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227日暖：卡達菲成為民主的最佳註腳

利比亞相信是從負面角度爭取民主的最佳理由。用美國保守派學者Francis Fukuyama的話說，“Democracy's strengths are often most evident in times of adversity.”（見一月十七日在英國《金融時報》發表的〈US democracy has little to teach China〉）。內地外流作家「林達」（一對夫婦共用的筆名）的說法則是：《總統是靠不住的》。

對中國人來說，最佳的例子當然是毛澤東。頭三十年也許「解放」了中國；但後三十年個人所造成的禍患，至少對受害者來說，遠遠超過頭三十年的「功勞」。要他們在毛澤東和列強統治之間擇一，我猜大都寧選後者。七十年代中期我剛入行做新聞時，就聽在內地呆過的外人說，有人看到英人治港有成，概歎中國當年爲什麽不被列強瓜分，如果全國都變成租界，發展肯定好過反右、饑荒、文革。今天雖然很少人會這樣說，但只要不公不義觸目皆是，就必定有人會這樣想。

當年看西方把烏干達強人Idi Amin這類發展中國家的「魅力」領袖描繪為「狂人」，懷疑是因為這些人極端反美，故被誇大抹黑。現在看卡達菲如何漠視客觀事實，用戰機去炸人、近乎歇斯底裡的號召，只能說希特勒死後六十六年後的今天，政治瘋子仍然存在，今後可能也偶然會重現。我們在港慣見的社會秩序和效率，在發展中國家絕無僅有。法治就更不用說。同樣具諷刺的是，在中國只要避開烏煙瘴氣的角落，相對來說竟又是「天堂」了！

現在看來，阿拉伯社會至少有六大變數：1.遊牧民族的部族傳統（在中國最接近的是蒙古部族），2.伊斯蘭教多數派「遜尼」與少數派「什葉」的千年矛盾，3.伊斯蘭教與西方的分歧（由阿拉伯人以武力征服中東和北非、隨後歐洲十字軍多次東征以收復聖城至今的千年爭鬥），4.軍人受尊崇的傳統（前宗主英法的上層男子必須入讀軍校以訓練品格），5.外力統治的遺產（精英受宗主國教育，西化、世俗，不真正信奉伊斯蘭），6.是否有石油等天然資源（令阿拉伯世界分為一貧一富兩個陣營）。這並非推翻個別獨裁者可以改變的。脫胎換骨恐怕一百年都不夠。

昨晚翻開借來的《胡錦濤夕陽之戰》，想儘快看完歸還。這類「國情書」是內地政治的產物。註冊地址有時寫香港，有時寫美加，但大都只是郵箱，不留街道門牌。但總體上是在港印刷發行，利用香港的自由來講內地不能講的話，兼且牟利。讀者通常也是內地人，只求突破封鎖、滿足好奇、獲得談資、迎合個人的定見，不太計較內容是否可信。夾帶回內地成了這種書主要的出路。

在內地封閉的時期，國情書確實是創作的，有內幕，有觀點，起過很大的作用。但內地相對開放，特別是網絡普及後，往往只是翻炒網上資料，湊夠數字就印，不提資料出處，沒有觀點，內容甚至前後矛盾。

本書其爛無比。作者筆名沒聽過。說是「編著」，但翻它十頁八頁就覺得，不但看不出「著」，連「編」都極其懶惰。把所找到的資料統統填進去，懶得篩選。100頁可以講完、而且講得更清晰的話，由於資料和結論一再重複，搞成512頁，唯一的「效益」是多賣錢。

我只翻了大約150頁，不想再花時間。就頭這150頁，總的來說不外一句話：胡錦濤無能。此人由於無能、無知、無志、無勇....，早在2007年中共十七大上，就已淪為跛腳鴨。理由是：胡本來想在十七大把自己團派的李克强捧成接班人，不料被曾慶紅和江澤民聯手，把王儲的大位給了太子黨習近平。自此，胡在九名政治局常委裡只有他和李克强兩票，無所作為。

是耶非耶，我當然不知道。但以常理看，胡若打一開頭就一無是處，怎會爬到至少是省書記的高位？而看全書脈絡和資料來源看，編者大概是恨鐵不成鋼。由於團派相對沒有太子黨那樣腐敗，編者寄望胡安排團派接班，深化改革，引入政改。怎知好好的一盤棋被這個窩囊廢搞砸，於是把所有的恨都發洩胡身上。

胡沒有魅力是事實。但有他人在場時，他在任何情形下都神態不變，講話速度和聲調絕對平穩，幾乎從未食螺絲，這本身就已經是領袖的特質。你可以討厭這種領袖，而喜歡奧巴馬，但不能說這是無能。剛好相反，喜怒不形於色本身就是萬中無一的「特異功能」。試問有幾個人做得到？

