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9月30日 星期三

六十年的一「家」之言

原載《信報》<兩地一檢>專欄 2009 09 28

  前後花了四天,才啃完建政六十年的電視長劇《解放》。戲裏的毛澤東博古通今、料事如神、愛民如己,與黨內高層合作無間。但無人不知,毛得天下後修理功臣,不少含恨而終,人民也受苦受難。當局想藉毛的建國形象來重建國民信仰,但好到難以置信。

  近年講毛打天下的片子氾濫,但講他得天下後的片子很少,似乎默認毛「建國有功,治國有罪」。起碼,講毛建國容易聽得進,說為毛治國好只會愈講愈糟。本周公映的「獻禮」片《建國大業》也只講到一九四九。

合法離國非法來港

  但《解放》用五十集來重演各場大仗,單單地名、軍隊番號、司令員姓名就看得昏倒。最後只覺得:蔣介石被毛牽着鼻子走,國軍則幾乎沒打過一次勝仗。後來在圖書館找到軍方在○一年出版的《中國解放戰爭》,才發覺劇集幾乎是此書的翻版。

  但我還是看到底,因為想重拾兒時廣州「解放」的感覺。不料,當時共軍由北打到南。也許長江以北失陷後,國軍無心戀戰,《解放》用四十九集來講江北的戰役,只用一集帶過江南的半壁江山。

  的確,當年廣州易手毫無驚險。我那年四歲,與父母和叔叔住在現在越秀區的大新路。國府撤出前,雖然不時要走警報、下防空洞,但沒聽說附近有房子被打爛、有傷亡。最響的炮聲是國軍炸斷市區唯一的大橋海珠橋。

  而也許想走的人都已走了,餘下的人抱着醜婦終須見家翁的心情,並不驚慌。還記得那天到來時,我躲在四樓天台的欄杆後,看軍人沿着大新路進城。當晚,門口好像有軍人露宿,大概是共產黨所謂的「不拿百姓一針一線」。此外的變化是回到幼兒園時,國歌由「三民主義,吾黨所宗」改成「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但「輕鬆」的感覺很快就告終。父親被劃為「小資產階級」(相當於香港的中產),捲入「三反五反」,被勒令交出在國府治下賺的「不義之財」。但這種舊賬算不清,做生意的人都很苦惱。幸虧父親店裏的老闆去了台灣,在廣州只剩一兩個夥計和一批存貨,逼不出名堂,交些錢就過了關。但側聞父母說,不止一個熟人自殺。

  母親出身清末的官家,最怕窮,廣州易手前就決意要走。但父親捨不得店舖,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我和父親最終得以躲過其後的浩劫,要多謝我母親。母親出走後,父親不得不申請來港團聚,終於在反右前夜獲批單程通行證。但五七年的香港嚴控入境名額,據說有成千上萬單行證客在羅湖(或者說寶安)輪候,父親於是帶我經澳門「屈蛇」。換言之,我們合法離開內地,但非法進入香港,幸虧當時偷渡客一上岸就是神仙。

  父親在上海復旦學土木工程,在廣州做小生意,從來不談政治。但後來聽親戚說,父親抗戰時為重慶的國府當過差,一旦有運動,可以被說成「特務」。而不巧我同父異母的哥哥在內戰末期讀大學時左傾,背着父親去參軍。共產黨在野時,把一家人分屬國共看做統戰的本錢,但當了權後就反過來。聽說哥哥為了劃清界線,供說父親藏有手槍(我沒問,哥哥是說父親在重慶時有槍,還是說解放後在廣州有槍。這是歷史反革命與現行反革命,也就是勞改與槍斃之別),更到上海姑媽處截住當時在那裏寄養的妹妹,不讓她來港與父母團聚。妹妹後來上初中碰上文革,成為下鄉知青。十幾年後才得以來港,失卻上學的機會。

父親哥哥一段往事

  現在回想起來,就憑家人供說有槍這一點,父親只要晚幾個月來港,就逃不過反右,更不要說其後的文革。而父親與我在五七年離開,不但避過了五八到六○年的大躍進,更反過來成為大饑荒中接濟親友的主力。父親當時出糧,最大筆的開支是為我交學費和給親友寄糧油。

  我哥哥也不好過。以大學程度從軍,在四十年代末可能百中無一,而且與家庭決裂,赤膽忠心,但擺脫不了父親的過往(父親一向不談往事。只知道籍貫是「安徽太平」,因為我上學要填報,以及住過上海,因為上海話講得最好、朋友都是上海人)和家人在香港的咒詛。服役將近四十年都入不了黨,也無所謂晉陞。除了分到一套較大的房子,最大的安慰是子女成才,得免重蹈他愛黨、但黨不愛他的覆轍。他當兵給廣州家裏帶來唯一的好處是一年看一兩場戲。每逢十一這類大日子,父親可以帶我去中山紀念堂看招待烈屬(捐軀者)和軍屬的表演。

  兄弟姐妹裏,以哥哥最像父親,忠厚內斂,與世無爭,滿腔委屈都吞在肚子裏。改革開放後,聽說曾去信父親表示歉疚。我當時不在港,只知道父親年邁體弱,難以北上,哥哥則身為軍人,無法出境。直到父親離世,都未能當面為這段國策造成的父子恩怨來個了結。兩人最後一次見面是五十年代初父親住在廣州時。

  父親離世後,我去瀋陽看哥哥。但他很快就走到了人生盡頭。哥哥不說,我也就不問,文革期間,他是否因為父親而受過苦。按常理,當局要求軍人有更高的「階級覺悟」。

  同樣不幸的是,可能因為哥哥說他有槍,父親來港後直到八七年離世,再也不敢踏過深圳河。父親與上海和廣州的弟妹很親。作為長兄,父親來港前,負責照顧我輕微弱智的叔叔,來港後把我妹妹寄託給上海的大姑媽。沒想到父親五七年來港後,與弟妹即成永訣,我也沒有機會再見到小時候帶我逛街看球的叔叔。

無財無勢隨遇而安

  我始終不知道父親怎麼看政治。他不會喜歡共產黨,但既然在廣州留到五七年,相信也沒有加入國民黨。他來港後在書店打工,總店在台灣,每年隨同行慶祝雙十,掛幾天青天白日滿地紅、在「做伢」才有雞吃的時代飽餐一頓。

  在港三十年,好像晚年去過一次台灣。父親也絕少談港府。身為難民,不要說英文,連粵語都很普通。我們最接近建制的,只是家對面的深水埗差館。

  但與六十年來的千千萬萬人相比,崔家在大陸上還是幸運的,雖然是中產,但無財無勢、無口無筆、隨遇而安。既不鬥人,也很少被鬥的誘因。論討債,前面怕有一億人。我就更幸運,父親、哥哥、妹妹沒享的福都給了我。真的搞砸了,那也是我自受。

  現在我父親那一代崔家,連帶我的哥哥姐姐都已不在。此文也就當作大時代的一顆微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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