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King's Speech》（皇上無話兒）是近月所看最好的電影，而且比我想像的要好，成為奧斯卡大贏家理所當然。
精通英文的朋友盛讚對白精警。我不夠水準評論英文，但一向偏愛英國人的subtlety，特別是幽默。反過來特怕美式的硬滑稽，1950-60年代是Jerry Lewis，現在則是Jim Carey。Laurel and Hardy比較接近Charlie Chaplin，我可以接受，Lucy Ball就免了。Subtle的幽默與硬滑稽可信反映了英美兩個民族的性格。美國人大概因為崇尚開放坦誠，要七情上臉、手舞足蹈、高呼尖叫才能表示真情，否則會被視為有所隱瞞或虛偽。英國人也許因為有貴族的歷史，等級分明，把這種大鳴大放視為沒有教養的vulgar行為，也就是粗鄙。這有點像傳統的中國。因此，傳統的中國人比較接近英國人，但今天的一代會偏向美式。艾未未比較接近後者。
此片大概是題材尊貴的大片裡，唯一需要限制未成年觀眾入場的。香港評為IIB，只比最高的限制III級略低。原因並非色情暴力，而是說當今女皇伊莉莎白二世的生父喬治六世還是王子時，最愛罵“Fuck”。這可信是事實，否則皇室不會讓片子公映。說到底，捏造事實令他人成為笑柄，並非言論自由的範疇。而反過來看，溫莎皇室的量度，環顧全球恐怕絕無僅有，為英式民主自由得了不少分。
本片唯一不足的是扮演喬治六世妻子，也就是當今女皇生母的Helena Bonham Carter。臉型瘦削、顴骨高，下巴尖。不知道已故的皇太后，也就是Queen Mother當年是否真的如此，但給人的印象比較「小家」。政治正確的人會說我歧視、以貌取人、蔑視女性。但設身處地，80-90年前的皇室會讓子嗣娶一個他們認為不夠雍容華貴的女子嗎？即使戰後的兩代皇妃，由30年前的戴安娜到今天她的兒媳Kate Middleton，都不是這個樣子。只有女皇次子Andrew的前妻Sarah Ferguson樣子比較那個，後來果然也比較出位。
或因此，女主角給人印象最深的是在《Harry Porter》系列裡扮演類似巫婆的反派。
《皇上》開映至今將近兩個月，還有個別戲院在演。但正版影碟已到港，只不過非藍光BlueRay也要賣將近200元。
此片我特別感到切身，因為與喬治六世同病相憐。因此，我縱使沒有資格評論影片的藝術價值，但裏面的一些細節有切身的體驗，可以為此作證。
我從小就口吃。父母沒有這個問題。身邊唯一帶點口吃的是我輕微弱智的叔叔。由於父母不太管我，同住的叔叔是我最接近的人。讀小學時，都是他帶我逛街看球。至於我小時候是否有過trauma，唯一想到的是還未懂事時的骨結核。但口吃是否打那次大病開始，完全沒有印象，父母也沒有說。至於是否還有深層次的Freudian原因，就更不知道了，也懶得深究。就讓這個疑問伴隨我過世吧。
我的口吃不亞於戲裡的王子，但與後者不同：
我沒有當皇帝的壓力，無需在全國的殷切期望下公開演說，而且必須動人心弦，因為關乎國運。因此，王子非得在限期內改掉口吃不可，痛苦到不停地fuck。我只是普通人，無需上台演講，完全可以國事管他娘。現在回想起來，間接因此，我起初讀理科，後來靠文字開飯。因為，這兩種工作都是與死物打交道，可盡少開口。
但有好處自然也有代價，我沒有皇帝的資源，沒有人幫我治療口吃。我長於1950年代的廣州和1960年代的香港，當時社會還顧不上殘障的問題。再說家裡吧，在廣州時，父親是傳統的商人，日常只管生意；母親官小姐出身，不碰家務，不帶孩子，唯一的工作是打牌。來港後，母親有自己的生活和住處；父親一窮二白，到工廠當簿記，和我寄人籬下，能給我找到一間還有點名氣的私立中學，又不欠學費就不容易。而作為新移民，不諳香港的制度，不知道是否有機構願意免費給我治療。相對於維生，口吃是「小事」，日常只能將就著，在公共場合盡少開口。
爲了口吃的問題，母親好像在廣州時，帶我見過一次醫生，但沒有下文。那也許是正常的。一來不口吃不傷身，二來大概要長期治療。1950年代初的廣州，內戰結束才幾年，有幾個家庭有本錢來應付這種不死人的事。即使花費得起，全市也可能沒有幾個人懂得治。戲裡的苦主是英國王子，英國當時幾乎是最先進的國家。王子請教過過好多治療師都治不好，我又有什麽好怨的。他的案例比我只不過早20多年。
關於戲裡口吃的一些怪現象，我完全可以證實：
一、生活上的對話，特別是與家人或者閒談，較少口吃。與陌生人對話，特別是需要辦事、提問，比較容易「發作」。
二、就像戲裡的王子，唱歌基本上沒有口吃，除非是上台表演；又或者在個別較難發音的字眼上「形住形住」。