罵胡錦濤很容易，但是否解決得了中南海的問題又是另一回事。

繼不久前破例接見上訪者，溫家寶今天照例在兩會之前，透過新華社與網民交流。一如所料，除了一兩句貪腐。其餘只談民生，包括通脹、樓價、就業、民工子弟上學......。還有一年就退休，能控制住通脹就算有所交代。劉曉波、茉莉花等最敏感的問題，且看這次兩會後的記者會如何封殺境外提問。

李澤楷和梁洛施分手今天理所當然地佔領了所有港報的頭條（左派除外）。市民今後幾天忙於八卦，間接舒緩了財政司和預算案的壓力。

這項分手看似安排很得體，但長遠的變化難料。首先是李嘉誠三個男孫都出自與家族事業關係較疏、行為上不像長子那樣嚴密的次子，他日長次子繼承千億家産的比重是一個難題。加上男孫的母親並非家族成員，萬一次子再娶、再生，非婚生與婚生的比重也很微妙。

次之，若真的像《東方》頭條〈3B撫養權30億〉說，李家以10億換一個繼承人，對李家來說，便宜到難以想像。但交易過分偏向一方，反而容易變卦。何況三個孫子都在美加出生，依法得享公民權。美加對男女平等的要求較香港高，梁若對與李家的這段關係提出其他要求，以美加角度來說完全有理。這些問題雙方當然早已料到，但正如沒有人料到李與梁兩年生三個，緊接著就分手，今後幾十年，誰能未卜先知？

豪門家產多，家族也繁衍，個中恩怨非常人所能理解。但除非仇富，否則從龔如心爭產、賭王四房爭產、李嘉誠繼承、李兆基兒子借肚產子......等連串事件可知，真的太有錢，想管好家裡也不容易。對於這一級的家族，齊家真的比得上治國，很多國家都沒有一千億。

賭王年少風流，享齊人之福，枝葉繁衍，現在要付出代價。即使行動不便，歲月無多，仍然要在四頭家之家奔波，肯定不好受。表面上，四房平分家産合理。但當事人恐怕會把對家族的「貢獻」算在裏面，這就說不清。

至於陳振聰爭龔如心家産案，我與涉事各方十劃扯不上一撇。但純就新聞看，如果他手持的「遺囑」是偽造的，敢這樣張狂，主動控告嗎？我也許不懂法律，但他展示與龔如心的錄影，不是試圖證明他與死者的關係，企圖說明遺囑有可能嗎？爲什麽法庭說與案情無關，不讓播放呢？

我對風水師傅沒有好感，但總覺得案子的處理不太正常。（完）

110217陰：且看巴塞下次夠運否

一年難得一次，半夜四點起床看球，給了歐聯十六強首戰的阿仙奴對巴塞隆拿(Barcelona)。

運氣很好，醒來打開電視已開賽了二十幾分鐘，但剛坐下就迎來第一個入球。為巴塞建功的西班牙箭頭Villa（港按英文讀法譯作韋拿。但其實西班牙文的v發音類似英文的b，因此內地譯作比利亞。內地有外交的需要，在這方面嚴謹很多。我們從來只管做生意，獨沽一味普世語言的英文)勝在出腳快、有凖繩，但隊友美斯(Messi)快步短傳突破對方後防功勞更大。

美斯可說是足球的Hello Kitty，很小很Q，但有巨大的軟殺傷力。

由於對西甲不感興趣，以往很少看巴塞，更不要說直播。但一看之下果然不同凡響。看統計數字，即使與以速度取勝的阿仙奴比拼也仍然高半皮。只不過對手cash in成效高，加上門將多次快速封位，時也命也。阿仙奴近年最大的本錢不是球技，而是運氣--平均來說比主要的對手好。

這種意想不到的結果也就是球賽吸引人看特別是賭的原因。但阿仙奴在主場贏二比一，本錢其實不多。巴塞第一場作客入了一球，只要在下次主場時贏一比零，就可以淘汰作客無入球的阿仙奴。故策略是搶先入球，然後加強防守，逼使阿仙奴急於扳平而急躁出錯或犯規被逐。

阿仙奴的兩個入球都很清脆。第一球van Persie(雲佩斯。此人貌似英國的威廉王子，退休後說不定會拍電影)單人匹馬，沖到近底線的窄角度邊走邊射，且有勁度。對方門將也許是沒想到，但對雲佩斯可說是個人生涯的代表作。

Arshavin（艾沙雲）奠定勝局的第二球則主要是Fabregas(法比加斯)傳送之功。此子多年前開始為阿仙奴上陣，就看得出很能傳送，但沒想到成為去年西班牙首次贏得世界盃的成員。這也是畢生的成就。

