他持刀闖入該公安分局，見警員就捅，造成六死四傷，當場被捕。被判死刑，上月二十六日執行。

但因為他專門殺執法者，楊佳成為不堪公權暴虐、「以一人之力對抗強勢公安」的「英雄」。法院宣判當日，門外挺楊的人群高呼「打倒共產黨」。楊佳顯已成為借題反共的符號。

的確，改革開放以來，由公安到「管理隊」，濫權貪腐、包庇不法、手段暴虐的故事罄竹難書。但在楊佳案裡，公安的暴力（楊佳所說的可信是實情）罪不致死。即使官官相護、無法得直，也不能要六個警察和他們的家人來陪葬。我可以相信，以內地審理的粗糙，換了在英美，楊佳有機會以程序為由開脫。但我同樣相信，楊佳如果在英美獲判無罪，民眾肯定大吵，警察工會甚至會抗議。

從文首楊佳和父親的名言可知，這對父子只知有個人，不知有輕重。內地不知道有多少人，所受到的「委屈」百倍於楊佳。人人都要「犯法」才能恢復「自尊」，這符合西方的人文觀嗎？美國的Rodney King是否也要殺幾個警察來回報當眾對他的毒打？

同樣地，我們如果只罵向美國使館扔石頭、砸日本食肆、杯葛法國超市的「愛國」憤青，卻盛讚用殺公安來償暴的無政府憤青，也就無是非可言。把楊佳因為殺六人而被處死譽為「取義成仁」，更落入共產黨改革開放前「兩個凡是」的巢臼。凡是對共產黨有利的，我們就反對；凡是對共產黨有害的，我們就贊成。繼續這樣「成仁」，最後大概就是退回到辛亥革命之前，用「炸彈無罪，暗殺有理」來對付滿清的歲月。這就是所謂「出路在抗暴」？

以人權角度看，楊佳案可質疑的是從反對死刑的西方角度出發，要求改判無期徒刑。但本港媒體大概不便用普通法為楊佳開脫，又不願意說中共判處有理，不約而同地避談（專業反共的雜誌除外），連以法治為賣點的報紙也絕少評論。同樣反映傳媒潛規則的是，一份在北京常駐記者的大報上周三首次報導《零八憲章》後，接著的幾天在網上隻字不提，只剩下專供異見者放料的反共對手跟進。是否受到壓力，繼續報導反對活動就不再獲當局放料？

的士發惡

原載 都市日報 香江人語 2008 12 10 星期三

港九和新界都是香港大都會的成員，目前的劃分純屬歷史遺留的問題。這兩個地區在現實中沒有必要畫地為牢、分而治之。

上周曼谷機場連日被示威者佔據，數以 萬計的旅客滯留。但我們只知道上千名港人流落他鄉，卻很少想到，因此而無法外出的本地人何只十倍。我就有一個定居泰國的同窗，上周來港出席同學聚會，晚了將近兩天才到。

更巧的是，她好不容易在曼谷軍用機場擠上飛機，抵達赤鱲角後，我們的機場又仿效曼谷，上演堵塞交通的抗議。幸虧她在傍晚抵港，綠的還未開始封路，否則也就啼笑皆非：好不容易才擺脫了曼谷的機場，卻又被困在香港機場，兩頭唔到岸。

最近的士行業很勞氣，施壓的手段日益升級，大家都怕了他們。有一天下班時分，我在金鐘等了大半個鐘頭才有巴士，站上足足有五六十人。有人鼓譟，一個白人更踢巴士以洩憤。原來的士在政府總部旁的花園道慢駛請願，連帶中環的巴士都塞在路上。

我只碰過這一次。但看新聞，慢駛阻塞交通已成為的士抗議的絕招。但升級到堵塞機場，用遊客來要脅，不用說是向泰國學來的。有人更揚言堵塞最繁忙的紅隧。如果在日間進行，市區交通必大亂，從而逼爆地鐵。

的士行業存在着太多市場分層，定價的確很複雜。車主支持短加，因為按起表價來定車租。司機則相反，一來不想被加租，二來怕更少乘客。加上八折黨來搞局，此外不排除有地下勢力插手。

