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不寫下它，歷史，將留下一頁空白。」陳秉安寫《大逃港》的原因
忙了兩天後，週二晚照例休息。見友人借我的≪大逃港≫講故事，不需要太用腦，想趕在下次見他之前看完奉還。這是我近月第一次看紙張書。網上的版本大約只有全書的三分之一。
作者陳秉安是深圳市作家協會副主席，很會講故事，沒有官味。家鄉雖遠在湖南，1950年代初期也有摯親因受迫害，不遠千里逃港，直到最後一天都拒絕回鄉。副題《中國改革開放的催生針》顯然為歷年偷渡來港的人平反。說白了，他們前赴後繼不但敲響了國運的警鐘，在港生活上了軌道後，更北上投資，成為中國工業化的馬前卒。出版此書的是廣東人民出版社，也就是省委直屬的書籍出版最高機構。不知是否山高皇帝遠，廣東的報刊一向在各省市中最為敢言，但也因而屢屢受「整」。書籍出版相信也不會太保守。
《大逃港》是去年7月出版的。以內地定義來說，我也屬於這個大家庭，但沒想過買。350頁的「大度」（大尺寸）太厚也太笨，更怕看著政治指揮棒來褒貶的宣傳。在全國省市裏，深圳逃港的人按比例最多。去年是經濟特區成立三十年，自然想自我貼金。但沒想到不但很好看，更解開了我成長的一個謎：父親當時雖獲頒發《來往港澳通行證》，可合法離開內地和進入香港，但卻捨近圖遠，不是經深圳羅湖橋光明正大走過來，而是帶著我先坐大船到澳門，再轉乘當時的「大飛」，通宵「屈蛇」。
那次旅程不但刺激，更是我第一次挑戰刑事法。或因此，至今仍然歷歷在目。記得大約有七八人同乘這條船，我是唯一的兒童。深夜上船後，蛇頭要我們下到現在新聞裏常見，用來走私的艙底。在不到一百方呎的暗室裏，同行者面對面蹲著，像做瑜伽，但更像上廁所。沒有人講話，最多是交換眼神，彼此心照不宣。
大飛開得很快，速度即使不及現在的港澳飛航船，大概也相差不遠。進入公海後，蛇頭讓我們上到甲板吹風。但即將進入香港水域時，又要回到艙底。直到深夜進入深水埗避風塘，改上小船，才得見天日。但為免半夜上岸令人生疑，蛇頭要我們留在小船上，等到天朦光才各奔前程。整個過程有驚無險，可信早已打通關節。說到底，那是五十年前，廉署成立後當然不行。
父親放著坦途不走，不但要多付數千元的偷渡費（相當於小市民幾年的工資），又怎知不會被捕遣返甚至被扔進海裏？但翻了大約半本《大逃港》後，製作了一個1949-57年也就是父親帶我偷渡那年的大事年表，我明白了。當時的深圳形勢吃緊，走羅湖橋的話，父親與我很可能流落深圳，難以及時在反右之前出境。父親在上海復旦大學畢業，在重慶國民政府做過事（父親學的是土木工程，在政府裏可能只是做測量、建築這類技術性工作），只怕過不了反右的關。當時母親已來港，父親若出事，我肯定很慘。現在回想起來，父親搶在國歌說「最危險的時候」到來之前及時脫身，實在英明，而且十分幸運。
父親若在1956年獲批來港的通行證，相信會帶我走羅湖橋。可惜晚了一年獲批。此前的一年，形勢急轉直下，內地人湧港。港方收緊入境申請下，大批取得通行證的人在深圳輪候，有時候需時數月。
父親帶我來港的1957年，原來在歷史上具有關鍵的意義。繼1949年內戰末期，深圳再見偷渡潮。《大逃港》第二章的《「五七」大逃港》佔全書篇幅十分之一。原因主要是向社會主義的「過渡」變成「過度」，與香港形成鮮明的對照，超越了廣東一些人的承受力。