賽後翻查官方網頁，發現巴塞還有一個特點：20個正選過半是西班牙人，其中4人也就是20%生於巴塞隆拿。這與英法德球會通常過半是外援有別。以全球化角度看，巴塞不夠開放。但眾所周知，以巴塞隆拿為中心的Catalonia（加泰隆尼亞）省有本身的語言，一直爭取獨立。巴塞球會打一開始就強調本地文化的色彩，成為團結本省人的一面旗幟。巴塞與設於西班牙首都、代表皇權的皇家馬德里對賽，相當於獨立對中央的對決。巴塞的勝利也就是加省的精神勝利。加省出生的球員留在巴塞，相信不僅是為了錢，而是表示為加省奮鬥。同樣地，西班牙球員似乎也較少外流。

這裡並非鼓勵地方主義。但足球是團隊的體育，而且場上速度高、運氣重。人事管理比技術培訓更關鍵。球員生涯約只有15年，此後要靠積蓄過將近50年。球員都想在最短的時間內獲得最大的收益，容易置私利於隊利之上，爭名位、爭功卸責。得時一條龍，失時一條蟲，情緒起伏。加上年入千萬，到處是誘惑，酗酒好色。球隊的管理和引導，在相當程度上是齊家治國的縮影。

但看過巴塞對阿仙奴的第一場，看來3月8日的第二場的直播也不能錯過。

110216三晴： Lesser of all evils?

以中國對涉外事務的嚴謹，中資在俄羅斯控制但日本視為領土的國後島投資，不可能未曾請示。中國想對日施下馬威？

但就構成據有土地的既成事實而言，發展海產的層次遠低於設廠，更低於房地產。俄中都留了退路？

綜合年來的各種跡象，美歐日印陣營vs中俄陣營的新競爭格局已經形成。

穆巴拉克前車之鑒加上美國的壓力，埃及軍政權不敢不改革。但軍方長期獨尊，不可能完全滿足民主派。軍民矛盾將上升為埃及的主要矛盾。

中東地中海沿海國家的軍人傳統，是否源自古羅馬帝國和奧圖曼帝國？

根據國內伊斯蘭教的政治地位區分，伊斯蘭國家似乎有五大類：

世俗民主（馬來西亞、印尼、巴基斯坦，共同點是地理上遠離伊斯蘭中心、曾受歐洲列強統治）；

軍人當家（土耳其和埃及）；

部族君主國(沙特阿拉伯等)；

西化君主國（約旦等）；

宗教統治（伊朗，元首是宗教領袖，由俗家弟子當總理。這有點像中國當初的「黨政分家」，把董事長和總裁分別由兩個黨員擔當，對人民來說只是鬼打鬼，說到底黨包攬一切）；

政教合一（大概只有阿富汗的塔利班）。

其他阿拉伯國家的民眾群起效法突尼斯和埃及，但美國真正想‘顛覆’的是伊朗。今報載，反對派示威前一日，美國國務院就開始在 Twitter用波斯語為反對派打氣。伊朗的宗教派和西化派似乎勢不兩立，由推翻西化的國王至今已鬥爭了30年，看不出如何可以共處。前年的「德黑蘭之春」據說有300萬人上街，硬被現政權流血壓下去。從「獨裁者去死」的口號看，恐怕有幾百萬人想藉機翻盤。

中東國家大都以阿拉伯民族為主，由伊斯蘭教裏人數最多的遜尼派當權。伊朗是區內唯一波斯族和唯一由什葉派當權的國家。如果不是有7000萬人加上文化較高，其實很難安生。Wikipedia中文版說：「什葉派在伊斯蘭信徒裏佔少數，在歷史上長期受迫害，有強烈的受難心理和凝聚力。」但波斯族將近三千年前就出過雄霸中東的大帝國，幾乎征服西方文明搖籃的希臘。後來反被來自希臘半島的亞歷山大大帝征服，將希臘文明融入波斯文明。與中國第一個大帝國漢朝大約同時的波斯希臘化時期（公元前330年-前129年），是東西交流的中心，比同屬東西交流中心的唐朝早一千年。進入現代後，夾在一眾遊牧民族出身的阿拉伯國家裏，難免像中國人那樣，覺得自己在區內歷史最輝煌、文明最深遠。再說海灣油國仗著油元金雕玉砌、浮誇攀比，伊朗人可能也看不慣。一句話，伊朗在中東大概相當孤立。

距離特首選舉約只剩一年，過去三年的暗鬥化作明爭。這次也許因為「無能、無品鬥無黨」，有人「賭」雌馬會爆冷。

熱門人選的馬前卒高呼〈治港要「唐人」唔要「英人」〉（昨《明報》）。但大學每月民調稱，唐英年民望創下出任政務司司長以來的新低。這可信與他上綱上線抨擊80後、不讓王丹等來港追悼司徒華有關。但這項民調問與答都很主觀，推動民情多過反映民情。至於民望新低是否有損他更上層樓的機會，一來距離投票還有12-13次民調，數字的起伏可比股市，目前言之尚早。何況在目前的「選舉」制度下（利益申報：我沒有票，無論直接還是間接），中央、選委、民意直覺上大約是7、2、1之比。除非出現極端的情形，中央才會因為民意而排除某人，恐怕三、四屆都難得一見。

