豬流感是曾蔭權的「黑天鵝」？

原載《信報》2009年6月15日〈兩地一檢〉專欄

　　掌控世界的不是那些一再重複的事，而是一些極端、未知和我們以為極不可能發生的事。我們無法預測這類「黑天鵝事件」，只能適應。因此，觀察已經發生的事無助於預測未來的走勢，想獲利的話應該專注於還不知道的事。（摘自Taleb《黑天鵝事件》）

　　還有三個星期就是七一，豬流感（本報稱新流感）突然惡化，兒童停課，菲傭感染，父母大為分心。全球範圍內，曾蔭權前下屬主持的世在過去四十一年來，首次將警戒級別提升到最高的第六級。港府呼籲外傭周末避免聚集，預告月內疫症將會達致高峰，體弱者遊行前要想清楚。泛民懷疑當局借流感來對付抗爭，聲言戴口罩也要上街。

　　由於病情並不比常年的流感嚴重，我不太擔心。但我不能代表任何人。香港人口密度超高，六年前是全球沙士死亡人數最多的地區，市民擔心絕對有理。由現在到七一這半個月若進一步擴散，每天有幾十人入院，當局即使不頒禁令，市民也會暫停集會、避開人流。六四後泛民的大好形勢將隨風消逝，堅持上街甚至會被指播毒。

人流全球化難避擴散

　　這當然只是想當然。但現在人流全球化，社會上各環緊扣，牽一髮動全身，機會再小也不能忽視。可預知的只是：疫症遲早會擴散，現只能減慢速度、推遲惡化，拖到病毒「冬眠」的季節，自動解除警報。同時希望病毒不致變種，令防治的研究推倒重來。這使人想起二戰。初期德軍長驅直入，蘇軍挨打，只能利用全球最大的國土來誘敵深入，拖到冬天，利用酷寒來制服敵人。

　　今後兩周會如何，沒有人說得準。但豬流感若果然像同文余錦賢說的，在七一來臨前〈再救煲呔〉於險境，也就應驗了 Nassim Nicholas Taleb 說的 The Black Swan: The Impact of the Highly Improbable（英文原版：二○○七年；繁體譯文：黑天鵝效應，台北大塊文化，二○○八年）。作者在黎巴嫩內戰中成長，先後留學法、美，專長機概率，受過企管訓練，最後落籍美國，從事金融交易和教學。

　　疫症由於傳播的途徑和基種的過程難測，最能說明「黑天鵝事件」。Taleb 有美國人的科學頭腦，有遺民對世情的洞察，以科學為業，但同時精通哲學、認知學，更因為生於中東的亂世，對世事看得透。由於目睹家鄉的內戰和美國的九一一事件，他在書中提醒我們：人生無常，世事難料，因為現實中太多變數，有的難以控制，有的甚至不知道其存在，任何一個都可能導致「意外」的結果。而人通常執著於已知的事，忽視那些很少發生或者自己不知道的，以致見樹不見林。只掌握細節，但藐視抽象、忽略整體，找不到規律。其實，你不知道的事遠比你知道的更重要。很多時候，帶來嚴重損失的是一些我們以為不會發生的事，台灣稱為「大安」心態。

　　類似的看法十年前也有人提過。深信市場行為無從預測的美國經濟學者 Paul Ormerod 在 Butterfly Economics: A New General Theory of Social and Economic Behavior （蝴蝶經濟學）一書引用數學上的混沌（chaos）理論說，印尼叢林哪隻蝴蝶撲一下翼，都可能令地球的另一端刮風下雨。最接近此說的實例大概是沙士：廣州一個患者來港參加婚禮，最終把疫症擴散到地球另一端。

著眼短利忽視風險

　　以這個角度看，經驗本無用，何處惹塵埃！讀史可能是浪費時間，因為歷史不一定會重複，即使看似重複，也不一定是因為同樣的理由。只不過人都喜歡馬後炮，事後找理由來自我安慰，聽來好像早就料到。