三、講英文較少口吃。還記得在港讀大三時，一位教授曾這樣提醒我。因為，他也有類似的問題，上課時偶有口窒。毛病雖然遠比我輕，但顯然是經驗之談。當然這在戲裡沒有證實，治療師沒有用一種發音不同英文的語文來考王子。但如果讓王子學講阿拉伯文，可能會有我講英文同樣的效果。原因我很早就想過：正因為講英文不夠流利，要逐字想過才說，逼使我發音時韻律有致，緩和了說母語時搶著spit out的壓力。你聽來也許覺得荒謬：有什麽理由說，講一種自己難發音的語言，反而沒有說母語的口吃問題？但這的確是我的感覺，而且直覺上有一定的道理。
由此看，口吃主要是緊張造成的。一句話，心理因素遠多於生理。不錯，我生理上是有點問題，舌頭下粵語所謂的「脷根」黏得較緊。小時候在廣州，母親帶我去醫生處剪過。但似乎沒有徹底剪開，也沒有改善口吃。不過自己心裡有數：緊張造成的口吃遠多過黐脷根，否則爲什麽唱歌沒有問題？講英文問題也較少？
正因為緊張造成口吃，而越口吃就越緊張，兩者互為因果，落入惡性循環，到了中學大概就沒救了。這有點像吸毒，越吸越多，難以回頭，很快就變成上海話說的「老槍」（直譯成粵語大概是「長癮」）。最後甚至影響到性格。我雖不至於自閉，但至少是內向，交際場合可免則免，因為面對陌生人無法自我介紹，獻醜不如藏拙。成年後，就算徹底剪開脷根，相信講話很難恢復正常。而且從小沒有機會用口才，即使沒有口吃，表達的技巧也不如人。
口吃是不是一種殘障？由於不傷身，可見的將來相信都沒有社會會這樣界定。但以我的經驗，在個人交往裏，尤其是事業上，口吃的限制不比輕微的身體殘障少。說一句你就懂：由於絕少工作不需要與他人講話，嚴重口吃的人很少工作可以做。不要說是公開發言、接待客戶，就算同事間的聯繫，嚴重口吃都不行。有幾個同事有耐性與你一邊工作一邊筆談或者指手畫腳，最後只好請你另謀高就。
就說我吧，由中學到大學，每逢老師要背書(recite。那時候全班要逐一站起來背書，相當於用筆默書)，我都要私下向老師請求免役。同學見全班都背完，只有我沒有站起來交差，也明白是怎麼回事。還好我讀的是基督教學校，校風比較淳樸，沒有人欺凌，否則恐怕很慘。後來讀大學，我也不可能當衆宣讀論文。但不在人前亮相，沒有人記得你，也就很難找工作。找了工作也很難晋升。哪個學校願意請一個既不能講課，又不能出外讀論文為校爭光的教師？一般老師十五分鐘講完的問題，我恐怕要講一個鐘，誰有耐性聽我的課？
我當然也很難做任何需要對外打交道的工作，即使有老闆肯通融，我也不好意思耽誤他的事。說到底，我只能與死物打交道。除了現在靠打字，我可以做而且有點機會做得好的工作大概只有三四種：電腦編程（我在普林斯頓大學做研究時，寫過一個具有同樣功能，但指令最少因而執行最快的小程式。這與我寫作的習慣剛好一樣：大概是邏輯思維的慣性，強項是在兩點之間找到最短的距離）；做獸醫（輕撫貓狗背上的毛我做得來，至於我講什麽話、是否口吃，它既聽不懂，也不會笑我。要我學點貓狗叫使它們有共鳴，我也試過，好像不會口吃）；日本所謂的「禮儀師」（以拜山的經驗，與先人講話大概不會口吃。至於家屬，大可以用低頭合十、莊重的神情來表達哀思，其餘一切盡在不言中）……。
由於世上沒有什麽工作是可以賺大錢，又不用講話的，這也就排除了我發財的可能。我既沒有創意，可以像藝術家那樣，靠畫筆、雕塑、樂器來賣錢；又沒有特殊技能，例如運動天才，賭錢又不夠運，更怕冒險，因此可以死心。像現在那樣我已很知足，還得謝謝上天保佑、朋友照顧。
有人之所以編出這齣《King’s Speech》，因為編劇本身口吃。只不過比我幸運，治好了，大概成年後已沒有這個毛病。Good for him. 希望他繼續為口吃一族出一分力。
為免融入性格，變得內向到自閉，口吃可能要在十歲八歲之前就治好。這需要很多資源。一定有很多父母沒有錢和精神來面對。學校彼此競爭激烈，也很難照顧個別孩子的困難。但口吃的孩子不可能自治。面對同學的嘲笑排斥，只會避免開口、逃離群體，尤其是欺凌者。而由於口吃治好後，事主長遠的得益很難估計，因而無法用金錢來補償治療者，這項工作只能由社會來負擔，就像其他的殘障。
口吃了六十年，我早已接受，一切只能大而化之。有點擔心的只是，近年口吃似乎隨年事而加劇，講話越來越不流暢。加上記憶力日漸衰退，只怕是癡呆症先兆。希望不會像英國物理大師Stephen Hawking那樣，要用電腦代勞。萬一真的是命，到時只好向政府求助。
這就是我作為一個終身口吃者所知道、所感覺的，希望有助於口吃的同道和公眾的認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