對這類民調太認真，只會讓其製造prophecy becomes true的後果。

唐人主要對手的「英人」近年主打民生，本來初見成效，但月前在劉曉波獲和平獎的高潮中，以「鄧小平更值得獲獎」一語，再次強化親京強硬的形象，近乎前功盡廢。中產的主流在經濟上自利、政治上抗共，這種意識形態主導著傳媒和文人。文人位居中產，躲在精神世界裏，上距發達很遠，下與基層脫節，只見發展之弊（以機械物質來摧毀小國寡民、守望相助的傳統生活，體現為官商勾結、財團壟斷、破壞生態、蝸居……）而拒看發展之利。故一般鄙視經濟民生話題，覺得缺乏精神價值、純為建制服務，古時所謂銅臭。無論講政治還是講經濟，「英人」都必定被踩到底。他哪一天表明參選，昔日「n屆都唔選」的誓言將會被用作他人格的「標記」。

若此，即使民望再低、能力存疑，唐人作為市民眼裏的lesser of two evils，過關的可能性仍然甚大。

至於「女人」，相信是指發福的阿太。形象無疑較溫和，似乎不偏向任何一個財團。但公務員會聽這個女人多過唐人？

據說80後反政改和高鐵令中央震驚，決定對港人加強國民教育，加速「思想回歸」。近日有兩項措施曝光：

1. 請港區人大政協到各中學傳授國情。若屬實，80後正中下懷。這些權貴在政治上普遍是「反面教材」：不諳政治、觀念保守、缺少學養、人格普通、不能講不能寫……。新一代牙尖嘴利，一下子就被其瘀死。

2. 國家行政學院今年落成港澳公務員培訓大樓，今年赴京受訓的人數可望突破一萬。這項政策遠遠容易過人大政協開壇教青少年。公務員帶薪上課、見識北京，又可以作為升遷的本錢，何樂不為？但課程能否改變他們的政治觀又是另一回事。公務員的待遇遠高於一般市民，慣了用英國人留下的方法工作，要改變談何容易。何況內地太多把柄，令港人恥笑甚至鄙視。

110213日：朗尼的世紀金球

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週年。前天在北角買來一套《孫中山》的紀錄片。果然是去年看了一半，因為影碟損壞而被迫中途放棄的那六集。片子是CCTV在辛亥九十週年時拍的，在全球各地走訪了很多與孫中山一生有關的人士或者他們的後人。

就這部片子看，孫先生的一生可以用理想、坎坷、奉公來概括。以民主人權為鵠的，他的遺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至今仍然有效。

片子裏的很多小故事很感人。幸虧十年前作了訪問，現在這些人恐怕很多已不在。希望本周內抽時間寫一些上博。

趁著今晚的空檔，講幾句題外話：

郎尼昨為曼聯倒掛奠定勝局的一球，是足球史上有數的金球，相信也是他此生最為人樂道的一球。倒掛入球並不罕見，幾年前世界足球先生朗拿甸奴也上演過。但朗尼昨天淩空的高度和抽射的勁度絕對空前。

但以事論是，99.99%是運氣：來球要落點和高度分毫不差，而且身旁要沒有對方的球員，否則首先就舉腳過高犯規。朗尼真正的貢獻是起跳的畤間。

近日英超真正神奇的是上週日：本季長居榜首、領先對手多分的曼聯輸給榜末的狼隊；次席的阿仙奴則被對手連追四球迫和。任何一場的可能性相信都不會高於5%，同日出現這兩個可能性的機會更恐怕只有0.1%。全世界不知道有沒有人猜中？又賠多少？

有線抓住過年為香港問前程的習俗，用同一條簽請以此為生的占卜師傅解說，發覺所得的答案可能相反。記者然後請教一位專長批判的文人，發覺有些解簽師傅既讀錯字又不諳歷史，張冠李戴。一句話，吃這行飯的人良莠不齊，有必要規管。

這是為做新聞而做新聞。一般人求簽是在不想讓人知道、沒有人可以請教或者信得過的情況下，求個指引、圖個安心。聽到不利的話，通常會在內心加以修正、在行為上做點調整，絕少會依足解簽的結果來行事。雖然不排除有個別人因為解簽不利而做出異常的行動，但在統計上不會比其他占卜算命的形式更有害。