但定價問題可以講數，真正死沽沽的是為的士劃分地盤，規定市區收費要貴過新界。這本來有道理。早期，新界被視為鄉郊，面積大，的士里程長，居民收入較低。但幾十年後的新界早已不是鄉下，有一半人口住在這裏，包括不少中產家庭。加上新區不斷發展，樓房愈來愈密，即使點與點的距離也在收窄。

直覺上，最終恐怕要取消目前的「一市兩價」，讓的士自由載客往來市區和新界，才能治本。到時的士在定價上仍然會有爭拗，但不會有不同地盤的衝突。這可能是十年八年的計劃，但現在就要開始做準備。港九和新界都是香港大都會的成員，目前的劃分純屬歷史遺留的問題。這兩個地區在現實中沒有必要畫地為牢、分而治之。紐約、倫敦、東京有為的士劃分成東西或南北兩個地盤嗎？只有撤除港九與新界之間非必要的區界，讓兩地充分融合，我們才可以希望，長遠來說，與深圳和東莞在經濟上一體化以增強競爭力。

當然，撤除市區和新界的士的區分之前，先決條件是：拓展來往九龍和新界的隧道，同時在隧道設立出入車輛的電子感應系統，以控制經隧道進入九龍的車輛數目，特別是的士。港九道路狹窄，太多的士由新界進入九龍等客，不但增加擠塞，更會忽略新界居民的需要。

府將不府？

原載《信報》2008年12月8日〈兩地一檢〉專欄

　　曾蔭權政府近月幾乎天天有「負聞」，長此以往，最終只怕會變成「訃聞」。唯一的好消息是加快基建創造就業，但在傳媒上維持不到兩天。還要出多少事才能捱到二○一二年？

　　最新的兩宗是：獲特首委派監督選舉的資深法官先後兩次推翻自己的判決，被首席大法官訓斥，當局量才的能力再度成為話題；資深記者出身的副局長被指忽視上周的士堵塞機場的威脅，反而與通風報訊的議員爭拗說：「你威脅我呀？」傳媒專家是否真的善於政治也成了疑問。

　　期間內最危險的訊號是，開始有人懷念被自己踢走的董建華，懷疑小曾會否重蹈其覆轍。若此，上周老董罕有地見報，值得一提。

　　正當輿論狠批政府包機顢頇、拖到的士發動曼谷式抗議才趕忙處理加價申請，沉寂了將近四年的老董忽然高調。《文匯報》上周五用網頁第四條來刊登政協副主席的演講也許是例行公事，但同日本報、《明報》等也做了報道。

退休高官瓜田納履

　　老董下台後，本來循例不問港事，偶爾露面，也只是握手揮手。但上周在愛國商界紀念內地開放改革三十周年的餐會上，以國家領導人的語氣，力促港人創造新優勢。內容並無新意，但正當曾蔭權〈施政頻生狀況　管治亮起紅燈〉（本報周五社論），由前特首來講述治港理念，顯得敏感。何況當今特首就在台下，恍惚被請來聽訓。不只此，同台演講的另一位富豪直指香港已淪為「吃老本和伸手問阿爺攞嘢的『二世祖』」（《明報》）；主持人介紹講者時，錯口稱呼老董為「特首」。不用說，有人會猜是借題發揮、就曾的前途試探民意。

　　政府近月的失誤完全失卻常理。ＡＯ照理是百中挑一的菁英，升到頂的更是人中龍。怎會有人明知道自己退休前被指硬益某地產商，退休後仍然瓜田李下，接受該地產商的高職？

　　又怎會有人想不到豁免外傭稅的生效日期定得太近，只會迫僱主做小人。原意是為民紓困，結果促使僱主和外傭解完約後再定新約，又要安排過渡期間對僱主的服務和外傭的居停，煩死僱主，整死僱員。

　　同樣費解的是，又怎會有人像古時買菜那樣與公眾講價，由豁免一年加到兩年，再加到五年。這不但是鼓勵市民在公共事務上開天殺價，更將豁免期屆滿後是否延續的難題丟給下任特首。

　　至於增加生果金的同時加入資產審查，原意是防止濫用。但將大批按目前安排即將可領取生果金的準長者排除在外，也就觸動他們的自尊。「嬰兒潮」的中產人士可信大都不會申領，但如果在法律上輪到他們就終止，好像說他們老來就不值得尊敬。既有的利益被減省，由自己喜歡的人來施加，人們會諒解，反之會抗拒。

