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抗疫模式獨步全球，無人能夠倣效，甚至可能無人敢倣效。因為，沒有哪個社會敢承擔長期清零的代價。縱使無人染疫、疫歿，政府也擔心持續封關、閉市下，民生凋敝，抗疫疲勞，有人藉故造反。再說，也沒有幾個國家有那許多錢來經年累月地抗疫、補助困厄的民眾和商戶。
但中國做得到：1.14億人統一意志，相信領導，接受清零；2.富甲天下，而且因為相信領導，政府有權支配國富，沒有人說三道四。
從西方思維出發，會質疑中式抗疫的成本效益和政治代價。這相信就是本港一位商界領袖的困惑。
其實，回想起毛澤東打游擊時的名著《矛盾論》，中方今天的抗疫思維或並非那樣難明。
毛認為，一個社會任何時候都存在著多種矛盾（~problems）。但矛盾有大小，要找出其中「主要」也就是最大的，先全力解決之，期間要擱下較小的矛盾。
解決了最大/主要的矛盾後，第二大的矛盾就會上升為新的最大/主要矛盾，到時再來解決。如此逐一解決，社會就會進步。
換言之，1.要分清各種矛盾的大小，排序不能錯。如果把次要的矛盾當作主要的，其後的所作所為就都是錯的，革命就會失敗；2.任何時間要集中力量解決主要（第一大）的。想同時解決主要和次要的矛盾也會失敗。
以今天香港為例，你可以猜：本土社運搞起來後，以中央看，香港的主要矛盾是國安，因此，引入國安法、設立國安辦、偵辦判處，接著在各行各業貫徹國安，更長遠的是從教育著手，確保以後各代在國族問題上與內地看法一致。
至於香港內部的問題，現階段的主要矛盾相信是「房屋」，要全力攻堅，在最短的時間內化解這個民怨。人人有屋住，也就會感激國家和領導人，不再緬懷殖民地總督麥理浩的英式社會主義。
但在任何時期，為了集中力量解決主要矛盾，所造成的一個後果是：矯枉過正。毛甚至講明：矯枉「必須」過正。
打個比方，開車赴重要的約會，遲了出發，在高速公路上趕路時，有些彎位難免會超出雙線。嚴格來說，有違交通規則。
毛為了最快最有力地解決主要矛盾，慣用政治運動的方式。因為，他個人的威望壓倒一切，只要振臂一呼，全民就奮起進行，無須經民眾、各級政府醞釀、考量，各種勢力左右，被議程、法規、時間、…延宕。
但也正因此，毛發起的政治運動別無力量牽制，不受約束，不惜工本。有效果，但副作用可能很大。總所周知，任何涉及大群人的集體行為，初心再好，隨著群眾情緒的發展，難免超出原先的理想，偏離良好的意願。最極端的例如法國大革命，甚至可化作政治暴行。文革就經常被外界戴上這種帽子。
因此，「過正」是內地推動社會改革常見的問題。
說回抗疫，可以想象，根據《矛盾論》，內地現階段以疫情為主要矛盾，集全國之力以消滅之。但殺毒必須過正，不惜工本，也難免帶來些副作用。
原則上，思維正常的人都同意清零。但這個原則是定性的。問題在落實時涉及的資源和代價，這是定量的問題。每個社會能夠為此付出的代價，視乎社會成員的承受力。每個社會都不同。中國所能夠付出的代價，可以說沒有社會能夠仿效。
更不幸的是，沒有人想到，這次疫情會拖將近3年。如果疫情1年就被打退，中國會成為人類的榜樣：證實抗疫要集體化、強制才行。不料疫情不斷反覆，壓下又上來，3年後，全世界都疲了，只好認命，西方謂之「共存」，中國不屑地譏之為「躺平」。
我猜，歐美並非不想滅殺病毒，但鬥了將近3年後，發覺不可持續。而且就科學上看，病毒變異的方向是適應人體的環境：一方面變得更容易入侵人體，與此同時減輕殺傷力，從而得以在更多的人體內寄生繁殖。病毒並非好心，而是為了本身的利益：要繁衍更多的後代，生生不息。
但這對於集體強制性的抗疫模式不利。病毒由於越來越容易傳開，集體強制涉及的人數越來越大，對社會、經濟的影響如幾何級數般上升。
但由於病毒的殺傷力減弱，對一般染疫者的健康影響不大，逐漸沒有人當真，只覺得強制式抗疫殺雞用牛刀。
若此，隔絕十萬計的居民一周十天，不如1.強制大家打針，2.家家戶戶派發有效的染疫治療藥物，3.制定社會機制，對染疫人口提供必要的就業、學業協助。
內地似已開始就從抗疫過正做點調整，由單拳（封控、檢測）出擊，改為雙拳並舉，左右開弓。抗疫仍然主導，但邊抗邊為民生鬆綁，讓人民調適家計和心理。
這是好的發展。香港的抗疫若以內地思維出發，或者可以參考。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