　　這在日常生活其實很常見。粵語說，「有早知，冇乞兒」，若明知股票是升還是跌，教別人買賣何不自己投資？風水佬教人趨吉避凶，自己卻不能永世其昌。至於說足球，全場苦無建樹，但最後一分鐘，對手忙中踢出的球，撞到你滾進他的龍門還是你的，令你成為全場的功臣或罪魁。但無論股市是升是跌、風水是否應驗、球場上哪一隊運氣更好，事後總有專家能夠「舉證」，說明為何會有此結果。

　　社會變化有太多無法量化的變數，以數學的精確度衡量，比量子力學的物體更測不準。我最後一次做科學，正是用隨機（stoichastic）方式模擬化學問題。發覺即使用最簡單的非線性模型，機概率隨時間的變化，有時候也會暗含一些意想不到的周期。模型若較為複雜，走勢就更難說。

　　但數學不等於現實。大眾心理難測，但不一定像數學那樣怪異，連主次的因素都不可知。直覺上，蝴蝶效應出現在數學上的機會遠比現實中大。哲學和宗教可以什麼都不信，什麼都「睇化」；但在現實人不能這樣生活。為了降低風險、保護環境，規律再難找也要試。何況，叢林的蝴蝶數以億計，當千計的蝴蝶同時撲翼，所形成的氣流說不定與另一批蝴蝶的氣流相抵；兩批蝴蝶同時撲翼，氣流又相加的機率，不一定高於相減的可能。

　　數學是最理性的學問。但人並不這樣理性，有時候甚至相反。即使理性時，也往往眼於面前的短利，非理性地忽視長遠的風險。只不過當涉及億計人口時，一些個人的非理性行為就如統計學上的噪音，不影響群體的趨勢。

借六四分散「長治」衝擊

　　而且在現實中，有些事當時雖然沒有想到，但回過頭來看，則顯然是刻意的安排，有規可循。梁洛施四月二十六日為李嘉誠次子李澤楷生下兒子「長治」，但一個多月後「六四二十」那天才透露給《蘋果日報》。這相信不是酷愛民主的父親想借兒子來紀念六四，而是預知該報翌日會大炒燭光晚會，不會用他婚外生子的獨家上頭條，而市民也忙於講六四，八卦的人較少。換了任何一天，他生仔都必定是全港媒體的頭條。但現在可以借六四來分散第一次見報時的衝擊，翌日即使其他媒體跟進做頭條，壓力也小得多。

　　再說，社會上很多事其實早已形成規律，完全可以預測。你也許猜不到巴西球星卡卡會賣給誰，但從ＡＣ米蘭的財務狀況感覺到，他們會出售身價最高的球星給皇馬。同樣地，澳門無論是否有人陪崔世安跑，連講話聲調都像何厚鏵的這個世家子必定當選。此外每年暑假，青少年最空閒，零用錢也最多，很多潮流時尚都在此時出爐。但反過來，夏天正因為誘惑多，青少年花費大。近日濫藥、打劫、援交等新聞，恐怕並非偶然。

公民社會

原載《都市日報》〈都市博客〉專欄 2009 06 09 星期二

事前看民氣走勢已預料會爆棚，但沒想到20年來人數最多。無論你相信支聯會說的15萬 (據說另有5萬人不得其門而入，在會場四周罰企)，警方說的6.8萬，港大學者、前政府智囊的7至10萬，還是中大 學者的10.8萬，上周到過維園「六四」晚會的人，無不為現場的氣氛而震懾。

除了叫手下照搬「香港有言論自由」的官話，曾蔭權的確有口難言。雖然，這許多人冒着大熱天坐兩三個小時的熱地下，主要是表示，不能因為時間一久或者收受了CEPA，就忘了北京曾經淌血，但從場內一種T恤搶購一空就可知，人多到這個地步，很多是專程來說明：「曾蔭權不代表我」！