　　打個比方，奧巴馬這樣做，準長者會覺得有理；布殊這樣做，準長者會覺得受針對。曾蔭權顯然不是奧巴馬。

官員集體「晒馬」？

　　同樣費解的是，就派包機接載滯留曼谷的居民回家，為何澳門做得到，人口十四倍、旅客人數肯定更多的香港反而不行；又為何有滯泰港人因為趕飛機而不幸在車禍中喪生後，一切就迎刃而解，兩天內連包四班。只不過滯泰港人沒想到港府轉這樣快，來不及趕到包機升降的機場，九百個座位只接回了兩百人。

　　包機在曼谷附近的升降，為何不可以請中央代為出面協商？甚至退一步，當地即使容納不了那許多包機，可否向內地或澳門的包機「買位」，先將港人接回國，再由港府向國泰或港龍買位接回來？

　　隨內情陸續披露，原來主管的保安局長外訪，無法親自處理；局內沒有副手代理；依法兼顧保安的政制局長無意署理；局長助理則無權助理；級別更高的政務司長又不知道怎樣統理；結果由所有官員「集體決定」，愛理不理；最後由政治問責官推給下面的公務員辦理。公僕於是拿出慣用的程序、效益等理性準則來打理，發覺很容易處理：滯留者的生命並未受到威脅，派包機困難大而效益小，由航空公司按供求來分配機位更有效。結論是：請滯留者稍安毋躁，明天會更好。

　　問題是數以百計的港人流落他鄉，即使生活無礙，但令家人牽掛，也已構成政府形象的危機。箇中的政治後果無法以經濟效益來衡量。以澳門的人口，我懷疑是否有必要派包機。但在非常時期，這是施政精神的體現，何厚鏵顯然識做。

　　事件暴露了曾式政制的疏漏。司長統籌多個政策局、局長彼此兼任的制度有名無實；保安局不設副局長造成漏洞；局長助理名為政治顧問，其實只是傳話人。最後所有官員以「集體負責」來交差，恍惚黑社會對警方晒馬：「唔啱拉晒我地呀！」

不見棺材不流淚

　　至於的士加價的難題，涉及車行與司機、「一市兩價」、正價與八折黨三大利害關係，合共有八種派別，最終恐怕要市區「紅的」和新界「綠的」合而為一才容易解決。就目前來說，「短加長減」符合「多買較抵」的市場慣例，對大多數司機和車行有利，必須堅持。對付主要的阻力八折黨及其背後的勢力，只能團結多數、孤立少數、峻法伺候。

　　但上周搞到機場癱瘓則是莫須有。紅的短加長減後，在 Excel 檔案裏一按就得知，不同里程的收費與綠的相比誰更數。當局怎麼會高調宣傳紅的長途收費更抵，落綠的面子？化解紅綠矛盾的原則很清楚：讓紅綠同步加價，同時確保收費繼續紅高於綠。成為國際新聞後才急忙處理綠的加價，即使解決了問題，也已留下「不見棺材不流淚」的惡名。

　　最後祝劉翔早日康復，祝辛普遜牢獄生涯愉快。

互動消除歧視

都市日報 香江人語 2008 12 03 星期三

這都是社會的進步。歧視不能單靠立法，即使真的受歧視，也要自強。只有自己站起來，才能消除社會的偏見。

我坐在快餐店裏。有女子從門外走進來，指指我身旁的地下。我還未弄清楚她問甚麼，鄰桌的男子就對女子擺擺手，代我回答了。原來，她剛才坐我這張桌子，留下了東西。鄰桌比我早來，主動作證，表示我坐下之前，座位旁邊並沒有他人的物件。

女子走後，中年男子說，他妻子也曾在餐廳失落手袋。報警後，翌日在附近的垃圾桶找到，只少了現金。以他的觀察，紐約的警察最差，倫敦的有禮貌，但講效率，還是香港第一。再講下去才知道，他是退休警官。

故事很平常，不平常的是這位熱心人貌似(我按美國習慣，除非對方自己說，否則不問別人的出身)印度裔，主要講英文，但間中插一句粵語。他讚同袍或理所當然，但也為香港而自豪，表示會以此為家。

香港能講粵語的印度人不多。不用說，原因是中文在香港長期是平民的語言，精通英文才能多賺錢、有地位。華人都重英輕中，其他族裔又為甚麼要學，何況是曾受英國統治的南亞裔？回歸11年，中國雖然國力日盛、西方的下一代湧往學中文，但150年殖民統治的習慣仍居於主導。