占卜如果作為一種迷信有害，則迷信規管同樣不足為法。

為了吸收英超賽事的訂戶，將睇波提升到「有今生，冇來世」的高度，也只有有線說得出。

110208二《都市》：看埃及想六四

原載《都市日報》2011年2月8日《都市博客》專欄

過年前寫「港孩」，提到本地就業趕不上倍增的學位，激化了80後甚至70後。沒想到，這正是近日埃及革命的成因之一。

明天是人日，謹祝兔年平安。

這次過年，市民在鏡頭前無不呻「貴」。但不像是叫苦，更像是開心之餘的遺憾。年三十那天，雞檔如同股市，一大早就被舉着錢爭購的師奶包圍，遲來的插針不入。本地雞價直逼星級超市出售的有機雪雞。

由時代廣場到六星級酒店側聞的普通話和上海話，多少說明了街市為何旺到「好似唔使錢」。收入大增加上人民幣升值，驅使內地人湧來掃貨。〈零售賺到笑〉的報章標題下，反過來帶動本地消費。

但花無百日紅，內地旺到無物不炒，除了煽燃通脹，更怕泡沫一發不可收拾。本來日人、港人暴發初期，也曾湧到世界各地掃LV、名錶以至豪宅，隨後泡沫亦曾爆破，日本至今未能復原。但中國人口相當於日、港合計的十倍，加上精神幻滅後唯物質是從，泡沫一旦爆破，對全球的衝擊不亞十級地震。雖然，中央到時會不惜工本撐住香港，但港人在心理上也很難承受。香港現在繁榮靠內地。把董建華的口頭禪反過來說也就是：中國衰，香港更衰。

中南海今年換班，必定不惜代價以撐住經濟。但what goes up must come down，習近平能夠再撐五年而不墮？但過去十幾年的10%成長率已形成心理慣性，一下子跌到6-7%，新增的勞動力將大量失業，社會肯定受不了。現只希望軟着陸。但分段降下成長率知易行難。

過年前寫「港孩」，提到本地就業趕不上倍增的學位，激化了80後甚至70後。沒想到，這正是近日埃及革命的成因之一。重商的《華爾街日報》說，埃及只發展大學而不發展私營企業。但只靠國營企業容不下那許多學士，人才過剩激發民怨。而只要看上百個大學生爭一個公職即可知，內地也有此隱憂。因為，內地公務員並沒有香港那樣高薪。

埃及人用民運逼退獨裁長達30年的總統，觸動了中國人的神經。傳媒借題發揮。電視播放埃及人連日據守首都市中心的歷史性廣場、與坦克對峙、勸喻軍人支持民運的新聞片時，不時穿插六四的片段。更有論者指着和尚罵禿驢，說阿拉伯國家〈用錢買和平〉、埃及人〈推翻政府是唯一出路〉。

但其實，埃及革命與六四本質上有別，與今天的中國更除了專制，幾無共同點：

一、 埃及人普遍貧窮，而且看不到出路；中國大多數人的生活仍有改善。中國除非經濟崩潰，否則很難想像會爆發「革命」。現在埃及八千萬人的民運就搞到美國頭大，十三億人的國家如果破產，除了觸發經濟海嘯，百萬計的難民亦將湧往全球各地，誰受得了？無論我們是否喜歡，中國現在有點像金融危機中的華爾街大行：Too big to fail。

二、 埃及在關鍵時刻由槍指揮黨；中國仍然以黨指揮槍。

三、 埃及最終受制於美國；中國即使共產黨內的右派也不敢讓美國干預。

四、 相對於中國，埃及最特殊的本錢是：唯一能夠折中巴勒斯坦與以色列關係的阿拉伯大國。但也多了個包袱：世俗化與伊斯蘭化之爭。（完）

110208二年初六暖：先父人生空白上的第一筆

由於《大逃港》這本書，年初一上博談到先父崔觀鑫1957年帶我偷渡來港的背景。有網友haode2010昨留言，我今午看到，竟然寫的是：「令尊在30年代編輯過雜誌吧? Google找到的資料。」

果然，google將我帶到「大成老舊刊全文數據庫」（http://www.dachengdata.com/search/search.action?kanpian=2&field=3&sw=%E5%B4%94%E8%A7%82%E9%91%AB，京ICP備10215816號-1，客服信箱：dachengdata(at)163.com 電話：010-86009974），下有兩個同名同姓，年份地點也與家父當年所在頗為吻合的文獻：

1. 《世界語與中國之關係》 崔觀鑫 復旦實中季刊 1927年第1卷第1期

2 《到寧波募捐所時看到的面孔》 崔觀鑫 復旦實中季刊 1927年第1卷第2期

這裡的「復旦實中」也許是復旦實驗中學的簡稱。

1927遠在我出生之前。先父生前很少提往事。在大陸時也許是怕惹麻煩，但來港後仍然如此。如果不是他來港初期想找事，曾經重溫土木工程教科書，我根本不知道他在上海復旦大學讀什麼。