不只此，6年前50萬人遊行初次呈現的公民社會，這次晚會後大大深化。人數或不會大增，但參與感和成員間的紐帶加強。日常各有各忙，但共同的價值觀成為無形的聯繫。一旦議題生變、價值觀遭到威脅、建制有明顯的錯失，就會從四面八方湧出來發聲。周六《蘋果日報》引用蘇共早期激進派領袖托洛斯基的名言：「獨立前進，協同作戰」，很能說明公民社會這種奇妙的存在。

公民社會在不同的議題上有不同的形態，很難說有多少人。但以「六四」晚會和「七一」遊行看，在大是大非上，隨時會有過百萬的「公投」力。

那天晚會前的一宗小事，很能說明這個道理。由於預感會爆棚，我與家人六點半在港島坐的士轉地鐵，準備提早入場。但一段平常暢通的路竟然塞車。司機聽我們說準備去維園，抱怨警察太緊張，「係又封唔係又封！」我起初以為他不滿封路令他少做生意，怎知道他接着說，「你哋都幾早喔！如果唔係番工，我都去坐吓。」家人說：「咁我幫你點支蠟燭啦！」司機說唔該。進場後，家人果然一人手持兩支蠟燭。司機不知道這個乘客有否兌現承諾，乘客也無從告訴司機他已經做了，但同道間就靠這種微妙的信義守望相助，只要有需要，都不會坐視。

由於這種紐帶，「七一」可能超過10萬人上街，繼沙士後再創高潮。屆時，特區固然面對危機、中央亦將陷入兩難。江澤民主政時說過：「河水不犯井水」，意思是內地不干涉港人的自由，但港人也不要對內地宣傳政治。但上周五《蘋果日報》有標題問〈我們不喊　誰喊　我們不幹　誰幹　港人應向內地散播民主〉。

姑勿論標題本身是否有理，但的確反映了社會心理。由於香港和內地政治上都停滯，對「六四」的回憶再度激發港人對內地的關注，而內地人也的確很希望有香港的言論自由。我去維園後，當晚在博客的留言轉貼到海外的簡體網站後，接連有人留言，措詞不同，但意思一樣：感謝香港人 (講了大陸不能講的話)！上周的本欄轉成簡體後，也接到好幾個留言。這裏節錄一個評論性的以供參考：
「六四」的處理其實並不複雜：一是怎樣對待權力？獨享還是分享？二是怎樣看待自己？是神還是人？是人，自然會犯錯，錯了就要認。三是怎樣對待人民？把人民當未成年人加以管制？還是看做享有同等尊嚴的群體，平等待之？

百年夢幻依稀

原載《信報》2009年6月8日〈兩地一檢〉專欄

　　上周的「六四」二十周年維園晚會創下與會人數和反曾蔭權心態兩項空前。這可信會延續到七一遊行，再創僅次於六年前五十萬人上街倒董的紀錄。

　　經此一役，曾蔭權灰頭土臉，在餘下的三年裏難以管治。回歸至今的兩個特首，無論商人和公務員都缺乏政治意識，餘下可供候選的只剩專業人士。但政治理念較強的專業人士不是大律師就是學者，傾向民主。目前傳聞的角逐者，在公眾眼中或唯唯諾諾或欠缺人緣。
　　
　　面對曾蔭權特首代表論和飯碗決定論強化的普選訴求，當局暫時仍可借經濟危機來推卸，但市民開始失缺耐性。上周的集會顯示，派糖成為慣例後，不但不能紓解民怨，反會令一些市民更為不屑。而即使沒有政治情結的大多數，心裏也明白當局有虧欠，不會因為收了糖就幫政府。何況，好景時分享、不景時紓困地慣性派糖，名目愈來愈多，已動搖了自力更生的基本價值。

尋求董狐之筆仍然有待

　　由吳康民前天為《明報》撰文的結語「當代歷史事件，尋求董狐之筆，仍然有待」即可知，真心認為六四處理正確的，即使老左派恐怕也不多。吳老退休前是本港最資深的人大代表，正直敢言，現在年逾八旬，更少顧忌。但〈闖進「六四」和「文革」的禁區〉一文一開頭就用官方字眼「六四風波」，連「悲劇」都不說，似乎暗示是用黨員身份說話。此文即非為官方代言，也至少是以知情人身份，希望港人明白中央的「苦衷」，高抬貴手。

