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25日凌晨29°C 83%：多謝父親（一）

    今天2017年6月25日是先父離世30週年的忌辰，也是父親帶我偷渡來港的第60年。上月週年例行上山時，家人提醒我，今年應就先父留點記錄。的確，應該趁我還有記憶、講得明白，叩謝我這個真正的父親。
    先父的生平對社會沒有什麼重要性。而不怕說，我對他所知的也很少。這裏純屬個人的回憶，加上一些推理，試圖填補期間內太多的空白。
    先父不善語言。除了上海話，可以講流利的國語（現在的普通話）。但粵語是他的死穴，雖然半生在穂港生活，始終分不清「番梘」與「番茄」。
   我兒時在廣州，粵語是母語。此外由於父母之間用國語，聽慣了，也就兼懂國語，但一般只聽不講，就像今天父母來自內地的港人，聽得懂父母的家鄉話，但回應用粵語。
   幸虧後來母親去上海生我妹妹，把我帶在身邊。前後住了一年半，迫於環境學會了滬語。再回到廣州後，與父親就改用他的母語。來港後，父親完全活在上海人的環境裏，我也就順其自然，在社會上用我的母語，在他的圈子裏講他的話。
   爲此，此文會回歸白話文，不帶粵語、港語用法，也不夾雜英文。
   父親離世時，我42歲，但此前只有大約一半時間同處一屋檐下。由我大約4歲開始懂事算起，廣州7、8年，是我的幼兒園和小學時代。來港後頭尾10年，是我的中學和大學年代。但初中有一年多跟母親住，與在工廠寄住的父親一週見不了一次。最後是我自美國求學回來居住的4年。
   此後我再去美國，一住将近8年。父親就在那段日子裏，步入了人生最後的階段。我在美碰巧也過得比較辛苦。第二年入院個多月，接着工作要麼不穩定，要麼凌晨上班、緊張得難以透氣。加上紐約的家生變，在美頭6年又不便出境，除了給港寄點家用，鞭長莫及。父親後期中風和中尿毒，完全由母親與妹妹撐住。
   父親離世的消息是家裏通知我在紐約打工的報館在港的辦事處，請他們致電美國總部轉告我，說一切搞掂，不用回來了。時爲紐約上午報紙清樣前，我謝過香港同事來電後，接續做原來的事。當時紐約已經沒有家人需要轉告。
   母親和妹妹打點了父親的後事，事後沒有補說經過或留張照片。唯一有形的是先父在政府設施的龕位，成爲我每年的清明之旅。
   我對先父的背景所知近乎零。但從他出生和成長的歲月，已足證一個人在生60、70年，即使活在深山，也默默地承受了世上的蝴蝶效應。活在大時代的話，就更不用說。
   先父名觀鑫，籍貫安徽省太平縣，生於1908年4月13日。大約半歲，在母親或傭人的懷中，由慈禧恨透的改革派皇帝光緒過渡到兒皇帝宣統。中國進入兩千多年帝制的最後三年。父親這個清朝末代子民，頭髮都還未長齊，就掉辮子了。
   但此外，父親在哪裏出生、成長、上學；祖父母的名字怎麼寫，以什麼爲生，在哪裏終老；家鄉還有沒有人，父親從來不提。
   父親往事如煙，我猜有三個原因：一則父親本性低調，屬於那種縮起脖子做人的傳統中國人。二則母親帶着我下嫁父親時，由於她的一些背景，崔家可能有意見。母親自此有芥蒂，父親可能也就順着，不提自家的事。
   第三可能是時代的原因。我懂事時，廣州已解放（當時按習慣是這樣說）。無論是因爲我的血統還是父親抗戰時聽說在國民政府裏做過公務員，都最好不提，忘記是福。
   沒記錯的話，解放後的第一件事就是肅反。反者，反動派也，主要指國府時期留下來的美蔣特務。而所謂肅清，或許說槍斃比較容易理解。中國這麼大，當然不可能沒有特務。但以當時的做法，怕更多是莫須有。萬一得罪人被報復檢舉，有口難辯。在中國，政治性案件至今都不能以法治來解決。
    更不巧的是，我哥哥也就是父親的大兒子是空軍。他是內戰後期背着父親從軍的，真心想解放中國。及至解放後肅反，無論是他出於愛國，向上舉報大義滅親，還是有反動的家人連累他被軍法侍候，都足以家破人亡。我作爲兒童，雖不至於被打成日寇，但在解放後的環境裏傳開，在地方上也難免被另眼相看。