父親生於辛亥革命三年前的1908年（圖：父親兒時與父母唯一的合照），1927年19歲，確是高中畢業/初入大學的年齡。而既然大學讀復旦，此前畢業於大學附中也不稀奇。我後來就讀的芝加哥大學也附帶實驗中學。

雖然以當時四萬萬五千萬（當時慣稱「億」為「萬萬」）的人口，不排除有同名同姓，但時與空實在太巧。

「大成老舊刊」要付費才能閱覽。為免用境外信用卡交易，等他日北上再說。

但這起碼解決了網友的疑問：以先父當時的年齡，最多只是上述兩文的作者，不會是雜誌的編輯。至於先父大學畢業後是否做過我這行，我覺得可能性不大。他的鋼筆字很工整（我沒看過他的毛筆字）。但除了寫信，沒見過他舞文弄墨，書也不多，沒有任何收藏，最多是看點京戲。朋友都是講上海話的生意人，沒有文化人、學者。

有趣的是，先父後來讀工程，但上述兩文是很文科的題材。如果八十年前就對世界語有興趣，父親當時頗前衛。

但他在第2期說到寧波募捐，那是為誰呢？會不會與同一期的另一位作者陳望道有關？陳是左傾學者，當時在復旦大學兼差，1977年在大陸終老。他在第2期寫的是《談文字功用的有限》。

我懂事後，父親從未提過世界語、寧波和募捐。

與先父同名同姓者連撰兩文的1927，中國最重要的發展大概是國民黨清黨。當時不僅是將國共合作時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人逐出黨，而是真的cleansing。不少共產黨被殺，自此轉入地下。

同樣重要的是父親出生的1908。光緒皇帝和他的太上母后慈禧相隔一天先後離世。由於光緒曾策劃政變，事敗後被慈禧軟禁，很多人認定，慈禧在臨死前整死光緒免留後患。這個謎團雖然沒有答案，但誰都不會相信，一對如同寇仇的母子死得這樣湊巧。

光緒死後，兒皇帝溥儀繼位，號宣統。但只撐了3年就變天。中國兩千多年的帝制宣告結束。換言之，先父比辛亥大三年。但接著的共和有名無實，正如今天憲法裏言論、結社等涉及政治的自由。

這些歷史里程碑如何影響父親的抉擇，希望有一天能夠水落石出。

在此謹多謝haode2010，在我出生前先父人生途程的空白上寫下了第一筆。

110203四 大年初一：我是半個《大逃港》成員

「如果我不寫下它，歷史，將留下一頁空白。」陳秉安寫《大逃港》的原因

忙了兩天後，週二晚照例休息。見友人借我的≪大逃港≫講故事，不需要太用腦，想趕在下次見他之前看完奉還。這是我近月第一次看紙張書。網上的版本大約只有全書的三分之一。

作者陳秉安是深圳市作家協會副主席，很會講故事，沒有官味。家鄉雖遠在湖南，1950年代初期也有摯親因受迫害，不遠千里逃港，直到最後一天都拒絕回鄉。副題《中國改革開放的催生針》顯然為歷年偷渡來港的人平反。說白了，他們前赴後繼不但敲響了國運的警鐘，在港生活上了軌道後，更北上投資，成為中國工業化的馬前卒。出版此書的是廣東人民出版社，也就是省委直屬的書籍出版最高機構。不知是否山高皇帝遠，廣東的報刊一向在各省市中最為敢言，但也因而屢屢受「整」。書籍出版相信也不會太保守。

《大逃港》是去年7月出版的。以內地定義來說，我也屬於這個大家庭，但沒想過買。350頁的「大度」（大尺寸）太厚也太笨，更怕看著政治指揮棒來褒貶的宣傳。在全國省市裏，深圳逃港的人按比例最多。去年是經濟特區成立三十年，自然想自我貼金。但沒想到不但很好看，更解開了我成長的一個謎：父親當時雖獲頒發《來往港澳通行證》，可合法離開內地和進入香港，但卻捨近圖遠，不是經深圳羅湖橋光明正大走過來，而是帶著我先坐大船到澳門，再轉乘當時的「大飛」，通宵「屈蛇」。

那次旅程不但刺激，更是我第一次挑戰刑事法。或因此，至今仍然歷歷在目。記得大約有七八人同乘這條船，我是唯一的兒童。深夜上船後，蛇頭要我們下到現在新聞裏常見，用來走私的艙底。在不到一百方呎的暗室裏，同行者面對面蹲著，像做瑜伽，但更像上廁所。沒有人講話，最多是交換眼神，彼此心照不宣。