　　類似的意思，只不過用詞較強烈，前一天也見諸本報總主筆練乙錚的〈論政治和解的易與難〉：「六四之後鄧小平既欽定江澤民，又隔代欽定胡錦濤……，轉向不易……。六四……一方是強勢極權統治者，……另一方則是弱勢烏合之眾，冤有頭債無主，只有道義力量沒有政權或政黨力量，……和解遂更難實現，只能寄望強勢極權一方『與時俱進』，或者那麼巧爆出一個生性比較中道的領導人物。」說白了，胡錦濤的權是大家長給的，絕不能否定恩公，以免胡指定的接班人有樣學樣；與此同時，受害人勢孤力弱，難以逼國家機器主持公道，除非中南海出現開明力量。

　　講到開明力量，首先想到的當然是趙紫陽；而為免再度出現六四這種有冤無處訴的死結，無疑要由民意來選人接班，而不是由在位者代行。說到趙，看過他的中文回憶錄後，並未改變本欄此前的看法，反而從他的大起大落和悲劇性結局，想起百年前的「百日維新」。

兩次改革雷同不屬偶然

　　中國在甲午戰爭中慘敗於明治維新後的日本，激勵清帝光緒師法圖強。但權在固守滿清祖制的慈禧太后手裏。光緒只能依靠學運領袖康有為和眾弟子（俗稱「帝黨」亦即皇帝馬房）。一八九八年歲次戊戌，一個空頭皇帝加幾個熱血才子，在一百零三天裏發布了上百條改革法令。用意無可厚非，但動搖了朝廷內外的既得利益，官員深知光緒無權，拒絕執行，保守派（俗稱「后黨」亦即太后馬房）更游說慈禧罷黜光緒。康和眾弟子決先下手為強，邀請早期同情改革的軍頭袁世凱出兵禁錮慈禧、清除保守派，不料反遭袁告密。慈禧在衛戍京津的直隸總督榮祿輔助下，軟禁光緒，復出「訓政」。康和愛徒梁啟超及時逃到日本，但其餘弟子大都被斬。光緒最後死於軟禁中。

　　用六四作對比，「四個堅持」、鄧小平、趙紫陽和鮑彤等趙智囊、楊尚昆，不就像當年的滿清祖制、慈禧、光緒和康有為與眾生徒、榮祿？滿清裏只差一個李鵬，而誰是六四的袁世凱也很難說。至於說學運，康有為更是中國近代史上的先驅。甲午戰敗後被迫對日割地賠款的一八九五年，他率領上京應試的數百名舉人（稱為「公車」，大概相當於現在的學士）聯署上書，促變法圖強。六四期間學生在人民大會堂前下跪，許是暗諷由滿清到中共百年不變。

　　同樣地，維新被鎮壓後，康的弟子譚嗣同拒絕逃亡，引頸就義稱：「中國未聞有變法而流血者，……所以不昌也，……請自嗣同始。」六四也有學生想用流血來喚醒國人，更因而引發柴玲控告美國紀錄片《天安門》誹謗。但兩次流血真的已喚醒了國人？百年後雖然沒有兵變和處決，但不少人倒在街上。

　　這兩次短命改革的雷同不應該是純屬偶然，但大家都不想提。鄧怕被比作慈禧，趙怕被比作兒皇帝，智囊怕被譏為書呆，一眾元老和李鵬怕被當作滿族頑固派。康有為等漢人本來想輔助滿清改革，但有些權貴把滿人的王朝當國家，排拒漢人。軍機大臣剛毅說：「改革者漢人之利也，而滿人之害也。」御史文悌說，改革派的保國會「保中國不保大清。」漢人只好拋棄對滿清的幻想，準備革命。