    或因此，父親隻字不提自己的事。我則出於性格，也許還有那個環境下養成的直覺，也就不問。
    因此，以下只能憑與父親一同生活的記憶、在親戚間側聞的一言半語，加上時代背景的推論來臆測。
    首先，在60年前中西交匯的香港，父親的姓和名就令很多人頭痛。當時莫說香港，連廣東都很少人姓崔。有這個姓的，十有九是laosung/北方佬，要麼就祖上幾代搬去了南北韓。我57年來港，直到80年代後期從美國回港工作，才在同行裏遇到第一個同宗。現在當然很多了，甚至有國務委員、特首、藝人.....。當時的香港雖不致因爲姓崔而受歧視，但客觀上會覺得自己與陳李張黃何有落差。
   對港人來說，更麻煩的是先父名字裏的「鑫」。當時很多人一見就皺眉頭。市面上沒有粵音字典--除非你有關係，去請教港大中文系或者洋中國通的訓練班。有人說讀「鑑」。但我只聽父親用上海話讀xing或xin（普通話原來讀xin），不知道粵語怎麼讀，又不好意思問國文老師。填表時人家問起父親的名字，我索性說「三個金」，表示我也不會讀，你看着辦吧。
   如今上網方知，「鑫」字原來的確取其形，寓意金多兴盛。祖父顯然想父親這個長子多金旺族。但把前面的「觀」改成「匯」就好了，不是看着別人得金，而是自己匯聚。那我也就成富二代了。
   父親在經濟上最鬆動的時候，應該是解放頭兩年，私營企業仍未完全充公或收歸國有前。但即便那時，父親經營的進口貿易，連他在內最多也只有三個人。只有「三」這一點符合「鑫」的字形。
   父親來港後，再也沒有翻身。大概70年代初離開工作的書店後，就沒有固定的差事。好像偶爾蒙相熟的同行關照，幫忙跑腿送貨。在港30年，恐怕一個月未賺過一千元。
   我來港時，每逢要填表，都有籍貫欄。當時根據中國傳統申報。即使生在香港，從未到過父親的家鄉、不會講家鄉話，仍然要跟父親的籍貫填。其實，莫說太平縣，我甚至未到過安徽這個省。只有一次由北京坐火車去上海，沿途穿過安徽。經過時，我特別用心看。那恐怕是40年前的事。
    我並非不想去安徽太平，更不是玩本土、抗傳統，拒絕被父親的籍貫強姦。而是，父親從未提過家鄉，從未聽說家鄉有人來信來訪，家裏沒有一樣說得上是安徽的事物，我也從未吃過家鄉菜，哪怕是配菜調味品，我甚至不知道，家鄉是否還有人。只有一次，不知道怎麼會提起，好奇的問父親：安徽話怎會說，說一句來聽聽好嗎？還記得父親顯得很靦腆，用低到幾乎聽不出的聲音講了兩個字。不記得是什麼了。
   由此看，我懷疑，父親是假的安徽人，實際上是同化的上海人。根據我看過他小時候唯一與父母的合照，一家大小穿長衫馬褂，背景是中國古老大屋廳堂的擺設。看父親的年齡當屬民國初年。以此看，他的父母的確是安徽人，他生在安徽太平。
   但我猜，祖父當時大概在鄉下有點錢，不想安徽窮鄉埋沒了自己的繼承人，從小把這個長子送到上海，精心培養，就像今天的內地人把稚齡子女送到洛杉磯當小留學生。但這一來，子女長大後也就變成成長地的人。這是你教育的代價，不能怪他們長大後不認祖。
   人往高處或無可厚非。但我小時候在上海住就明白，上海當時來自鄰近窮鄉，尤其是長江以北的居民，男的剃頭（理髮）、拉黃包車（人力車），女的做娘姨（家傭），專門侍候上海本地人。「gongboknin」（江北人）亦即下人。安徽人就屬於這一羣。安徽自古就窮，最出名的不是桐城派文人、徽硯，而是在饑荒中，連羣結隊穿州過省討飯唱的《鳳陽花鼓》。
   這種城鄉差距所造成的族羣認同，任何地區都存在。在上海成長的父親如果不想認是安徽人，也就可以理解。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