但西方人位居中上層，有下屬代為翻譯，不懂中文沒有問題。南亞裔大都出身基層，不諳粵語的話，學業和就業大受限制。沒有多少公校和基層的職業能夠完全不用粵語。

以常理看，南亞裔發展機會少，主要的原因，香港九成以上是華人，社會上日常以粵語為主，加上南亞裔地位偏低，以致社會資源按比例朝經濟主體傾斜。出於種族歧視的絕對是少數。何況即使消除歧視，也有一個進化的過程。

美國對外來人士最開放。但你能對美國政府說，我非要用中文上學不可嗎？的確，在美國不懂英文也可以生活，但只能做粗工或走偏門。而且，子女長大後與你無話可說，因為雞同鴨講。你能說子女歧視你嗎？美國以往入籍考試只能用英文。近年開始讓拉美裔和華裔用本國語文應考。原因是這些族裔的人口已上升到某種臨界點。但即使如此，你能說，不懂英文不准在美國開車是歧視嗎？如果所有路牌都附帶西班牙文、中文……眼花繚亂，會否製造更多車禍？

《種族歧視條例》明年生效。但說到底，使南亞裔居民獲得更多的機會是互動的過程。社會應該透過制度和教育，減少對非我族裔的排斥。南亞裔則需要認識到香港以至世界的變化，單靠英文已行不通。如果打算在港生活，又拒絕學本地的語言，即使從他們的利益出發也不切實際。難道今後只出沒中環、尖沙嘴，與西方人來往？

繼翡翠台出現印度裔藝員後，最近now新聞台也有貌似印度裔的粵語女記者，同時有少數族裔青年上電台用粵語介紹母國文化。這都是社會的進步。歧視不能單靠立法，即使真的受歧視，也要自強。只有自己站起來，才能消除社會的偏見。

聖誕書談

信報 時事評論 2008 12 01 星期一





　　金融海嘯深化，救市不斷升級。來日方長，今天放下時事改為講書。

　 George Soros的《索羅斯帶你走出金融危機》　台北聯經○八年八月；英文原版 The New Paradigm for Financial Markets: The Credit Crisis of 2008 and What It Means，美國Public Affairs○八年五月。

　　此書很應節，但原版太貴，我等到出中譯文才看。次按危機爆發前，這位國際炒家就預言，這是「三十年代以來最嚴重的金融危機」，「貨幣當局（指聯儲局）不太可能應付」。但預告危機難，解決更難。索羅斯雖力主救市和根據新的paradigm（台灣譯作典範，大陸譯作範式）重建金融秩序，但這次連美國都無法自救，繁體版的書名誇張失實。

　　但索羅斯除了是金融大鱷，也是政治活動家，而且在金融和政治上都有一套理論。經濟上，他畢業於左翼的倫敦經濟學院，反對美國的自由市場學說，認為並非人人都掌握全部的市場資訊，完全競爭的假設並不成立。

　　政治上，他成長於納粹時期的匈牙利，用計謀逃過了大屠殺，繼承了東歐猶太人反專制和反斯拉夫主義的傳統，發迹後出錢出力幫東歐擺脫蘇聯。他在思想上師從現代的猶太裔哲學家Karl Popper，政治觀點見於○一年的著作《開放社會》（Open Society）。蘇聯解體後，繼續對抗俄羅斯的威權。

　　索羅斯的投資反射論有點像物理學的牛頓第三定律。用常話說，資產相對於一般商品，數量不容易增減，故不論買還是賣，價格一旦形成強烈的走勢，人人都擔心他人的得就是自己的失。在羊群心理驅使下，爭相跟隨大勢，將價格推到市場無法承受的程度。結論是：只有用公權力急煞車，才能避免車毀人亡。直覺上，金融市場失控源於人的貪念和隨眾的本性，會不斷重犯，經驗教訓並不管用。

危言聳聽難以置信

　　宋鴻兵的《貨幣戰爭》　簡體原版：北京中信○七年六月；繁體版：台北遠流，○八年。

　　本欄說過，這是憤青經典《中國可以說不》的新世紀金融版。作者擔心中國開放金融市場後，人民幣的發行權最終會操諸美國銀行家之手，故敬告中央準備打貨幣戰。學者嗤之以鼻，但作者會講故事，大眾趨之若鶩。英美的中央銀行其實是私產、美國總統遭暗殺是因為想從私人手裏收回美元的發行權……等陰謀論表面上都有出處。最難置信的只是：歐美猶太裔銀行家族Rothschild的財富高達五十萬億美元。