大飛開得很快，速度即使不及現在的港澳飛航船，大概也相差不遠。進入公海後，蛇頭讓我們上到甲板吹風。但即將進入香港水域時，又要回到艙底。直到深夜進入深水埗避風塘，改上小船，才得見天日。但為免半夜上岸令人生疑，蛇頭要我們留在小船上，等到天朦光才各奔前程。整個過程有驚無險，可信早已打通關節。說到底，那是五十年前，廉署成立後當然不行。

父親放著坦途不走，不但要多付數千元的偷渡費（相當於小市民幾年的工資），又怎知不會被捕遣返甚至被扔進海裏？但翻了大約半本《大逃港》後，製作了一個1949-57年也就是父親帶我偷渡那年的大事年表，我明白了。當時的深圳形勢吃緊，走羅湖橋的話，父親與我很可能流落深圳，難以及時在反右之前出境。父親在上海復旦大學畢業，在重慶國民政府做過事（父親學的是土木工程，在政府裏可能只是做測量、建築這類技術性工作），只怕過不了反右的關。當時母親已來港，父親若出事，我肯定很慘。現在回想起來，父親搶在國歌說「最危險的時候」到來之前及時脫身，實在英明，而且十分幸運。

父親若在1956年獲批來港的通行證，相信會帶我走羅湖橋。可惜晚了一年獲批。此前的一年，形勢急轉直下，內地人湧港。港方收緊入境申請下，大批取得通行證的人在深圳輪候，有時候需時數月。

父親帶我來港的1957年，原來在歷史上具有關鍵的意義。繼1949年內戰末期，深圳再見偷渡潮。《大逃港》第二章的《「五七」大逃港》佔全書篇幅十分之一。原因主要是向社會主義的「過渡」變成「過度」，與香港形成鮮明的對照，超越了廣東一些人的承受力。

中共打天下時，對人民的承諾的確有利多數人，而且言出必行。但當權後，為了加快用新制取代舊制，幾乎一年一「運動」，一些有利民生的改革轉眼就收回。1949-57年這八年，先後進行了肅反（肅清反革命）、三反五反（反貪汙反浪費……）、公私合營、農村公社化（仿照蘇聯的集體農莊）等政治運動。而且每一個都牽涉不少人。1957年更發動反右，大量批鬥知識分子。再過一年就進入官方所謂的「三年自然災害」，也就是餓死幾千萬人的人禍。

1949-51年的肅反主要是對付反對新政權的人。當時大陸還有國民黨留下來的軍人、特工，製造事故以動搖對新政權的信心。中共以牙還牙不能說沒有理由。但從政治出發搞運動，缺乏法治的制衡。出發點無論多好，下到基層必過猶不及、被借用來公報私仇。當沒有公正的法庭時，一旦被套上「美蔣特務」的帽子，幾乎是判了死刑。家人從此備受社會歧視，連兒童也不能倖免。

建政後，政府為所有人評定階級，相當於社會身份。但與資本社會相反，階級愈低地位愈高。我們一家三口被評為「小資產階級」，以當時的廣州來說算合理。父親做進出口，總公司可能在香港，他算是分公司經理。但此外只有一個夥計，生意之大可想而知。而且建政僅一年就捲入韓戰，遭西方封鎖，無進出口可言。父親又不是走私的材料，如果沒有記錯，很快就結業，沒有與政府公私合營的煩惱。來港前兩年，他靠做水客營生：在廣州買進口貨去上海脫手。前幾年我與母親到廣州，見到當年父親跑單幫的合夥人小金，現在當然是金伯伯了。

至於「公私合營」，也就是要「資產階級」將生財工具上繳給國家，以換取股東名分。日常與政府共同管理企業，可以分紅。但生意夥伴變成最討厭剝削階級的政府後，這些前資本家哪裡敢吭聲？所謂的合營有名無實，原老闆只求不得罪政府，不會再為公司謀。最後如同農村公社化，城市的經濟銳減。

至於三反五反，名義上是反貪汙反浪費……，但更重要的是逼那些非打工維生的人交代財產來源。在經濟上繞過圈子，從而財產帶有「欺詐」成分的行為都要不打自招、如實賠償。例如曾經逃稅一萬元，那就寫悔過書、連本帶利交還政府。問題是，中國先抗戰後內戰，由1937年打到49年，兵荒馬亂，法制落後，有幾個生意人會保持完整的帳本以證清白？於是坦白歸坦白，信不信權在政府。有過節的人也難免去舉報，把三分說成十分，甚至扯上政治，說你賺錢全靠國民黨。生意一扯上政治，那就豈止三反五反，簡直要肅反。面對抗拒從嚴的威脅，一些不太窮的人選擇「坦白」, 真真假假地說自己做過什麼壞事，交出財產，但求從寬。說到底，傾家蕩產總好過勞改槍斃。