　　論成敗，康是文才而非幹才，加上恃才傲物，只能辦報，不能從政。獲光緒賞識前，從未出國或從事實務，改革的建議來自書本，以及路經港、滬所見英國的管治，在港「覽西人宮室之瑰麗，道路之整潔，巡捕之嚴密，乃始知西人治國有法度。」「道經上海之繁盛，益知西人治術之有本。」（《康有為自編年譜》）以為皇帝令下即立竿見影，不知英人的管治乃數百年政治文化的沉澱。

欽定接班不保證不翻案

　　至於說家長制百年不變，康初次獲光緒接見，就改革問道：「何為久而不舉？」嘆曰：「奈掣肘何？」康深感光緒「礙於西（太）后。」（《康有為自編年譜》）百年後，趙紫陽在失勢前對來訪的蘇共第一把手戈爾巴喬夫說，他雖然也是黨的第一把手，但大事還是要問鄧小平。他在回憶錄中說，鄧家不滿他公開黨的「最高機密」。不用說，鄧覺得趙暗罵他是慈禧，想用國際壓力逼他放權。

　　至於練乙錚有關中共由在位者欽定接班，不易翻案的觀察，華人地區也有例外。台灣的李登輝獲蔣經國培植，但接班後把政權轉讓給反對派，比蘇聯的赫魯曉夫批判前輩斯大林，但不改變政權的性質更徹底。按一般的解釋，李是潛伏的台獨。蔣經國長於情治，但仍然被瞞了將近半個世紀，人類歷史上絕無僅有。

09.06.04晚會後

不出所料，今晚的維園六四燭光晚會爆棚。但仍然沒料到像支聯會說的15萬之多。警方說人最多時有62,800。但估計準到百位數有可能嗎？

下午6:45，金鐘地鐵站的人流明顯高於往常下班時。開往柴灣方向的車等到第四班才上得了。在銅鑼灣站向園出口走去，越近出口就越擠，使我想起2003年沙士後的七一遊行。當時距離集會還有一個小時。上到路面後，以前大丸門前的記利佐治街成了政治鼓動街。靚女議員陳淑莊站在出口外的高處，高聲呼籲市民用「逼爆維園」來告訴曾蔭權，他不能代表港人。

再向維園走去，陸續見到市民身穿曾蔭權不代表我的T恤。曾蔭權顯已成為「六‧四」二十周年活動最佳的動員者。 丁子霖的錄音講話不錯，學聯的周姓女代表也很有力。反而當年學運領袖熊焱和活動主辦者支聯會的蔡耀昌比較弱。 最有感染力而又表現最得體的是李卓人。由於人太多，他為支聯會工作上的不周，主動向會眾道歉，藉此反過來用人數鼓動了會場的氣氛。

回來後看港台網站新聞，專門對境外發稿的中通社也發了消息，說香港有團體以「六四」二十周年為題舉辦燭光晚會。但同日，外交部發言人在北京對美國國務卿針對六四的言論，聲色俱厲。官方立場不變.

fyi黎智英：孩子，你要勇敢

原載香港《蘋果日報》2009年6月3日

作者是蘋果日報母公司壹傳媒的創辦人兼主席

　　二十年了，已記不起當時的細節，只記得坦克車衝向天安門廣場，學生奔跑逃命，三輪車載受傷的學生撤離廣場，坦克車壓扁染滿血跡的單車……和那個獨立路上擋坦克隊前行的少年王維林……和我在哭。

　　二十年了，許多畫面業已模糊。那時的憤怒、慘痛都已淡然，那恥辱可依舊沉重地壓在心頭。
我們有個野蠻的統治者：中國人民政府為了統治的權宜方便，暴力鎮壓人民、屠殺自己的孩子。被宰殺的不是戰場上的士兵，而是手無寸鐵的學生；他們不是反政府的暴徒，而是懷赤子之心向政府進言的孩子。孩子倒下了，人民倒下了，高漲的是鎮壓人民的暴力。
　　
　　中國有個這樣的政府，作為中國人，我為此而蒙羞。這個恥辱令我抬不起頭來。