中共打天下時，對人民的承諾的確有利多數人，而且言出必行。但當權後，為了加快用新制取代舊制，幾乎一年一「運動」，一些有利民生的改革轉眼就收回。1949-57年這八年，先後進行了肅反（肅清反革命）、三反五反（反貪汙反浪費……）、公私合營、農村公社化（仿照蘇聯的集體農莊）等政治運動。而且每一個都牽涉不少人。1957年更發動反右，大量批鬥知識分子。再過一年就進入官方所謂的「三年自然災害」，也就是餓死幾千萬人的人禍。
1949-51年的肅反主要是對付反對新政權的人。當時大陸還有國民黨留下來的軍人、特工，製造事故以動搖對新政權的信心。中共以牙還牙不能說沒有理由。但從政治出發搞運動，缺乏法治的制衡。出發點無論多好，下到基層必過猶不及、被借用來公報私仇。當沒有公正的法庭時，一旦被套上「美蔣特務」的帽子，幾乎是判了死刑。家人從此備受社會歧視，連兒童也不能倖免。
建政後，政府為所有人評定階級，相當於社會身份。但與資本社會相反，階級愈低地位愈高。我們一家三口被評為「小資產階級」，以當時的廣州來說算合理。父親做進出口，總公司可能在香港，他算是分公司經理。但此外只有一個夥計，生意之大可想而知。而且建政僅一年就捲入韓戰，遭西方封鎖，無進出口可言。父親又不是走私的材料，如果沒有記錯，很快就結業，沒有與政府公私合營的煩惱。來港前兩年，他靠做水客營生：在廣州買進口貨去上海脫手。前幾年我與母親到廣州，見到當年父親跑單幫的合夥人小金，現在當然是金伯伯了。
至於「公私合營」，也就是要「資產階級」將生財工具上繳給國家，以換取股東名分。日常與政府共同管理企業，可以分紅。但生意夥伴變成最討厭剝削階級的政府後，這些前資本家哪裡敢吭聲？所謂的合營有名無實，原老闆只求不得罪政府，不會再為公司謀。最後如同農村公社化，城市的經濟銳減。
至於三反五反，名義上是反貪汙反浪費……，但更重要的是逼那些非打工維生的人交代財產來源。在經濟上繞過圈子，從而財產帶有「欺詐」成分的行為都要不打自招、如實賠償。例如曾經逃稅一萬元，那就寫悔過書、連本帶利交還政府。問題是，中國先抗戰後內戰，由1937年打到49年，兵荒馬亂，法制落後，有幾個生意人會保持完整的帳本以證清白？於是坦白歸坦白，信不信權在政府。有過節的人也難免去舉報，把三分說成十分，甚至扯上政治，說你賺錢全靠國民黨。生意一扯上政治，那就豈止三反五反，簡直要肅反。面對抗拒從嚴的威脅，一些不太窮的人選擇「坦白」, 真真假假地說自己做過什麼壞事，交出財產，但求從寬。說到底，傾家蕩產總好過勞改槍斃。
但事情沒有那樣簡單。當局總覺得資本家靠剝削工人來做人上人，不會只幹過這點壞事。於是為了過關，大多數人都要坦白幾次。一次比一次說的多。而不用說，過程中也難免手持生殺大權的官員渾水摸魚。
當時側聞父親有朋友因此而自殺。但這在政治上稱為「自絕於人民」，從此全家都得低頭做人。記得父親也被要求坦白。當時我只有幾歲，當然不會告訴我。即使從旁聽說，我也不會明白問題有多嚴重、父親要交出多少錢才能脫身。幸虧，也許父親的生意一眼見晒，詐不到哪裡去，當局沒有太為難他。
至於公社化則是把農民的田地等生產資料集中起來，把農民由自耕、自負盈虧變成「公社」雇用的農工。這雖然是早就預告要進行的「改造」，但毛澤東食言，把時間提前了十年，建政第七年的1956，就要全國在一年內完成。農民怨聲載道。但有地方官投毛之所好，雷厲風行。農民心灰意冷，急劇減產。