但事情沒有那樣簡單。當局總覺得資本家靠剝削工人來做人上人，不會只幹過這點壞事。於是為了過關，大多數人都要坦白幾次。一次比一次說的多。而不用說，過程中也難免手持生殺大權的官員渾水摸魚。

當時側聞父親有朋友因此而自殺。但這在政治上稱為「自絕於人民」，從此全家都得低頭做人。記得父親也被要求坦白。當時我只有幾歲，當然不會告訴我。即使從旁聽說，我也不會明白問題有多嚴重、父親要交出多少錢才能脫身。幸虧，也許父親的生意一眼見晒，詐不到哪裡去，當局沒有太為難他。

至於公社化則是把農民的田地等生產資料集中起來，把農民由自耕、自負盈虧變成「公社」雇用的農工。這雖然是早就預告要進行的「改造」，但毛澤東食言，把時間提前了十年，建政第七年的1956，就要全國在一年內完成。農民怨聲載道。但有地方官投毛之所好，雷厲風行。農民心灰意冷，急劇減產。

連串運動下來，城市的bourgeois固然大批出走，農民也不安於室。加上1956年粵北災荒，饑民南逃。繼建政前夕，深圳在1956年再見逃港潮。本來，中港延續清朝以來的傳統，為了方便分居粵港的居民探親往來，對方的人只要合法出境，另一方按例讓其入境，來者不拒。但中共建政後，大陸南下的遠遠多過北上的，香港吃不消，由1956年3月開始改為一個換一個：有一個港人北上，英方才放一個人進來（圖：取自《大逃港》頁12)。這一來，手持港澳通行證的人大量滯留深圳，恍若後來輪候來港的港人內地家屬。不同的是，港人家屬在家裡輪候，繼續生活上學。1956-57年時，在深圳輪候的人來自大陸各地，往往要等好幾個月，幾乎淪落街頭。父親當時聽到風聲，拿到通行證後，一來怕沒有錢帶著我在深圳住幾個月，二來怕滯留深圳期間政策有變。現在回想起來，儘早出境確是上策。到了澳門後，即使偷渡香港失敗，在澳門暫留至少政治上安全，相信總有一天能夠來港，一家三口團聚。

以上的文字雖然主要是個人的經歷，但將回憶與《大逃港》的事實對比扣合，在除夕和初一家庭活動的空間，也花了兩天。謹用來紀念帶我偷渡，從而改變我命運的先父崔觀鑫。

至於在澳門等上偷渡船那一天的經歷，也許有機會再談。

1949-57年 導致大逃港第一波的時間表

1949年 中共大軍佔領國民黨政府首都南京，政權易手成定局。7月11日 南下的解放軍奉命在深圳北面的布吉停步，以示不會越過深圳河，要英國放心。10月19日 解放軍開入深圳。

1950年7月 中方開始封鎖深圳河。此前河兩岸的居民可自由過河耕種作息。但新政權上台初期，國民黨特工不時由新界過河施襲，事後返回港境。

1951年初 針對特務活動，中共寶安縣委下令「殺他一批，不得遲疑。各地殺人，必須大張旗鼓，以安定農村」，「至少得殺200人」（注：鄧小平在六四期間據聞說，必要時殺他二十萬人。司徒華生前在電視專訪裏直指其殘暴。從這段話可知，「殺人以穩定局面」是中共打天下期間養成的觀念。）2月15日起正式封鎖深圳河，邊界居民過河要申請。3月3日簽發第一張深港通行證。

1952-56年 深圳河北岸不存在逃亡潮。本書給人的感覺是：由深圳到廣東以至整個華南，農村地區穩定，生活過得去。

1955年10月11日 毛澤東下令58年前全國農村合作化。

1956年3月 中英改用出入平衡政策：香港北上多少人，就放多少人進入香港。但想赴港的人遠遠多過來深圳的，激發偷渡。

1956年10月6日閘門山事件 32人包括婦孺，襲擊邊防軍後強行過河。開槍231發，多人被射殺。24人抵港，成功率3/4。

1956年11月底 　96.1%的農戶加入了合作社。1956年也提前完成了工商業改造，也就是城市集體化。

1956年前，逃港的主要是新政權的敵對者。56年後，第一次出現新政權的受益者，顯然同城市反右、農村整社有關。

1957年：農村要退社，城裡右派要「共產黨下台」。政府的對策是農村整社而城裡反右。

1957年3-4月　廣東青黃不接，粵北水災，南下逃荒。

1957年春，毛澤東發表≪事情正在起變化≫吹響反右號角。農村反退社稱為「整社」，1957年8月達到高潮。

1957年偷渡人數飆升。6月後，每月近千人。7月數千人。

1957年6月8日　寶安縣委向省建議放寬來往香港。6月29日 1949年後第一次放寬赴港，成為「57年大放河口」。但幾天後就收回政策。

1958年 大躍進、大煉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