　　是的，二十年了。我那時只有十一歲的孩子，現今已是四個孩子的父親。我記得，二十年前六月五號的早上，他走進我的房間，見到電視在開而我在哭，他驚慌地問我：「爸爸發生了什麼事？為什麼你哭？」我給他看錄影下來的一些片段，告訴他：「別忘記這些畫面。這是中共殺害人民的紀錄。到你長大了，到你懂事了，你要記中國人是活在這恥辱中。」

　　那個時候，孩子是因為看到爸爸在哭泣而驚慌，他不明白為什麼天安門的小孩子會令我痛哭。現在他知道了。孩子，這些事情你要告訴你自己的孩子，讓他們也為這恥辱活下去。

　　「歷史洪流匆匆，中國已經強大了起來，我們應該以更大的胸襟擁抱將來，創造將來；以更大的寬容對待歷史，隨歷史的潮流前進。順勢而行，我們才可以創造更偉大的將來。為什麼要牢牢抓歷史上出現的一時偏差不放？不放下過去，讓出空間，那麼又何來更大的發展機會？寬恕過去，才會有更寬宏的將來。二十年了，為什麼不讓時間沖洗掉那夢魘，那道痛傷，然後安然上路？」

　　孩子，不要聽信這樣的說話。他說的過去並沒有過去，也不可能過去，因為那個過去便是我們的良知、我們的尊嚴和是非黑白之心。放下了良心、尊嚴，我們還是什麼？凡人皆有良知、尊嚴和是非之心，你不能因為生而為中國人便放棄做人的本質以致做不成人。你一定要為良知、尊嚴和是非之心而活下去，要為人民政府殺害自己的孩子這恥辱活下去。

　　你不能只為了中國的繁榮而活，你更要為中國人的良知而活。你不僅要為將來而活，你更要為歷史而活。歷史體現的良知是人民血淚的呼喊，是祖先喚醒我們的良知靈魂的回響。我們要是對天安門孩子的慘號充耳不聞，我們又還何來道德良知？

　　天安門孩子的悲鳴也是文明的呼喚，叫我們對歷史作反思。沒有錯，有些事情我們是絕不能忘記的，忘記了，我們便滅絕歷史的回響、文明的光輝。不，這一切我們都不能忘記。我們一定要讓歷史把我們教訓為更文明的中國人。
是的，我們要懂得寬恕，我們不能讓歷史的差池變成窒礙前進的包袱。我們可以寬恕，但我們不能忘記。六四的歷史烙印在我們良知之上，我們不能忘記這個恥辱。知恥近乎勇，中國人要是個不知恥的民族，那麼中華民族便是個沒有尊嚴的民族，是一群沒有勇氣面對歷史的懦夫。孩子，我們不僅是為了麵包而活，我們更是為了尊嚴而活，這些你都是知道的。

　　「今日，中國強大了，作為中國人，我們應該感到驕傲才對，何苦自揭瘡疤，讓別人看不起我們？」
孩子，不要相信這些說話。中國並不強大，國家強大，靠的不只是經濟力量，更還要有道德的力量。中國如果真的強大了，便應該有所自重為六四而羞恥，自信地面對瘡疤，謙卑地為過去的暴行懺悔。

　　今日的中國卻是一副財大氣粗的暴發戶口：「當時要不是鎮壓暴動，我們又會有今日的繁榮嗎？」我真的不明白，造就今日繁榮的動力，不是來自經濟開放，來自享有更大的自由的人民嗎？如果殘殺人民可以締造繁榮，那又還用開放嗎？統治者為什麼那麼害怕手無寸鐵的學生？

