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的一「家」之言

原載《信報》<兩地一檢>專欄 2009 09 28

　　前後花了四天，才啃完建政六十年的電視長劇《解放》。戲裏的毛澤東博古通今、料事如神、愛民如己，與黨內高層合作無間。但無人不知，毛得天下後修理功臣，不少含恨而終，人民也受苦受難。當局想藉毛的建國形象來重建國民信仰，但好到難以置信。

　　近年講毛打天下的片子氾濫，但講他得天下後的片子很少，似乎默認毛「建國有功，治國有罪」。起碼，講毛建國容易聽得進，說為毛治國好只會愈講愈糟。本周公映的「獻禮」片《建國大業》也只講到一九四九。

合法離國非法來港

　　但《解放》用五十集來重演各場大仗，單單地名、軍隊番號、司令員姓名就看得昏倒。最後只覺得：蔣介石被毛牽着鼻子走，國軍則幾乎沒打過一次勝仗。後來在圖書館找到軍方在○一年出版的《中國解放戰爭》，才發覺劇集幾乎是此書的翻版。

　　但我還是看到底，因為想重拾兒時廣州「解放」的感覺。不料，當時共軍由北打到南。也許長江以北失陷後，國軍無心戀戰，《解放》用四十九集來講江北的戰役，只用一集帶過江南的半壁江山。

　　的確，當年廣州易手毫無驚險。我那年四歲，與父母和叔叔住在現在越秀區的大新路。國府撤出前，雖然不時要走警報、下防空洞，但沒聽說附近有房子被打爛、有傷亡。最響的炮聲是國軍炸斷市區唯一的大橋海珠橋。

　　而也許想走的人都已走了，餘下的人抱着醜婦終須見家翁的心情，並不驚慌。還記得那天到來時，我躲在四樓天台的欄杆後，看軍人沿着大新路進城。當晚，門口好像有軍人露宿，大概是共產黨所謂的「不拿百姓一針一線」。此外的變化是回到幼兒園時，國歌由「三民主義，吾黨所宗」改成「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但「輕鬆」的感覺很快就告終。父親被劃為「小資產階級」（相當於香港的中產），捲入「三反五反」，被勒令交出在國府治下賺的「不義之財」。但這種舊賬算不清，做生意的人都很苦惱。幸虧父親店裏的老闆去了台灣，在廣州只剩一兩個夥計和一批存貨，逼不出名堂，交些錢就過了關。但側聞父母說，不止一個熟人自殺。

　　母親出身清末的官家，最怕窮，廣州易手前就決意要走。但父親捨不得店舖，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我和父親最終得以躲過其後的浩劫，要多謝我母親。母親出走後，父親不得不申請來港團聚，終於在反右前夜獲批單程通行證。但五七年的香港嚴控入境名額，據說有成千上萬單行證客在羅湖（或者說寶安）輪候，父親於是帶我經澳門「屈蛇」。換言之，我們合法離開內地，但非法進入香港，幸虧當時偷渡客一上岸就是神仙。

　　父親在上海復旦學土木工程，在廣州做小生意，從來不談政治。但後來聽親戚說，父親抗戰時為重慶的國府當過差，一旦有運動，可以被說成「特務」。而不巧我同父異母的哥哥在內戰末期讀大學時左傾，背着父親去參軍。共產黨在野時，把一家人分屬國共看做統戰的本錢，但當了權後就反過來。聽說哥哥為了劃清界線，供說父親藏有手槍（我沒問，哥哥是說父親在重慶時有槍，還是說解放後在廣州有槍。這是歷史反革命與現行反革命，也就是勞改與槍斃之別），更到上海姑媽處截住當時在那裏寄養的妹妹，不讓她來港與父母團聚。妹妹後來上初中碰上文革，成為下鄉知青。十幾年後才得以來港，失卻上學的機會。

父親哥哥一段往事

　　現在回想起來，就憑家人供說有槍這一點，父親只要晚幾個月來港，就逃不過反右，更不要說其後的文革。而父親與我在五七年離開，不但避過了五八到六○年的大躍進，更反過來成為大饑荒中接濟親友的主力。父親當時出糧，最大筆的開支是為我交學費和給親友寄糧油。

　　我哥哥也不好過。以大學程度從軍，在四十年代末可能百中無一，而且與家庭決裂，赤膽忠心，但擺脫不了父親的過往（父親一向不談往事。只知道籍貫是「安徽太平」，因為我上學要填報，以及住過上海，因為上海話講得最好、朋友都是上海人）和家人在香港的咒詛。服役將近四十年都入不了黨，也無所謂晉陞。除了分到一套較大的房子，最大的安慰是子女成才，得免重蹈他愛黨、但黨不愛他的覆轍。他當兵給廣州家裏帶來唯一的好處是一年看一兩場戲。每逢十一這類大日子，父親可以帶我去中山紀念堂看招待烈屬（捐軀者）和軍屬的表演。

　　兄弟姐妹裏，以哥哥最像父親，忠厚內斂，與世無爭，滿腔委屈都吞在肚子裏。改革開放後，聽說曾去信父親表示歉疚。我當時不在港，只知道父親年邁體弱，難以北上，哥哥則身為軍人，無法出境。直到父親離世，都未能當面為這段國策造成的父子恩怨來個了結。兩人最後一次見面是五十年代初父親住在廣州時。

　　父親離世後，我去瀋陽看哥哥。但他很快就走到了人生盡頭。哥哥不說，我也就不問，文革期間，他是否因為父親而受過苦。按常理，當局要求軍人有更高的「階級覺悟」。

　　同樣不幸的是，可能因為哥哥說他有槍，父親來港後直到八七年離世，再也不敢踏過深圳河。父親與上海和廣州的弟妹很親。作為長兄，父親來港前，負責照顧我輕微弱智的叔叔，來港後把我妹妹寄託給上海的大姑媽。沒想到父親五七年來港後，與弟妹即成永訣，我也沒有機會再見到小時候帶我逛街看球的叔叔。

無財無勢隨遇而安

　　我始終不知道父親怎麼看政治。他不會喜歡共產黨，但既然在廣州留到五七年，相信也沒有加入國民黨。他來港後在書店打工，總店在台灣，每年隨同行慶祝雙十，掛幾天青天白日滿地紅、在「做伢」才有雞吃的時代飽餐一頓。

　　在港三十年，好像晚年去過一次台灣。父親也絕少談港府。身為難民，不要說英文，連粵語都很普通。我們最接近建制的，只是家對面的深水埗差館。

　　但與六十年來的千千萬萬人相比，崔家在大陸上還是幸運的，雖然是中產，但無財無勢、無口無筆、隨遇而安。既不鬥人，也很少被鬥的誘因。論討債，前面怕有一億人。我就更幸運，父親、哥哥、妹妹沒享的福都給了我。真的搞砸了，那也是我自受。

　　現在我父親那一代崔家，連帶我的哥哥姐姐都已不在。此文也就當作大時代的一顆微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