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朗氣清。這次的週末兼差較難應付，但也總算完成，還學了點東西。
上周壓壞了去年才配的眼鏡，新配的今午可以取。鏡框視乎品牌、款式和材質，價錢隨時相差十倍。但即使鏡片，像我這種比較複雜的漸進式，也可以相差好幾倍。這次改為光顧樓上店，方知自己壓壞的眼鏡用的是變焦範圍窄的鏡片，只要550元。怪不得看螢幕和書刊比對上的一副眼鏡辛苦得多，我還以為是眼睛隨年齡退化。
變焦範圍較大的一種要850，變焦範圍較大再加較薄則要1,200。我就算省吃省穿，也不會省這幾百元來折磨自己的眼睛。
去年配眼鏡時，店主明明看我的舊鏡片質量較好，仍然介紹用較差的鏡片，收費又不比舊鏡片便宜，顯然不老實。香港真正的奸商也許不多。但看你不懂，又不夠巴渣，食得唔好晒的，則恐怕並不罕見。消費者是輸是贏，很講運氣。
一直想講講香港少數民族的問題。我在1950年代是香港的新移民，1980年代頭幾年曾經在美國逾期居留。在紐約時由於是在唐人街編中文報紙，工作時間披星戴月，工作地點就像香港的山寨廠。但並不害怕移民局來抓，因為一不是跳船、偷渡的非法移民，二不靠法律邊緣的活動為生。美國社會的「自由」價值觀根深蒂固，紐約更以世界人種大熔爐而自豪。在這個land of opportunity，官方要遞解一個有名校高級學位的記者，輿論代價恐怕不小。我反過來也不會去暴露身份，自找麻煩，連累報館和同事。這種彼此避開，不去逼使對方採取最後手段的灰色生存方式，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很常見。
隨著社會進步，來自印度、巴基斯坦、尼泊爾的移民近年在港博得頗多同情。以協助南亞人口為職志的「融樂會」成為代言人，經常見諸傳媒。我常逛油麻地，南亞移民普遍位於社會底層的事實無須置疑，關鍵是如何協助扶持，以免貧窮成為薪傳。
漢字難學是事實。南亞家庭可能全家沒有一人懂中文。子女每天在校可能只讀一個小時，本來就不太夠，與家人和族內友人交往又無用武之地。在家苦學中文甚至可能被視為背棄傳統。
但以華人角度看，南亞文字如天書，又何嘗易學？我總相信，南亞下一代學不好中文，骨子裡是看不起，而想讀全英文。他們家鄉過去長期受英國管治、用英國制度。精英從小受英文訓練、英國文化熏陶。印度國父甘地就是倫敦留學的律師，英文甚至好過一般英國人。南亞裔最嚮往的相信是移居英語富國，當專業人士。中文是老幾？除了兩岸三地，在全世界都無用武之地。
我相信，南亞裔其實想學本港中上家庭的子女，進英文名校甚至國際學校。只不過付不起近萬元的月費，於是以「中文難學」來博同情，讓華人裡的人道主義者幫他們爭取開辦專收少數族裔的英文官校。
但在這好幾萬甚至十萬人的南亞裔裡，也有極個別的例外。與友人談起，都注意到香港出了可能是有史以來第一個粵語甚至流利過一般華人的南亞裔電視記者，很贊賞她出鏡的表現。
據WikiPedia說，這位中文名「利君雅」的無線翡翠台女記者是印度裔，本名Nabela Qoser，浸大傳理系畢業，出道三年多，此前曾在NOW服務。
值得注意的是，這位利小姐參與公共事務，曾代表多族裔組織Society
for Cultural Integration (SCI)出席立法會聆訊。那次與朋友說，希望她有一天出選立法會，成為香港第一個來自民間的少數族裔代表，作為同鄉與主流社會的橋梁。
我想知道的是，利小姐為何能在眾多的同鄉裡，突破中文的taboo？她的經驗有沒有普遍性，讓後來的同鄉得以倣效？那是否與家庭背景有關，例如，家人裡有華人血統、華人摯友、專做華人生意……？
現在正值換政府。新的問責班子應考慮引入兩頭都通的南亞裔和歐美裔，作為種族融合的橋梁，令香港成為真正的彩虹社會。但注意我說的是「兩頭都通」。歐美裔要能講流利的粵語，甚至能看中文新聞，不能單靠英文大晒。中英文應逐漸邁向對等，而不是走英文單行道。
但現實中，眼看中層的華人家庭都希望子女只學英文，中文只求大致能看懂，南亞裔又怎會看得起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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