　　中共顯然認為經濟繁榮了，老子便大晒。人民有飯吃，那便可以掩飾所有暴行，一切壞事都合理化了起來？孩子，暴發戶會贏得你的尊重嗎？暴發戶可以令一個國家真正強大起來嗎？最近不是有個暴發戶大言不慚地揚言：「我有這許多錢，我怎會做壞事？」這是道理嗎？當然不是，這個你是明白的。
一個民族的核心價值是其文化和精神本質。不懂得反省的民族，又何以建立優良的文化？沒有廉恥，又何來精神力量？沒有文化、沒有廉恥的民族可以強大起來嗎？當然不可能。孩子，我們的中國並不強大。膽怯、自卑不敢面對自己的過去的國家，怎可能是個巨人？

　　孩子，到有一天你可以面對自己的錯誤，你才真正長大了。中國亦一樣，到有一天中國政府不再害怕人民，敢於面對自己的錯誤，謙卑地向人民懺悔：「對不起，我們錯了。」到那一天，中國才開始強大起來。
孩子，強大的中國是你們這一代人的許諾，你要為六四的恥辱活下去。即使全國為繁榮而奔騰，你也要在黑暗的角落點燃起這火焰。

　　孩子，你要勇敢啊。

fyi梁燕城：六四女兒有一個夢

原載《信報》2009年6月4日〈繁星哲語〉專欄

　　女兒爾欣九歲時，剛遇六四，在學校組織過遊行，十七歲時表示要為中國的苦難獻身，二十一歲回中國教英文，深受感動，向我表達，要像父親一樣，將生命和精力去貢獻祖國，帶來仁愛和平的未來。

　　二十一歲以後，她學老父大學時流浪印度，體會異地文化，且在大海嘯後，到斯里蘭卡參與關懷服務工作。由於她在加拿大成長，且在加拿大組織起有千多位年輕人參與的聯盟，更到渥太華國會游說，告訴那些政客，年輕人也有很多懂守道德、重家庭，不要以為人人都是泛性慾主義的追隨者。數十位議員和部長接見這批年輕人後，驚訝有那麼多新一代堅持理想與做人原則，不隨波逐流，也不屑放縱情慾。

　　二十八歲時，她又帶領三十位加國華人青年回中國農村教英文。廣西融水縣的大批學生和老師都跑來學習英語會話，全團外國長大的孩子，英語一流，但中文只懂幾句廣東話，惟有女兒懂普通話（帶點廣東口音），故由她代表致辭，說終於能回到祖國貢獻自己，講到這裏就泣不成聲。全體中國官員和學生熱烈鼓掌，因為體會到這些年輕人自費從美洲飛來，進入深山窮鄉中教書，純是因為一種愛。他們不知道女兒愛國是因為六四。

　　女兒找到我十五年前的一篇文章，是「文化更新」的宣言，標題〈我有一個夢〉，內有一段云：「我有一個夢，就是中國人再無分裂，再無鬥爭，卻有追求超越真理的勇氣，有對歷史過錯的悔悟，並發展一種寬恕互諒，互敬互愛的文化，醫治民族百多年來因鬥爭而來的深沉傷痕。」這是我經六四後深思而走出的另一條路，就是回中國與人民共度發展的艱困，以無條件的愛去醫治民族的創傷。我相信仁愛和尊重人的文化，是民主的根基。

　　想不到女兒用這文章寫了一首歌，在文化更新研究中心成立十四周年時獻給父親。歌詞云：「我有一個夢，就是黃土夢，再無分裂，再無鬥爭，卻有追求真理的勇氣。我有一個夢，就是黃土夢，寬恕互諒，互敬互愛，醫治多年來的傷痕。」副歌云：「我相信，天地有愛，人間有情，互相欣賞，更新自己，為下一代，我們應作出努力。站起來，我們應當萬眾一心，建立中國新的長城，作出奉獻，重建祖國的骨氣，為萬世開太平。」　　當她在台上唱時，為父也不禁老淚縱橫，多年教育她中國歷史文化之情，終於培養出一個有骨氣而愛護中國的女兒。