連串運動下來，城市的bourgeois固然大批出走，農民也不安於室。加上1956年粵北災荒，饑民南逃。繼建政前夕，深圳在1956年再見逃港潮。本來，中港延續清朝以來的傳統，為了方便分居粵港的居民探親往來，對方的人只要合法出境，另一方按例讓其入境，來者不拒。但中共建政後，大陸南下的遠遠多過北上的，香港吃不消，由1956年3月開始改為一個換一個：有一個港人北上，英方才放一個人進來（圖：取自《大逃港》頁12)。這一來，手持港澳通行證的人大量滯留深圳，恍若後來輪候來港的港人內地家屬。不同的是，港人家屬在家裡輪候，繼續生活上學。1956-57年時，在深圳輪候的人來自大陸各地，往往要等好幾個月，幾乎淪落街頭。父親當時聽到風聲，拿到通行證後，一來怕沒有錢帶著我在深圳住幾個月，二來怕滯留深圳期間政策有變。現在回想起來，儘早出境確是上策。到了澳門後，即使偷渡香港失敗，在澳門暫留至少政治上安全，相信總有一天能夠來港，一家三口團聚。
以上的文字雖然主要是個人的經歷，但將回憶與《大逃港》的事實對比扣合，在除夕和初一家庭活動的空間，也花了兩天。謹用來紀念帶我偷渡，從而改變我命運的先父崔觀鑫。
至於在澳門等上偷渡船那一天的經歷，也許有機會再談。
1949-57年 導致大逃港第一波的時間表
1949年 中共大軍佔領國民黨政府首都南京，政權易手成定局。7月11日 南下的解放軍奉命在深圳北面的布吉停步，以示不會越過深圳河，要英國放心。10月19日 解放軍開入深圳。
1950年7月 中方開始封鎖深圳河。此前河兩岸的居民可自由過河耕種作息。但新政權上台初期，國民黨特工不時由新界過河施襲，事後返回港境。
1951年初 針對特務活動，中共寶安縣委下令「殺他一批，不得遲疑。各地殺人，必須大張旗鼓，以安定農村」，「至少得殺200人」（注：鄧小平在六四期間據聞說，必要時殺他二十萬人。司徒華生前在電視專訪裏直指其殘暴。從這段話可知，「殺人以穩定局面」是中共打天下期間養成的觀念。）2月15日起正式封鎖深圳河，邊界居民過河要申請。3月3日簽發第一張深港通行證。
1952-56年 深圳河北岸不存在逃亡潮。本書給人的感覺是：由深圳到廣東以至整個華南，農村地區穩定，生活過得去。
1955年10月11日 毛澤東下令58年前全國農村合作化。
1956年3月 中英改用出入平衡政策：香港北上多少人，就放多少人進入香港。但想赴港的人遠遠多過來深圳的，激發偷渡。
1956年10月6日閘門山事件 32人包括婦孺，襲擊邊防軍後強行過河。開槍231發，多人被射殺。24人抵港，成功率3/4。
1956年11月底 96.1%的農戶加入了合作社。1956年也提前完成了工商業改造，也就是城市集體化。
1956年前，逃港的主要是新政權的敵對者。56年後，第一次出現新政權的受益者，顯然同城市反右、農村整社有關。
1957年：農村要退社，城裡右派要「共產黨下台」。政府的對策是農村整社而城裡反右。
1957年3-4月 廣東青黃不接，粵北水災，南下逃荒。
1957年春，毛澤東發表≪事情正在起變化≫吹響反右號角。農村反退社稱為「整社」，1957年8月達到高潮。
1957年偷渡人數飆升。6月後，每月近千人。7月數千人。
1957年6月8日 寶安縣委向省建議放寬來往香港。6月29日 1949年後第一次放寬赴港，成為「57年大放河口」。但幾天後就收回政策。
1958年 大躍進、大煉鋼