　　但真正使作者成為英雄的是美國的金融爛污。十三億人辛辛苦苦對美出口，但美國開動印鈔機來埋單，蠶食中國持有的美國國庫券，令反美的陰謀論疑幻疑真。金融海嘯爆發後，內地人普遍要求分散外滙儲備，作者更鼓吹國際貨幣恢復金本位。月前內地高調公布發現大金礦顯然與此有關。

　　香港《文匯報》日前說，作者繼成功預測美國「兩房」災難和金融海嘯後，現在預言明年四至九月更大鑊，對沖基金和保險公司將陸續爆煲，大型商業銀行亦難倖免。此書應戴着「有色眼鏡」去讀。若有人「妖言惑眾」，希望有識之士能用常人的語言逐一批駁，否則難怪讀者輕信。

有民主無饑荒？

　　Amartya Sen的《慣於爭鳴的印度人》（The Argumentative Indian）　英文原版：Farrar, Straus and Giroux，○五年；簡體版：上海三聯，○七年。作者是九八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Amartya Sen，但名過於實。三百頁的書幾句話講完：印度的民主基礎牢固，因為自古人民愛思考、百家爭鳴、和平共存。中國也有過這種好日子，可惜一到漢朝就獨尊儒術。但印度現在也出問題。印度教作為社會主流，有人排斥其他宗教，特別是伊斯蘭，不惜殺人放火，對方也以牙還牙。作者奉勸國人堅持傳統，和而不同。但囉嗦迂腐，缺乏感染力。

　　同時身為政治哲學家，作者一項著名的研究顯得相當政治化：「從來沒有一個獨立民主而又保障新聞自由的國家發生過真正的饑荒。」說白了，我們所見的饑荒都並非因為缺糧，而是掌權者隱瞞災情，白白餓死人。因此有民主就冇饑荒。誠然，就一九五八到六○年間餓死幾千萬人，中共用「三年自然災害」來掩飾本身在糧產上「假大空」的罪過。但要說非洲的饑荒純粹因為獨裁和戰亂，不存在生產力或自然條件的因素，難以置信。冇民主自由「可以」導致饑荒絕對成立，但有民主自由就「一定」冇饑荒，似乎太理想。

　　Sen敘事重複、文字累贅，遠不如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Paul Krugman（克魯曼）善言。大陸雖然慣於教條地逐字翻譯，不及台灣譯文易讀，但若非原文繁瑣，簡體版應不致無中生有。但講文字很花篇幅，不贅。

　　就簡體版序言看，內地翻譯此書是洋為中用，借西方大師來鼓勵國人容忍異見。

　　　Stanley S.K. Kwan 的 The Dragon and the Crown - Hong Kong Memoirs　Hong Kong U. Press ○九年。此書是友人Nicole Kwan（關慧中）為她叔叔 Stanley S.K. Kwan（關士光）執筆的自傳，但我並不認識後者。

　　本書很好讀，因為是個人的傳奇。傳記主人生於二五年，生母與鄧肇堅同父異母，在英皇書院（King's）的學業因香港淪陷而中斷，於是北上抗日，被國軍派去為美軍當翻譯。戰後返港，先在美國領事館當翻譯，後轉往恒生銀行研究部，先後創設恒生股市指數和恒生消費物價指數。《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前一年，因為心臟問題而提前退休，翌年移居加拿大。

　　此書我主要看兩點。一是在內地戰時和文革時期成長的兩代香港菁英如何看待國運。傳記主人因為對香港的貢獻，獲港督尤德頒發ＭＢＥ，但幾兄弟早期左傾。中共建政後，有兄弟北上參加建設。其後看到內地親友的遭遇才開始心淡，但仍關心國運。文革後被統戰，應邀赴京參觀。開放改革後亦曾回內地探親。

　　我有興趣的第二點是恒生銀行早期發展。最有趣的是傳記主人六二年底去見工，與利國偉的一問一答。緊接着就是六五年的銀行擠提。此書以學術形式出版，相信要待出中文版後，才會廣泛流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