　　我慶幸自己十多年前擺脫了激進與憤恨之路，放下一切名利去投身重建中國，終於將仁愛和平的種子播在無數人的心中，包括有我教的大學生，也有我們扶貧資助的四千多年輕人。六四教育了我，不再憤恨，卻以犧牲和仁愛去更新中國文化，這才是民主的基礎。女兒也明白了。

fyi台灣總統馬英九六四事件20周年感言全文

原載nownews.com/2009/06/04/301-2459801.htm

今(4)日是「六四事件」20週年，向來關切六四相關議題的總統馬英九，今年照例發表相關文章，總統府今天也主動披露馬總統所發表的全文。馬英九總統今天發表「六四事件」20週年感言，內容全文如下：

20年前的今天，在北京天安門廣場發生震驚全球的「六四事件」。今年，世界各地的華人社會都有紀念活動。我們認為，這段傷痛的歷史，必須勇敢面對，不能刻意迴避。

政府與人民之間的流血衝突，史不絕書，中外皆然。過去半世紀，包括美國、東歐、韓國、東南亞等都曾出現，並在社會留下了長久的傷痕。政府是為人民而存在，流血衝突造成的怨恨與恐懼不會隨時間消逝，握有公權力的政府永遠有責任虛心檢討，設法癒合傷口。

我們認為：任何一個政府，面對不幸的歷史，要「就事論事」；面對沈痛的家屬，要「將心比心」。唯有如此，才能避免悲劇重演。

台灣也曾經歷類似不易化解的歷史傷痛，不論民國36年（1947）二二八事件或民國40（1950）年代白色恐怖時期，都製造了不少冤魂，也讓很多人失去自由與健康，許多家庭因而破碎，妻離子散，痛苦終生，人民與政府的關係蒙上怨恨與恐懼的陰影。

民國76年（1987）台灣解除戒嚴之後，政府花很長的時間，拿出很大的決心與誠意，經由調查、認錯、道歉、建紀念碑、立法補償、恢復名譽、設國定紀念日並降半旗等系列作為，期能撫平歷史的傷痛，促進社會的和解。這一段努力實踐轉型正義與人權法治的歷史，對台灣、對中華民族、乃至對其他國家，都具有正面意義與參考價值。

「六四」之後20年間，海峽兩岸都發生巨大的變化。大陸經濟改革成功，人民生活大幅改善。最近10年，大陸當局比過去更為注意人權議題，除了參與1966年聯合國「政治與公民權利國際公約」（簽署）與「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批准）外，並多次提出「人權白皮書」，今年4月也正式公布「國家人權行動計畫」。儘管國際社會對此褒貶不一，但是這些作為顯示，大陸當局已經願意直接面對這個議題，展現與過去完全不同的開放與自信。

過去20年間，台灣則經歷民主化的過程：解嚴之後，從開放組黨、國會改選、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廢止臨時條款、省市長民選，到總統直選，台灣一步一步回歸民主憲政常態。人民並以選票在8年內完成兩次政黨輪替，台灣逐漸邁向成熟的民主社會。上個月，台灣也批准了這兩項聯合國人權公約，並轉化為國內法，未來將以兩年時間，徹底檢討相關國內法律，以符合國際人權的標準。

這一年來，兩岸關係開始改善，雙方敵意逐漸降低，經貿來往與文化交流日益密切。兩岸在60年的軍事衝突與政治對立之後，不約而同開始採取具體行動，關切人權議題，尤其令人感到欣慰。這種良性發展不該只是歷史的偶然幸運，而應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才能為兩岸人民造福。

我們認為，歷史是指引我們前進的明燈，記取歷史教訓不是為了深化仇恨，而是為了策勵未來。如今兩岸關係的緩和，已為台海和平帶來曙光，我們認為：兩岸之間，最不需要的就是軍備競賽或外交惡鬥。

兩岸之間最需要的是法治與人權的競相提升，這些普世價值應該成為兩岸人民永遠共同的語言，來為中華民族下一代子孫開創一個自由、民主的未來。這是我們對「六四」20週年的感言，也是對兩岸未來和平發展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